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中国人文学术界发生的最重要现象之一便是中国经学研究的复兴。自春秋战国以来直到清代，经学一直是中华文明的主干，深刻影响了传统中国社会与公私生活，被认为中国文明的“根”与“魂”。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自2017年成立以来，便确立了经学作为书院的主体研究方向，并将经学设立为二级学科博士点，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经学博士点。马一浮书院举办了“返归六经：新材料、新观念、新方法暨马一浮先生诞辰140周年学术研讨会”“返归六经：重光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高端学术论坛”等多个以经学为主体的高端学术会议，并推出了“中国经学百讲”等系列讲座以及“经学与文明”学术对谈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在弘扬中国经学与传统人文学术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2024年6月29日，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主办的“中国经学与传统学术：文本、思想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在紫金港校区圆正启真酒店顺利召开。本次会议围绕“经学与传统人文学的文本与文献研究”“经学与传统人文学的方法论研究”“经学与传统人文学术的思想与理论研究”“经学与传统学术的现代开新与创造转化研究”“经学与人文学术的互动”“世界文明视阈中的经学与传统学术”等前沿问题展开，来自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化工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南大学、安徽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暨南大学、五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五十多位专家学者畅所欲言，从不同进路、以不同方式、在多个议题上推进了对以经学为主体的传统学术的研究。

　　大会开幕式由马一浮书院副院长陈赟教授主持，浙江大学副校长周江洪教授，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理事、经学资助管理委员会、秘书长林红女士，马一浮书院院长杨国荣教授先后致辞。

　　周江洪副校长首先代表浙江大学对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研讨和弘扬中华传统学术，是赓续中华传统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自创院以来就确立了以经学为主体、银河集团网址登录推动中国传统人文学科高水平研究的战略，这一战略既是学术之盛事，也是以学术方式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具体方式。

　　林红秘书长在致辞中回顾了敦和基金会协助浙江大学建立马一浮书院的历史，高度肯定书院在现有的教育体制和学位制度下改革创新，尤其是设立国内首个以“经学”命名的二级学科博士点，为培养经学研究的高精尖人才开创先河。她还指出敦和基金会的定位是做守道者的同道、步行者的陪伴、探索者的后援，希望能与专家学者一起，推动经学回应现代性变革的需要。

　　杨国荣教授以“怎样理解经学”为核心，总结归纳经学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的各自特点，并指出现代经学既要求在学术层面继承以往的实证性研究成果，也要扬弃或转化不合时宜道德方面。今天的学者应当给予经学不同于以往的时代特征，在指向传统文献或经典的研究过程中，应当展现出现代理论的视野，敞开经学本身深层内涵，使传统经学获得理论层面的创新成长。

　　接下来，八位专家代表分别报告各自关注领域的前沿问题，马一浮书院副院长林志猛教授、真大成教授担任主持。

　　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提出当前“中国古典学”普遍存在两种路向：一是“移植性的古典学”，即以西方古典学的引进和消化为重点，强调作为一门新知识的古典学具有学科体制化特点和研究规范化诸要素；二是“本土格义式的古典学”，也就是用古典学的名义来研究中国传统学问，尤其是用古典学包容诸科的优长来反思现代学科划分和研究方式。除此之外，还应该寻找第三种路向，即在哲学诠释的意义上建构“中国古典学”，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的经验里体证生命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并以此融入文字、文本、经典凝聚的共识中，而不是坚守只属于文献整理范畴的传统古典学的堡垒。

　　四川大学舒大刚教授带来题为“经史兼宗：金景芳先生的经学思想与成就”的主题报告。舒教授指出金景芳先生善于利用经学史料解决历史问题，具体表现为坚持“六经”的典则意义和信史价值；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指导《周易》研究；重视以“三礼”资料解决先秦史上的制度问题；开辟“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的新路径，等等。金先生的学术人生体现了一代鸿儒从旧经学入新史学，又用新史观治旧经典的转变，对现代学术进步作出巨大贡献。

　　浙江大学王云路教授以“颠沛”本字考释为例，深入探讨汉语词义“殊途同归”的现象。王教授指出“沛”字跟水有关，而跟“颠沛”的“走顿”义没有联系，因而“颠沛”之“沛”必不是本字。通过分析“沛”“波”“播”等字本义，以及安大简的字形，可知《论语·里仁》“颠沛必于是”中“颠沛”本字是“颠播”。“颠播”与“颠波”同义，“波”与“沛”因形近、音近而误。“波”因为水流波涌而有散开的特征，“播”强调手，因撒播种子而有四散的特征，“颠播”与“颠波”皆为同义并列关系，属于汉语词义的“殊途同归”现象，与我们理解的“同音假借”现象不同。

