2024年8月10日至11日，“中国‘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来自海内外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和出版界、期刊界、媒体界同仁共150余人出席会议。大会汇集了历史学、政治学、法学、哲学、文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学科领域从40后到90后的优秀学者，旨在秉持古今贯通、学科交叉、世界眼光和经世情怀的精神，对古代“大一统观”的源起与实践过程、“大一统观”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及其转化机制、“大一统观”与世界国家形态理念的比较等重大问题进行全方位研讨。

　　10日上午，会议开幕式在世纪馆北大厅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轶代表学校向与会者致以诚挚欢迎。他指出中国悠久的“大一统”传统，既具有古典意义，又兼具现代价值，构成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对“大一统观”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认为“大一统观”研究可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发掘“大一统”等中国古典概念的学术意义，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二是推动“大一统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银河国际galaxy网站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作出新的贡献；三是贯通古今与中西视域，深入探索“大一统”与现代中国的关系。他鼓励与会学者畅所欲言，共同将“大一统观”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峰。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胡恒主持。

　　主旨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部主任、明德书院院长黄兴涛教授和胡恒分别主持。9位资深学者先后发表精彩演讲。

　　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从封建制与郡县制的持续紧张切入，解析由汉代迄清代“大一统”治理模式的选择、调适与演变过程；刘志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通过南方各地“社稷坛”的“原始”形态，认识其标准化的演变逻辑与不同形态“社稷坛”背后所共享的深层文化观念，从而理解“社稷”这个文化标签的多种样态如何构成“大一统”的基础；朱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围绕历代“大一统”的愿景、措施、过程及其对现代国家治理的影响展开讨论，指出“大一统”作为一个整合性的概念，对历代王朝开展人才选拔、灾害应对等国家治理形式具有塑造作用，并持续影响着当代中国“制”的运作和发展；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从比较视域出发，阐释“大一统”如何构成了一种有别于西方经验的独特国家形态理论，指出“大一统观”根植于中国古代的政治与社会，既有操作层面的内容，亦有深刻的宇宙论基础，直到近代中国面临全球性的挑战，“大一统”的理念和实践仍被内化于中国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建构之中；周雪光（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古代维系“大一统”所面临的巨大制度成本及其化解之道，并以“疏放型行政”理解“大一统”下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共生并存、相互依赖的复杂样态，呼吁在两者的动态关系中理解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的内在机制；唐晓峰（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从地理学的角度指出，山脉本有分割地理区域的作用，但中国的山脉很早就被统治者用以加强区域控制和国家整合，“三山五岳”等山名也逐渐被人文化与神圣化，成为九州同贯、华夏一统的稳固地理坐标与政治文化标志；李治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从宏观的视域透视秦汉的“中国一统”、元代“华夷混一”、明清“华夷一统”的曲折与发展成熟过程，并指出由于元明清“华夷一统”的演进，复合式共同体的中国由“小”变 “大”，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华文明结构及传统王朝序列在新的时空格局下皆得到了相应的完善；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立足于二里头遗址的研究，诠释东亚大陆从“古国时代”满天星斗的文化格局发展成具有中心的多元一统文明的漫长历史过程，从而将早期中国与“大一统”源起的讨论延伸至更为悠远的时空谱系当中；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指出，“大一统观”不仅在中国历朝统治合法性的建立、疆域拓展、社会治理、文化意识形态构造等方面持续发挥着统摄作用，而且在近代以来与西方思想发生碰撞交融，逐步演化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建设的重要传统资源，对“大一统”的观察应当兼顾“统治”与“治理”的区别和联系，挖掘“大一统”在观念和实践上的复杂层次与意义。

　　8月10日下午至8月11日上午，16组分论坛报告分别进行，以下根据主题展开纪要。

　　分论坛1围绕“大一统观”与早期中国的形成展开讨论。罗新慧（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提出，华夏共同体的形成与周人对“四方”的经营密不可分，周人不仅以政治、文化手段治理“西土”，而且用天授大命的思想营造出有助于“统一”倾向的氛围，提高了周朝的族群凝聚力；陈赟（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指出，“大一统”指向连接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普遍秩序问题，在天道与人道分殊的“天下时代”，孔子修作《春秋》，不仅将政教结构从“天下”转变到“国”，而且将“王迹”终结的时代转换为新纪元的开端，实现了“天下”内涵的转移；孙闻博（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同样以“天下”概念为中心，讨论了东周至秦汉时期从“分天下”到“并天下”的政治演替过程，展现出“大一统观”的肇始与“天下观”的联系；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从秦朝实现版图、制度统一，却缺乏思想统一路线和贯通天人之道的多重背景出发，讨论了汉代“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与实践过程；赵永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认为，隋朝的《开皇礼》实为兼融汉魏传统与攀附“周制”的新制为一体的华夏礼仪，蕴藏着隋朝承继宇文周和姬周的双重正统性。恰恰是通过承继南北皇帝礼仪的双重遗产，隋朝在南北统一的前夜创造出了礼仪一统的理想礼典。