　　北京大学吴飞教授从中国古代祭礼尚质角度重新审视巫史传统的超越性。吴教授认为孔子及其后学阐释的祭礼尚质原则，所继承的是巫史传统的核心精神：崇尚自然。虽然儒家非常看重人类的理性智慧和文明制作，但强调自然始终是人类无法完全了解，也不可能超越和改造的。祭礼之所以尚质，就是因为人不可以人类文明中的标准来理解鬼神，而必须始终对鬼神持敬畏之情。由于人不可能真正了解鬼神，所以人类不知道究竟怎样的祭品是鬼神所喜爱的，于是就以最质素，即最接近自然的祭品献给神，因为鬼神正代表了自然中神秘不可测的力量。

　　浙江大学虞万里教授分享了本人关注“经传分合”问题的心得体会。他指出，孔颖达谓“以传附经”始于马融，并由此分判西汉以前经传分离，东汉以后经传合一。然若考察传自先秦之诸子文本和七十子后学篇章，放眼出土文献，便可发现“以传附经”的形态可追溯到《管子》《墨子》形成之时，最晚在战国中期已有萌芽。纵观先秦经、传合一之形态，紧接经文连抄者，有的已成为经文的一部分，简短的解释变相成为正文训诂；有的经文、传文虽分为两篇而篇名相关相连；有的一篇之中前经后传，前后接续解释；有的则将传文直接插入相应经文下，犹如汉魏之经传合一文本。这些问题的时代很早，这些领域的定点也很小，它可能不切于世用，与现实关系不大，但作为客观梳理经学史、经典文本形成史，以及汉语形成史，则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武汉大学吴根友教授的报告为“全球化时代诸‘圣经’的精神传统之间如何对话”。他指出世界各民族大体都有属于自己的“圣经”传统，该传统从根本上影响并决定了他们关于世界基本秩序的观念。其中，“一神论”的“圣经”往往坚定地维护绝对地位，故其如何向无神论、异教徒开放出人际交往中的互信之根源，便会成为一个现实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吴教授认为学术界应该首先正视诸“圣经”传统对话的困难性，其次要积极地探索其中的可能方法，从历史上寻找经验与教训，为当代的诸“圣经”传统的对话思想的启迪。

　　山东大学李尚信教授围绕“易学共同体的问题与目标”，将易学学科层次和易学人才队伍建设划分为七个层次：第一，易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第二，易学理论与各学科关系；第三，易学思想体系演变发展；第四，易学知识体系与学科发展；第五，易学的现代价值；第六，易学文献的搜集整理与数字化；第七，易学人才问题。当前迫切需要突破的问题是生生哲学、象思维、易学跨学科研究、易学起源、《周易》经传解读、易学知识体系与易学教材建设、易学的海外交流与传播、易学与数字人文、易学人才培养。

　　复旦大学邓秉元教授以“人性与教化——先秦人性论探析”为题陈述报告，他指出近代以来对人性论的探讨，大体是从人性自觉的角度加以反思的，但从经学角度而言则复杂许多。先秦的人性论至孔子时才得到系统反思，孔子对人性的直接论述虽然不多，但通过对“性相近，习相远”、个体教化的可能性及材性的差异等问题的讨论，提出了完整的普遍人性论。此后学者由自身诉求的差异形成不同的人性论，而在经学史上各家学说之所以势同水火，原因在于学者常将这些基于不同角度的强调视为本质性差异。战国时代人性争论的主轴依然是人性与教化的关系，此前那种素朴的人性论逐渐解体，各种性善论纷纷登场。邓教授认为人性与教化的关系极为密切，由此可以理解不同政教体制的人性论基础。不过，从义理角度而言，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人类的心性结构本身。

　　大会主题发言结束后，与会专家即分组围绕着“经学与传统人文学的文本与文献研究”“经学与传统人文学的方法论研究”“经学与传统人文学术的思想与理论研究”“经学与传统学术的现代开新与创造转化研究”“经学与人文学术的互动”“世界文明视阈中的经学与传统学术”等前沿问题展开讨论和交流。

　　文本与文献的研究无疑是经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汪少华（复旦大学）利用台湾师范大学藏孙诒让批校《周礼正义》本与通行之乙巳本、楚本、中华本对校，为判断《周礼正义》异文的正误提供了翔实而确切的依据。此外，汪教授发现孙诒让批校本与周贞亮利用孙校本校正而成的楚本在对乙巳本的改正上有高度的相同，可见当时周贞亮所见的孙校本很有可能即是今日藏于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孙诒让批校本。而孙诒让批校本中所存有的二百余处未被楚本吸纳的正确校改，这也为完善《周礼正义》的点校提供了宝贵的依据。史应勇（江南大学）近年注目于《公羊》《谷梁》之解经差异，他通过全面清理和比勘《公羊》《谷梁》经、注、疏文字，可确信“二传”解经大多不同，而非前贤所言“同者十居七八”。史教授选取了《春秋》经中关于灾异的条目共30条，通过分析《公羊》《谷梁》二家《传》文以及各自的注疏文字，指出《公羊》《谷梁》的相似之处和在经典诠释方法论、褒贬、是非观等方面存在全方位的差异。石瑊（湖南大学）关注到《白虎通》少量问答小节后附有“一说”/“或曰”的扩展文本，这些文本为《白虎通》在常规的单元文本之外，提供了新的空间以容纳其他与之相关的内容。留心“一说”/“或曰”这一特殊的文本结构之于《白虎通》经学整合，意义建构的功能与作用，通过对具体例证的分析，石老师认为，《白虎通》之“一说”∕“或曰”有为单元主体补事者、补义者；亦有在主体的义事结合之外，另立义事结合者。无论是以上哪种类型，《白虎通》通过设置“一说”∕“或曰”的结构，使得表意单元能够容纳对义事结合造成挑战的内容，同时而又尽量维持住文本一贯的表意特征。傅杰（浙江大学）指出，作为《论语》研究的必备要籍，程树德《论语集释》博采古注古说六百八十余种，资料丰富，至今没有可以完全取而代之的同类著作。然而囿于编纂此书时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是书讹误极多。而学者研究孔子与《论语》往往据为典要，沿袭其误而不自知，有感于此，因指导博士生张桐珲从事《论语集释》全书的校订，以期为学者提供一个可靠的《论语集释》版本，并向与会专家介绍了校订的工作计划与已取得的成果。

　　不断面世的出土文献为经学研究增添着新的活力。贾海生（浙江大学）指出，《毛诗》中的《采苹》呈现了古文系统中的文本面貌，以安大简所抄《采苹》、武威简所见不同于《毛诗》的篇名相校，可知历史上还曾流传过文本面貌不同于今文本、古文本的《诗经》。安大简不同于《毛诗》的异文体现了西部方言的语音特点，武威简所见不同于《毛诗》的篇名暗示了首章的语序有别于《毛诗》。毛传、毛序阐释《采苹》所记仪式典礼，或借诗之本事推行诗教，或以空泛的说教释诗之主旨。汉代传诗形成的经学观念与释诗方法影响深远，后世释诗即使力图摆脱空洞的说教而有意揭示诗之本事，仍然或明或暗地体现了经学的特点。

　　随着视野的开阔，方法的创新，文献的发掘，学者们对经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重新进行解读和阐释，也形成了许多新解新证。苏芃（南京师范大学）综理了《左传》中“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的历代之说，并由“虞”字金文字形产生了新的思考，以金文“虞”和“鲁”字构件多有近似之处，而“夫人”合文与“虞”的构件“夨” 近似，提出“鲁夫人”与“虞”很可能是对同一个手文图案的解读，并可推知历代争讼的“为”字并非手文。且“夫人”合文至战国文献常见，故可进一步推测“鲁夫人”之说是战国时人的附会追述。庞光华（五邑大学）则对聚讼已久的《古文尚书》作伪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聚焦于《胤征》篇，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出发，列举二十三条证据，从《胤征》篇中的字词、引文、句式等方面论证是书不可能是魏晋学者伪造，只能说春秋甚至西周以前的古本文献。基于此，他还向与会学者介绍了新作《沉香斋经学文存》中的其它思考。王挺斌（浙江大学）则对武威汉简《仪礼·特牲》中的“絖”字提出了新的解释。《汉简》中的“絖枅”今本作“纚笄”，“絖”与“纚”的异文关系虽有不少学者进行了讨论，但多不适意。王挺斌则提出竹简中的“絖”字很可能就是“縰”的省形。二字不但字形非常相似，且“縰”就是“纚”的异体，从“徙”得声之字与从“麗”得声之字关系也非常密切，这样释读在字形和辞例上都较为直接。武威汉简虽然抄写工整，但也不乏抄写问题，“絖”为“縰”的讹字（省写）是非常有可能的。