　　分论坛2聚焦儒家经典与“大一统观”。陈苏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指出，董仲舒等汉儒在秦代经验的基础上，主张用“王道”取代“霸道”、用德教辅助法治，使公羊家的“大一统”学说得到新的发展，并成为帝制王朝“大一统”理论的基本蓝图；陈壁生（清华大学哲学系）对“大一统”进行了经学溯源，点明“大一统”最初表现为一个有中心的、自内向外拓展的德性秩序，而“夷夏”进退观念与三世异辞的结合，又使夷夏的种族意义得到消解，转变成文明普遍性的问题；赵令志（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认为，清代统治者对儒家经典的翻译有力推动了“大一统”的发展，今后有必要关注历代民族政权翻译和刊行儒家经典的实践，深入解析非汉人接受儒家思想的路径与多元互动过程；吴仰湘（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梳理了百余年来与王闿运、廖平学术传承相关的传闻和误说，指出廖平由训诂、考据转而“专事求大义”，进而走向分别今古、尊今抑古，是其自身学思发展的结果。

　　分论坛3关注“大一统观”与历代“正统论”的互动关系。江湄（首都师范大学）指出，金元之际的“中州士”借助义理化的蜀汉正统论，使“中国”成为一种贯通中国历史的崇高政教理想和精神原则，并试图以之指导和转化“征服王朝”，借此理解所谓“征服王朝”的历史如何被转化为中国文明传统的一个连续性环节；邱靖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解析了金朝开国史的重构过程，指出熙宗朝修成的《太祖实录》通过追记“收国”年号、改写建国年代、诠释“大金”国号等方式，展现出女真起兵之初的法统来源，这种做法与辽人建构契丹开国史一脉相承，反映出华夏史学传统的潜在影响；孟尧（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认为，宋明正统论不仅是评判政权合法性的外部标准，而且是一种理解政治如何展开、国家如何成立的政治理论，关注的是如何根据内在心性和宇宙秩序之“道”实现自发的人心聚合与国家建构；高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围绕王朝、道统和运数讨论清人如何在特定历史时期定位清朝的历史地位，揭示出清人从清初到乾嘉时期“以元拟清”、集两千年运数之大成和超越三代论的认知演替过程；张翔（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从东西方文化论战期间有关中国长期一统的争论切入，重新发现中国的文字系统和“超国家主义”政治传统对维系大一统的意义。

　　分论坛4围绕“大一统观”下的“礼仪”运作展开。刘永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指出，“急公”一词在清代由宽泛涵义转为特指“完粮当差”，官方对“急公奉上”与“庶人之忠”的关联性建构可以借助圣谕宣讲文本向下渗透，展现出了清朝君民关系的新型内涵与教化途径；孔勇（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则尝试将孔尚任从传统的文学史脉络里拉出，重新将其置于清初政治史的论说空间之内，探讨孔尚任亲身参与的圣君形象之塑造，以及士林风向之重构的历史；陈晨（东华大学人文学院）认为，清代的宗庙祭祀体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使得满洲传统与中原礼制、古礼与今宜相交织，共同塑造了清代前期宗庙祭祀体系的复杂形态与多元内涵；姚春敏（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则将视野落到基层的佾生群体，揭示了清代佾生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其运作的基本状况。

　　分论坛5关注帝王维系“大一统”时采取的各类政治策略。孙立天（独立学者）发现，康熙帝建构了包括包衣奴才与传教士在内的私人通讯网络，借此绕开朝廷事务系统，形成点对点的沟通传递和事务处理机制，从而奠定了此后军机处建立的基础；江晓成（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从“本朝无名臣”论出发，系统考察康雍乾三帝批评与整肃“名臣”的理念与实践，并关注其发展趋势和策略差异，借此管窥盛清时期帝王的治术问题及其影响；陈兆肆（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分析了乾隆帝对岳飞特加推崇的背景、表现、原因与影响，认为乾隆帝推崇岳飞既规训臣子忠君，又维护着清朝的疆域一统与正统性，最终让岳飞的形象得以再生，成为重要的民族符号；张一弛（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则重点关注清朝如何在渐趋中衰之际承继“大一统”的遗产，他以嘉庆朝东巡的相关建构为中心，探讨了嘉庆帝欲图振兴“大一统”政治文化的策略与难题；王敬雅（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认为，清朝官员升迁的壅滞现象是由于入仕人数过多、阶梯结构不合理、考查制度不清晰、奖励制度设计不当等因素所致。该问题对吏治存在消极影响，且加重了政府的负担，但终清一代始终未能将其彻底解决。