　　对传统经典文本在“新”的维度进行阐释的同时，也有许多学者从“深”的维度来不断追问经学问题中的重要关节。关长龙（浙江大学）认为，《周易·说卦》首章结语“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一句可视为轴心时代有关宇宙论之义理规模的学术总结，也是其后儒释道三教成长与传播的通用教理架构。但历代注疏专论皆未能阐明而犹有剩义。关教授通过文本语境的对文互证、概念场域的存有辨析、儒学规模的结构比征等三个方面对这句经典名言中的生命意义和学术价值做出了深刻的阐发。李守力（敦和基金会）则详细推阐《周易》明夷卦卦象，分析卦辞爻辞，探讨其本义，解释其义理。李老师指出，明夷卦代表着贤臣的境遇。以卦体言之，离明入于坤地之中，为坤暗所伤，是光明殒伤之象。以人事言之，上坤为国邑，代表王室，下离则为王室外的诸侯贤良。若进以六爻分之，则上一爻代表昏君，下五爻都代表明臣见伤，故为明夷。其彖传以文王、箕子为例解析卦辞。谷继明（同济大学）由皮锡瑞言《春秋》“借事明义”之说，指出《周易》其实也是在“借占明义”。《周易》与其它易类文献不同，其并非只是简单的案例汇编，而是由作者预先撰写并参考占筮记录汇纂而成，如乾卦就体现了其撰作的特点、零碎的情景化和想象和卦爻辞所蕴含的普遍性的意义构成了《周易》的经典性质，使得本书在具备占筮功能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卦爻辞以寄托普遍性的义理的诉求和关怀。刘增光（中国人民大学）认为，郑玄在对《诗经·大雅》的笺释中，构建了周人世世修德，天意去殷之恶，归美于周之善的图景，形成了殷纣之恶与文王之善的善恶二元对比，以成为周人何以能够代殷的解答。其笺中处处流露出对思孟一系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体现出了鲜明的儒家理想政治色彩。

　　刘梁剑（华东师范大学）将舜之事亲中面对父亲瞽瞍的谋害所面临的孝道难题称之为瞽瞍难题，即在亲不可逆的通则下如何应对亲不能顺的情形。通过和柏拉图对话录《游叙弗伦》中的问题参互思考，刘老师指出，儒家的孝道既不是唯意志论、权威主义或盲从主义，也不是苏格拉底式的理性主义，而是唯义主义，在消极的意义上从义不从父，在积极的意义上则以义辅亲。而从形上之维来看，义之所在为天。蒋鑫（华东师范大学）则以“气性”和“煦妪”为线索，来探讨郑玄是如何诠释《礼运》“人者天地之心”的含义。郑玄随文作注，故从其经注中细绎其理。可以看出，郑玄从五德、五行切入，郑玄以气性的概念来解释天地之心，而圣人以母体外受非类之感帝精气的“煦妪”气化方式诞生，并以此贯穿起天地（五帝）煦妪生万物之天事与政教煦妪化烝民之人事而置身于交接天人、倡导天气、变化民性的中介位置。

　　章句、义疏的研究近来是经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前辈学人多有讨论，今之学者亦多有发覆。马楠（清华大学）认为，章句的内容结构及其历时变化是研究汉代经学的核心线索。章句完备不仅在西汉宣帝、元帝时期成为立博士学官的前提，此后也与博士试策选任密切相关。章句既包含分文析字、循文说解的内容，也包含议论分歧、辩驳是非、整合同异的内容，二者都属于章句学的传统，既可以组合也可以分离。而东汉章句的发展归纳起来有三种路径：一是以本经本传为中心；二是经义论难部分离经别行；三是通过遍注群经，建立容纳经传的经学体系。郜同麟（中国社会科学院）指明，《礼记正义》中的皇侃、熊安生旧疏，尚未得到明确的离析。利用其中《文王世子》内容驳杂以致各节之疏体例不一内容矛盾的特点，可以辨明其中采用先经后疏形式的节当来自熊安生，采用经、注疏间错形式的节应是在皇侃旧疏基础上做成的，这种排列不同很可能是由于二家经本的经注排列顺序即有不同。而通过《文王世子》中注疏分布规律，可进一步推知《礼记正义》以卷为单位体现出明显的对皇、熊二疏的不同偏好，这也表明《礼记正义》可能在编撰之初即确定了分卷并按卷来分工。