　　分论坛6侧重于探讨“大一统观”在政治变动中的表现与重构。马子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回归晚明清初的政治语境，考察士大夫对良好秩序的设想，探讨他们在何种程度上以道统自任、其君权批判是否具有普遍性、清初的治道合一论是否只是君权单方面攘夺道统，并以此窥探明清之际的思想观念与政治文化变迁；冯贤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指出，清初在明末秩序崩溃的短暂过渡后，很快重建了自朝廷到地方的垂直控制系统和治理体系。从地方政治或社会控制的层面，可以更好地窥察“大一统”的论说及其实践，特别是明清鼎革之际正统论与王朝忠诚的变化；姜金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聚焦于清初的“两议”案件与“经史之争”，指出“理学真伪论”可被视为康熙帝应对各种治理分歧的学术解决方案，对于清代中期的学术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李文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认为，1907年边疆普遍建省是“大一统”的完全落地，其动力与思想主要是外源的。尽管历史未给清末改革留足时日，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继承此一政策，维系了“大一统”建构的延续性。

　　分论坛7围绕“大一统观”与地方治理展开。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指出，在国家正项之外，不同区域驿站体系的经费筹措、夫役摊派的机制也各不相同，连行会、帮会、市场等民间势力也被卷入其中，动态运转的驿站体系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汲取民间资源，为“大一统”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琚小飞（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同样关注清代的驿站管理与运行机制，他指出，清代的驿站体系沿袭明代又有所发展，形成了完善、流畅的管理运作系统，有效保障了中央与地方的信息沟通和大一统国家的治理能力；郭宇昕（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发现，清代马政体系综合了前代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政权马政的特色，并伴随清前中期军事活动的开展而不断完善，有力保障了盛清时的军事活动与疆域一统；胡英泽（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关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如何被落实到具体的地方治理实践当中。他从地籍管理史的角度探讨了为民制产与礼仪教化、王道政治的关系，以及户籍管理与王朝礼制的制度化过程。

　　分论坛8聚焦于清代“大一统”在东南海疆的治理实践。李细珠（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康熙年间朱一贵事件、乾隆年间林爽文事件、同治年间牡丹社事件为节点，将清朝治理台湾的政策演变过程分为“三节四段”，指出清代台湾完成了与大陆的一体化过程，海峡两岸成为了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李国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雍正年间频繁出现的“台湾是紧要地方”这一话语出发，考察雍正帝的各项治台策略如何推动台湾的稳定与发展；伍媛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则重点关注清朝在台湾的文教活动。她认为，清朝通过社学将儒家教化深入地方，使台湾土著在文化心理与国家认同层面产生了归化的效果，实现了台湾原住民群体对于大一统清朝的依归；张小也（深圳大学人文学院）结合档案文献与田野调查，讨论战争前澳门葡萄牙势力在香山县的拓展过程及其与当地民众产生的摩擦，进而揭示望厦村民的诉讼活动如何构成清朝官府与列强抗争的基础。

　　分论坛9关注“大一统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夏明方（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以“非线性中国化”的概念对中国历史进行贯通式、整体性的理解。他指出，历史上的“中国化”具有多向度、多层次、多主体、多效应、多过程的特征。考察“中国化”的问题时，应重视以“心史”为代表的汉人“小中国”与多民族“大中国”两种政治话语及其实践的互动关系；张广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传统在周代便通过宗法制融入了中华文明，后来秦汉王朝开辟了“以国家兼天下”的帝制大一统，并延续两千多年。近代以来，传统大一统国家面临危机，中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重构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实现了“旧邦新命”；关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认为，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特征是祛除教权，进而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政治秩序，亦即具有包容性、非征服性与文明共同性的“天下秩序”。在西方现代民族观念传入后，原先“天下秩序”下的“天下之人”自然转变为“中华民族”，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可视作是大一统政治文明的历史遗产；何永智、霍达正卿（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通过“燕行录”的他者视野指出，清代京师多民族“混融无间”的互嵌格局，为各民族跨族际通婚与跨族群、跨区域经济往来提供了广阔的互动空间，彰显出各民族在不断交往交融中形成的强大内聚力；谢晓辉（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则以自下而上的视角探讨了湘西北地区土著族类由“多”到“一”的转变过程与整合机制，指出“中华之民”的观念与认同早在清中叶推广“大一统”的过程中就已融入当地人群，进而反驳了“中华民族”是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结果等说法。