　　经学和文明之间存在着紧密而复杂的联系。作为中华文明的根与魂，经学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文明的发展也为经学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和动力。陈赟（华东师范大学）关注到六经成立与中华文明的奠基这一重要联系，指出《六经》的成立发生在人类历史由“治出于一”到“治出于二”的转折性纪元，并成为建构这一纪元性意识的关键性事件，而其奠基主要体现在确立圣人为秩序担纲主体、经的符号创建及文明之为文明、人性之为人性的原理之确立。而陶磊（浙江大学）侧重关注六经次序与文明问题，指出六经次序本质上是对经学重要性的排序，经典重要性的更迭实质上反映的是文明变迁的问题。从以《诗》为首到以《易》为首，反映出的是古代中国群体秩序建构模式的变迁。 方朝晖（清华大学）则抓住中国人对“天”的信仰，通过考察指出天作为至上神的信仰实际上是在西周以后才兴盛起来的，而这一信仰的确立决定了后世数千年中国文化此世取向的基本特点。此世取向不仅导致了中国文化以“天人合一”为最高理想，还决定了中国学术几千年来压倒一切的实用倾向。

　　在现代转型视野下，经学的转型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过程。张凯（浙江大学）关注经史分合与近代学术的古今之变。张老师指出新文化派侧重以方法与材料为准则判分新旧中西，无形割裂传统学术与现代学科、价值与知识之间的关联。近代“新学术”之建立，形成由史学方法来承担全局的趋向，以科学方法辨析“材料”成为近代新旧派分的重要依据，导致民国学术与清代学术的关联集中在“材料”与“方法”层面，中国学术流变的内在理路被截断众流式的派分所割裂。此一趋势不仅导致近代学术流变的脉络难明，更使中国学术的本意被曲解。以古今之变的视角考察近代经史转型，为克服、超越这一困境开辟可资尝试的道路。马晓见（武汉大学）则着眼于魏源《夷艘寇海记》，指出是书并非单纯的史实记录，而是魏源基于其独特的经学观而旨在未来文明改革所拟写的“新《春秋》”的核心篇章。通过对中英“行事”的记录，全文体现着魏源对“商民之富”“义民之强”的新富强观的肯定，并在制度意义上肯定了英国政制的“无王精神”，并最终指向追求百姓自立的新政制。因此，是书实可视为战争以降中华文明现代转型过程里最初的思想火种。髙瑞杰（上海师范大学）认为，近代以来，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估定时，对先秦经学的重新审视无疑是重中之重，而就其中影响最大的“诸子出于王官说”，经历了由“诸子出于王官”、东周王官失守而诸子学兴的古文经学叙事；转向孔子制作六经，删述之旨，如日中天，为大地教主的今文经学叙事；最终形成子学兴起而后百家争鸣，最终于武帝时六艺定于一尊的哲学史叙事，并以前者为子学时代，后者为经学时代，可谓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学术反转。

　　经学史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关涉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吴仰湘（湖南大学）指出，“素王”说为汉代《春秋》学重要主张之一。董仲舒、刘向、贾逵等人以为孔子修《春秋》，“立素王之法”。这些可概括为“《春秋》素王”说。但汉成帝、哀帝以后，经过纬说的附会、发展，逐渐形成“孔子自号素王”说，并衍生出“素王—素臣”说。而皮锡瑞承杜预、孔颖达之绪，指明西汉前期“素王”学说的内涵，揭出“孔子素王”说的错误。其重申“《春秋》素王”说，既有其个人治经力复西汉之学的一贯旨趣，也是想纠挽廖平、康有为所倡“素王改制”新说的流弊。孟琢（北京师范大学）基于对两汉经学今古文叙事的反思，提出已往的经学研究中多强调孔子对经学文本的删定之功，而对其通过“以道统经”的义理方式推动中国经学走向统一性的历史贡献鲜有论述。孟教授从孔子的六经之学、孔子经学的精神内核、孔子经学的教学次第、孔子经学的历史意义四个方面分别加以阐释，指出孔子不仅是儒家经学的开创者，也是经学统一性的奠基人。

　　刘依平（暨南大学）指出，《诗》文本性质的种种变迁，与先秦儒家对《诗》的诠释密切相关。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刘老师将先秦儒家引《诗》解《诗》分为三个阶段：孔子创造“解经”“说经”两种经典诠释模式、子夏、曾子走出了儒家经典诠释分化的两条路线、子思大规模地运用“子曰+《诗》云”的格式来构造文本，进一步形成了早期道统意识。基于以上分期，可归纳出孔子——子夏“宗经”、曾子——子思“征圣”两种诠释模式，可以解释先秦儒家学派在经典诠释理念、方法。目的上的结构性差异。张文智（山东大学）提出，中国哲学在历朝历代的发展都是通过解读经典以“返本开新”的形式展开。如果对六经的解读不能发挥应有的指导和纠错功能，即说明在对经典的“反本”上出现了问题。张教授以此为出发点，回顾历代易学学者的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没有在《周易》经传中寻找出宇宙生成之源及心性本体，而这对《周易》的当代转化和发展有相当的启示作用。

　　礼学浩穰，素称难治。其中问题繁复，因此也极为学者所重视。陈绪波（重庆大学）从布席切入，指出作为礼经之大节，布席在《仪礼》中多有提及，而以席面、席上二要素最为重要，《曲礼》《礼经释礼》中虽有成说，然皆不甚允当。陈绪波即在前贤研究基础之上，对礼经中的布席之例重新考察。指出布席之例十分复杂，其中尤以席上问题最为关键，而其例虽不能一言以蔽之，但总体遵循着尊者有席，卑者无席，而诸席之中尊者之席设于尊处，卑者之席设于卑处的规律。黄铭（重庆大学）则从出母、嫁母的服制论“尊尊”与“亲亲”的边界。出母、嫁母服中有三层义理，分别是母子关系、父母关系、母与父族关系。母子关系指的是母子个体之间的“亲者属”。父母关系指的是母亲是否“配父足竟”。母与父族关系则涉及母亲“在堂”与“绝族”，一旦母亲被出或改嫁即是“绝族”。出母、嫁母是否有服，取决于三层义理之间的高低关系。这样不仅符合《仪礼·丧服》的规定，也能解释《礼记·檀弓》中的相关条目。张涛（清华大学）指出，由于礼类著作发展状况的复杂性，对“通礼”类目的界定和选目历来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其类目和归于其中的著作也未免有削足适履之病。为明晰其界定，即需梳理通礼著作的发展历史，回答通礼这一类型因何出现。通过对“通礼”的渊源进行了通贯的考察，可见朱熹鉴于礼乐废坏，无有全经而撰修的贯通三礼的《仪礼经传通解》与元明清通礼著作有或多或少的学术因缘，而元明清三代学者不断撰著通礼，除了与朱熹影响有关，也受到历朝典制书籍的影响。这为界画通礼系统和呈现通礼发展史的丰富面貌提供了翔实的依据。

　　经学既为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内容，与政治、教育、道德、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着紧密的关系。闫云（重庆大学）认为，宋代政学传统中，《春秋》学为国家治理实践提供了诸多理论支持。宋儒将三代圣王之法和当代祖宗之法相结合，以《春秋》学增益儒家经世传统的文明境界。通过考察宋儒运用《春秋》学的主要表现，可以窥见宋代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相互维系关系。同时，宋人以《春秋》学参与政治实践亦具有其复杂性，其间有加强君主皇权、被奸臣利用等情形，这需要予以客观、辩证地看待。常达（《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认为，政教和风俗之间的关系存在天然张力，在面对风俗以同一性为旨归和本有的差异性时，儒家的态度可以用“风俗虽异，趋向则一”概括之。从儒学经典来看，一方面，儒家认为政教应出自王者一人，并在“辟无常之失”和“辟人为之乱”的意义上肯定了以教易俗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又通过分辨差异性风俗的两种来源和强调圣王之德的至公无私，为多样化风俗的存续留出了空间。“风俗虽异”与“趋向则一”的结合，使儒学经典视域中的文明生活方式得以实现其多元一体的可能。

　　彭林（清华大学）指出，当代司法界一般认为作为中国传统司法思想核心的“德刑”思想萌芽于先秦，形成于西汉，然而通过《尚书》可见周人实际上对德刑思想之缘起、学理、结构、价值等逻辑环节和治民原则、司法公正、审案程序、典狱守则、德刑关系等大本大源问题皆已论述无遗。通过细绎《尚书》中的相关论述，彭教授指出周人德刑思想的体系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已成立。