　　分论坛10围绕“大一统观”与边疆治理观念展开。赵现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总结了中国古代北部边疆结合部政权所具有的经济、军事、文化及尚武精神等特质，认为边疆结合部政权在中国历史的统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是中华文明内聚性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祁美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对学界使用“藩部”概念时存在的误区进行了辨正，认为“藩部”不等同于清代的“边疆”，清朝的“边疆”远大于“藩部”治理的范围，如新疆是清朝的“边疆”地区，但不是整个新疆都是“藩部”，也不是所有的“回部”地区都是“藩部”，因此需要在研究中加以辨析；成一农（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认为，清朝并没有现代意义的“边”和“边疆”，清人使用的“边疆”是“天下秩序”的反映，其在本质上首先是不同文化之间的“边疆”，然后才是与之对应的地理和政治单元的“边疆”；袁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主张，今后应关注清代“大一统”话语内部的圈层结构，以及边疆区域关系变迁与“大一统”理念的调适等问题，从而对清代边疆区域间的关系以及中心与边疆的关系作出合理解释。

　　分论坛11主要从法律史的角度探讨“大一统观”在司法上的实践与变动。不同于其他学者多将清代的治藏成就归功于乾隆朝，林乾（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关注到雍正朝在西藏管理方面的多项制度化成就，包括用直接行政管理取代委托管理，实行政教分治，规范藏传佛教传承系统等，肯定了其对西藏历史产生的诸多重要影响；胡祥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注意到了清代京师审判体系的特殊之处，以及由此引发的刑部与其他审判机构发生的“抵牾”现象，借此探讨京师审判机构中的异常权力关系及其运作实情；李典蓉（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从巡台御史与司法审判的角度切入，管窥清朝御史巡视地方职能的萎缩趋势，进而对“清承明制”与“信息渠道”视野下的国家治理问题提出新理解；魏淑民（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以清代的省例为中心，并将视线延伸至当代，贯通地分析了设立地方性法规、地方立法权与央地关系演变的历史。

　　分论坛12重点关注“大一统观”与边疆治理的具体举措。柳岳武（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探讨了漠北地区的商贸往来与商民管理问题，他指出，清廷的制度设计和运作推动了该地的发展与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但清廷在“确保蒙旗生计”与“依赖内地商民”之间犹豫不决，以致对此后漠北地区的长远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蔡伟杰（中正大学历史学系）探讨了下嫁蒙古王公之清朝公主的收支与财务管理问题，发现清朝公主一方面是皇帝抚绥蒙古政策的延伸，一方面又会造成蒙古平民的损失与反感，在清朝的蒙古边政治理中产生了双重作用；张心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从蒙古地区的监狱制度入手，考察了该制度的构建过程、蒙汉法律交融的特点，以及内地化迁移等问题，认为蒙古监狱制度体现着清朝“大一统”国家刚性治理与柔性治理相结合的边疆治理策略；张伯国（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围绕晚清新疆与内地文化的一体化构建，深入考察了文教治疆理念的兴起、目标、实践及其在重塑清朝国家认同等方面的影响，借此检视晚清应对新疆治理危机、寻求变革治疆方式的积极探索。

　　分论坛13将“大一统观”的实践纳入广阔的比较视域下。林少阳（澳门大学历史系）尝试在理论上诠释前现代实践于以东亚为主体的朝贡礼仪，他认为，儒学的论述及其相关的礼仪长期为中国产生了强大的道德与文化资本，有助于中国在朝贡礼仪上形成“强制性主导地位”；李恭忠（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指出，战争前，清朝基于“天下观”，试图将英国等欧洲国家纳入“朝贡体制”以维系“大一统”格局，但最终反被英国拉进“世界”格局当中；钟焓（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将视域转入西域，他指出，清代西域信仰教的各民族始终将清朝皇帝视作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君主而予以认同，其根源足以上溯至喀喇汗王朝兴起之际，从而诠释了新疆地区的历史演变从未偏离中国认同的发展大趋势；曹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结合中外史料，解读19世纪上半叶清朝与中亚诸部间的宗藩关系如何在俄、英、浩罕等诸方势力的搅动下发生变化，进而分析清朝的因应举措与效果。