　　经学家及其思想的研究也一直是经学研究的焦点。徐道彬（安徽大学）近年从事江永的著述整理与思想研究，着力于整理出版《江永全书》的工作。本次会议，他即在长期整理研究江永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梳理传记史料、地方志和文人别集，努力还原出江永作为一代儒宗的个人形象。徐老师指出，从中可以窥见出江氏“汉宋兼采”的思想、“中西汇通”的观念、质朴无华的学风，以及后人对其学术地位的推崇。于文博（北京化工大学）阐明了在“六艺论”视域下，马一浮的《尚书》诠释以“皇极”为核心着力进行的道德化阐释。在诠释方向上，马一浮遵循“位以表德”的逻辑，将皇极看作人生而具有的道德本性和圣人达到的道德境界，皇极由政治哲学的关键范畴转变为道德哲学的核心概念，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价值。在理论意图上，按照皇极指向的道德修养功夫，人人都可能成为圣人、建立皇极，传统的政治性论述由此转变为与每个人切实相关的道德探讨。他的阐释对于理解儒家经典意义、强化道德修养作用、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6月30日上午10时许，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的“中国经学与传统学术：文本、思想与方法”研讨会迎来了“中国经学与现代文明”圆桌论坛。论坛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圆正·启真酒店召开，武汉大学吴根友教授担纲主持，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院长杨国荣教授、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浙江大学傅杰教授、清华大学方朝晖教授、复旦大学邓秉元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刘梁剑教授、马一浮书院贾海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刘增光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孟琢教授参与会谈。

　　杨国荣教授从中国经学与西方古典学的关联谈起，指出广义上的西方古典学包括文献实证研究和神学两种研究方式，解释学来自于神学，尤其是从解释圣经文本开始；中国经学也是如此，包含训诂与义理两个层面。无论是西方古典学还是中国经学都面临现代化转型的问题，我们既要注重继承传统经学的研究成果，又要抓住经学中的普遍观念（如仁道观念），扬弃经学中落后的思想，思考经学的现代研究范式。杨教授还认为，中国经学不同于古埃及学等学科，它不是仅研究过去的学问，同时还具有现代意义，至今依然在塑造我们的价值观。

　　景海峰教授从经学的内部机制角度检讨20世纪初经学为何退场，20世纪末经学又为何登场。他认为经学除了学术意义外，还承担着政治意识功能，而在现代化之后，经学负载的政治价值无法继续。知识分子为了寻找精神上的抵抗西方文明的力量，促成经学的退场和子学的登场。现代学术体系也不是内部生发出来的，而是学习西方的结果，一百年来的传统学术可能是子学而不是经学的主场。近年来，现代文明对话之风兴起，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代表中国古代文明的传统经学，但是如何打好“经学”这张底牌，还需要继续探究。

　　傅杰教授结合本人在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开设《论语》通识课的经验，指出古代经典一直活在现代，除了要求学生重视训诂、熟悉文本之外，现代不同学科的学者一些既有根据、又有现代意义的推阐则丰富了我们对经典的理解。他举例在课堂上曾引述的现代哲学家、文学家、人类学家等对《论语》中关于个体与群体、生与死、孝道的意蕴的阐发等来帮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文本，这些阐发也都可以给现代文明提供精神启示。

　　方朝晖教授回应景海峰教授提出的两个问题，分析了中国经学命运为什么和其他文明或宗教中经学的命运不同。他认为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并没有随现代西方文明的建立，放弃其经学传统，这是因为其宗教的经学建立的是彼岸世界；儒家的经学信仰建立在世俗世界，当地上王国在西方文明面前不堪一击时，国人自然会认为传统经学应该被取代，这就是“经学为何退场”的原因。关于“经学为何登场”，方教授指出“经”概念只适用于信仰者，对于非信仰者而言，它只是研究对象。今天的学者基本不再认同自己是孔子的门生，而是以研究者身份自居，因而史料化和专业化是经学研究的必然趋势。方教授还简要介绍了他在《文明的毁灭与新生》一书中如何思考重建文明，以及未来中华文明的样式等问题。