　　分论坛14从历史书写的视角观察“大一统观”的实践。张俊峰、李杰（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梳理了唐代以来南诏“五岳”的地方塑造与历史书写的演变，认为其代表着国家的进场，是云南融入王朝大一统秩序的象征；惠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从清代蒙古人对清廷“大一统”的理解和书写切入，指出蒙古人逐渐与清廷在“大一统”的议题上同频共振，体现出大一统政治向内的凝聚性；谢宏维（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指出，在晚清大变局时代，地方志深受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成为清朝稳定社会秩序、重构国家认同的政治工具与文化资源；庾向芳（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从情感史的视角考察了民国时期不同史家对清朝正统地位的褒贬态度，尝试为民国清史学研究和近代史学转型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典型案例。

　　分论坛15兼具政治学、历史学的交叉视野，围绕“大一统观”与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实践展开。任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引入中西方学界对国家形态理论的阐释，提出“中心统合主义”作为大一统国家的一个理论概括。他将大一统的中心构建视为由中心性价值系统（治道）、中心性制度系统（治法）和中心政治主体（治人）统合形成的体系性范畴，并将其置于秦汉之变的历史中加以分析论证；胡恒（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从超大规模与有限政府这一对结构性矛盾入手，分析国家规模如何影响了清朝的制度设计及其内在机制，例如垂直统治空间上的县级以下政权建设、横向空间上的“厅”的设置，政区的等级化和官僚资源的合理分配等，以解决超大规模这一治理难题；灾害应对同样是国家治理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周琼（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指出，清初的灾赈实践及文化建构是清王朝建构“大一统”合法性的基础，体现在灾赈机制的建立、灾赈文化的形成、灾害书写、民间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在灾赈文化建构与“大一统观”的互动中，民族共同体的潜在理念也随之得到奠定；王日根、徐婧宜（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认为，由经、权、道构成的经权思想远超儒家思想的范畴，重经、行权、合道三者循环统一、相辅相成，构成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国“大一统”思维方式与社会团结一心的重要价值方法。

　　分论坛16同样融汇了政治学与历史学的交叉视野，并将研究时段下延至当代，探讨“大一统观”在现代国家建设中的延续与变化。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指出，清朝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后的“自在”阶段，在多民族交流及频繁的国际互动中，清朝自觉确立了“中国人”的身份，且逐渐形成并强化了“主权意识”，从而在“大一统”王朝和民族国家之间建立了联系；景跃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反思了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及其局限，主张将“大一统”引入现代国家建设的话语当中，思考人们如何在维持大一统版图的前提下从事现代国家建设，并在大一统加集权制度的选择下处理好诸多结构性的问题；沈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追溯了“迷信”“封建迷信”等表述、指向、态度与目标如何在“现代中国”兴起的脉络中出现，并成为国族建构的象征性障碍物，进而揭示破除迷信与现代政治之间如何形成一种“互文”的态势；姚中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认为，古代“大一统”的四个构成性要件是皇帝、士大夫两大主体与郡县制和儒教两大基本制度，中国之所以能长期维系大一统，是因始终存在一个自觉维护并具有重建大一统秩序之能力的能动性思想与政治主体，中国便是承继前代，成为创造性发展大一统秩序的强大能动主体。

　　会议闭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李光伟主持。清史研究所重点研究基地主任杨念群指出，本次会议将“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置于多学科交叉的背景下，深入探讨了其历史演化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国家认同、民族关系、思想文化、社会结构、地方治理等核心议题，受到广泛关注并获得了积极反响。今后仍应打造多学科互动的研讨平台，持续推进对“大一统观”及其连带课题的深入探索；历史学院院长朱浒指出，“大一统”是从古典文献中提炼出的可作为现代学科分析工具的核心概念，既可作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有益资源，又提供了与西方历史及其国家形态理论相比照的有力抓手，今后仍应结合上述方面推进“大一统”研究持续走深、走实。

　　本次研讨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各自的理念出发，共同谱写出中国“大一统”历史的前世今生及其多元复杂的结构图景，既深化了大一统研究的内核，又扩展了其外延，发表了许多建设性的见解。本次会议在古与今、中与西和跨学科的多重视域之间，将“大一统”的史实与理论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展现出当下学界探讨“大一统”问题的前沿成果，也为今后历史学、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理解与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