　　刘梁剑教授也对景海峰教授提出的两个问题提出独到看法，他认为中国文明两次与西方文明的相遇，第一次是魏晋时期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的交流，文化主体性没有遭到挑战；第二次是战争后面对西学冲击，文化主体性遭到严重挑战，当时人们认为中国文明需要在器物、制度、精神价值等方面做出改变。新儒学的复兴面对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自然生发出许多新问题，比如《老子》《坛经》《新约》《旧约》是否需要成为古典学研究的对象？西方文明大多是“一神教”，缺乏对话，是否需要对“一神教”的教义做出解释，使之呈现出对话性的特点？思考中国经学对西方文明的转化，是我们分内之事。

　　邓秉元教授从“怎样理解经学概念”谈起，他指出各大文明都有各自的政教系统，今天讨论这些问题需要回归根本，即体用问题。经学的退场很大程度是因为人们发现经学不具有实用意义，无法解决现实问题，所以转向师夷长技，转向改革社会制度，这种倾向从质疑经学之“用”又上升到质疑“经学之体”。现代经学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当下问题，具有一定的基础：经学是传统知识体系的基石，是曾经理解世界的方式，具有某种真理性；西学无法包打天下，比如无法解决信仰宗教的问题，这是经学尚有价值之处。不过，每个人都有安身立命的选择，经学参与人类文明的方式不能强加于人。邓教授还提出经学分期问题，他认为第一期经学是上古到西汉，本土经学自行发展，诞生了内圣外王等观念；第二期是宋到晚明，本土经学与印度文明的对话，诞生了宋明理学、新道教等新的思想流派；第三期经学是与两希文明对话，反思传统文明为什么会断裂，以及如何看待文明与野蛮的关系。

　　贾海生教授以他在浙江大学开设的“六经通论”课程为例，指出“六经”是知识体系、价值体系的综合，需要相互配合。体系转化的核心就是经学现代化问题。今天的讲授经学，不能按照汉学或宋学的角度来解释，而要尽量与时代接轨，与世界接轨，比如要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来讲传统的音韵、训诂、文字之学。另一方面，信仰需要文本来承载，比如读《古兰经》必须先掌握阿拉伯文。但中国传统经学不能通过掌握语言来把握，换言之，五经文本不能自觉承载信仰，这是本土经学面临的最大危机和挑战。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与世界对接，这既是理论，也是实践。

　　刘增光副教授围绕“如何提炼五经中的价值观”，分享了个人的读书心得。他以“六经皆礼”为核心，指出《诗经·大雅》把“礼让”精神放在很高的层次，而现代新儒家认为“礼让”是中国文明为国际提供的关系法则。对于经学的现代性而言，我们需要进一步提炼五经蕴含的价值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孟琢教授围绕“经学的民间性”展开论述，指出自孔子以士人之身接续王官之学以降，经学一方面与王朝政教有关，另一方面则呈现反思和批判的精神，是高度的建构和批判的综合体。经学蕴含的“民间性”是突破学术壁垒的利器，随着经学立于学官，经师之学逐渐走向刻板，失去活力，而民间性意味着清醒地意识到经学和现实的分离，有助于今天的学者在学术亢奋中保持定力。

　　圆桌论坛结束后，本次研讨会也渐进尾声。大会闭幕式由马一浮书院副院长张凯教授主持，副院长陈赟教授简要总结会议成果。陈赟教授指出，本次会议讨论了中国经学与传统学术的以下重要议题，一是六经整体研究类问题，比如六经与中国文明的关系，六经的起源和成立，六经次第与思想结构，六经的统一性，经史关系，解经学的体例，经传文本的起源；二是经学思想问题，比如人性论、天道论、风俗论、政教论、孝道问题、皇极问题；三是经学的文本问题。会议的主题是文本、思想与方法，文本与思想是以显性方式出场，方法则以隐性方式出场。在圆桌会议环节，各位老师围绕经学与现代文明展开激烈讨论，方法问题则从背景走向前台。中国经学的研究处于上下求索的时代，一方面是向上返本，一方面是向下开新，在开新中返本，在返本中开新，具体包括以经学为对象的研究和以经学为方法来来回应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经学如何能表明其意义或活力，主要取决于经学如何能够自我激活，参与时代，对那些影响中国和世界、影响人类命运的深层次的根本性问题，给出自己的诊断和解决方案。最后，他对参会的各位专家学者、敦和基金会的各位老师以及承担会务工作的老师和同学们表示感谢。本次研讨会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