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至15日，21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肩负庄严使命，齐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积极议政建言履职尽责，充分发挥了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大会刚一闭幕，本报记者即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副校长黄浩涛。

　　作为一名新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副校长黄浩涛在谈及首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感受时表示，会议开得很好，圆满完成各项议程。习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并参加分组讨论，与委员共商国是，特别是习在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联组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定不移巩固和发展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深刻论述这一新型政党制度的丰富内涵和鲜明特点，以及发挥多党合作独特优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大意义，给我们以很大鼓舞。

　　“我所在的社会科学界33组，委员们在小组会议中发言踊跃、讨论热烈，积极建言献策，体现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会议务实高效、风清气正。”黄浩涛告诉记者，这次会议全面而深刻地总结了政协过去五年工作及其基本经验，对未来工作方向和工作重点达成高度共识，选举产生了政协新一届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我深深感觉到，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中国的坚强领导下，让人民政协这一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更好地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新时代全体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崇高使命。”作为来自社会科学界的委员，黄浩涛十分关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问题。

　　2016年5月17日，习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突出强调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精辟论述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原则和基本要求。习“5·17”重要讲话发表即将两年，黄浩涛表示，我们应该结合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和问题，不断加深对讲话精神的理解，更好地贯彻落实讲话精神。

　　黄浩涛认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重大命题，包含丰富的内容，有着多方面的任务。其中一个着力点，是重视和加强学科建设。学科是按照学术性质划分的门类。在哲学社会科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学科的出现，是学术进步的重要标志，反映着学术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学科是学术积累和传承的载体，也是学术进一步发展创新的平台。学科在形成学术共同体和学术规范、促进知识体系化、提供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以及专门人才训练培养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功能。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中，学科体系居于基础的地位。

　　当前，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机遇与挑战并存。黄浩涛表示，现在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同志都有一个共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和实践创新，为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前所未有的充分经费等条件保障。正如习所指出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但是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的现状确实是“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学术原创能力不强。大量的论文和著作，追求宏大叙事而内容空泛，缺乏深入研究，不能很好地从现实问题研究中提炼有学理性的理论，作出规律性的概括。这些学术含量不高的工作，可能造成“繁荣”的表象，但实际是低水平重复。既满足不了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也不能带来真正的学术进步。

　　习曾明确指出：“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在谈到学科建设应该如何着手时，黄浩涛给出具体建议：重视和加强学科建设，就是要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系统性和专业性，就是要强调贯穿其中的科学性质和科学精神，就是要强调应有的治学态度。黄浩涛说，针对社会科学是不是科学这一问题，同志早就明确回答，“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习也是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提，强调“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社会科学当然有着自身的特点，但是社会科学具有科学的共同属性，它和自然科学一样，都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都以采用科学方法、反映客观规律、形成系统性知识为特征。社会科学如果失去了专业性、系统性、科学性，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根本价值。当前存在的学术浮夸、学术不端、急功近利、东拼西凑、粗制滥造等不良学风，就是背离了社会科学的科学本性，这种情况也影响了全社会对社会科学工作的认识和评价。

　　黄浩涛特别提到，要避免一种误解，即认为强调学科建设会导致偏重基础研究，削弱应用研究特别是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应当看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一般都带有综合性质，不能仅靠某单一学科，而是要组织多学科联合攻关。我们现有的学科设置不够健全，联系现实的能力不够强，有的知识和方法陈旧，不能很好适应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的需要，正说明加强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只有调整和完善学科布局，创新学科体系，提高学术能力，应用研究才能植根于深厚学术土壤，获得科学理论和方法的支撑，更好地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而应用研究又可以带动基础研究和学科基本建设，把时代发展和实践需求，转化成为学科创新进步的引领和推动力。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传统学科焕发出新的活力、形成新的优势；一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能够更快成长；一些具有“绝学”性质的冷门学科得以传承和发展。

　　黄浩涛认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承担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的任务。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贯彻到各个学科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努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各学科基本理论和方法。按照习提出的要求，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

　　习强调，要创新科研经费分配、资助、管理体制。黄浩涛对完善哲学社会科学资助方式有着深入的思考。为此，他提出实行部分优秀科研成果购买的建议。

　　黄浩涛指出，目前，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项目（课题）制是主要的科研组织管理模式和经费资助方式。项目制有利于明确科研导向和目标，组织整合科研资源和力量，开展重大问题研究和联合攻关。项目制对于改革过去高度集中的科研计划管理体制，扩大项目组自主权，增强科研工作活力，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哲学社会科学门类众多，不同学科的特点和研究方法不同，对于研究资源配置方式和条件保障的需求也很不相同。单一的项目制逐渐显现出它的局限性，在一些领域，特别是在人文学科和基础理论研究中并不完全适用。

　　黄浩涛说，在人文学科和基础理论研究中，大部分研究工作具有连续性、稳定性特点，需要长期地系统地跟踪和积累，而项目制出于管理工作需要，规定研究周期，而且同一个项目短期内不会重复立项。科研人员为了争取项目资金，只能根据既定的项目选题申报，不能完全根据自身学术基础和研究兴趣去开展研究。为了不断争取项目资助，就要不断上新选题、调整研究方向，研究工作因此呈现出“短、平、快”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现象。人文学科和基础理论研究具有思维发散、不确定性的特点，在自由的研究过程中产生顿悟、思想和观点。而项目立项审查要求事先有明确的观点、研究路径和成果预设；学者们就要用很大的精力作出预先设计，提交形式上尽可能完备明确的申报材料，便于通过评审竞争，这就容易形成束缚性的“框框”，以及重立项轻研究，重过程轻结果现象，不利于鼓励研究过程中的创新。在研究经费编制预算方面，项目制以直接成本支出为主要依据，而人文学科和基础研究主要是以研究者个体脑力劳动为主，重积累、重文献，经费使用主要体现为间接费用和智力报偿的需求，因此存在“报销难”问题，甚至出现虚假发票支出现象，滋生了不良风气和违规行为。

　　黄浩涛说，即使在应用和对策研究中，项目制由于立项程序和经费管理等方面的滞后性，也难以及时组织那些时效性很强或应急性的研究。项目制施行过程中，包括项目结项、成果验收、经费决算等在内管理工作的支点是学术评价，由于哲学社会科学评价方面的复杂性以及现实各种非学术因素影响，这种评价的可靠性大大降低。特别是相对于那些并不急需作出评价，而主要依靠时间和实践来检验的学术成果，项目管理又不得不组织的考核和评价，就存在成本高、效益低的问题。

　　对此，黄浩涛建议，可以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试行部分优秀科研成果购买办法，作为项目制的补充。他表示，这里所说的“购买”，是一个借用银河galaxy官网的概念，并不等同于经济领域的市场买卖行为。主要是对那些未接受前期资助或资金投入需求规模较小、主要依靠智力投入所取得的优秀科研成果，进行后期资助和补偿，体现精品成果导向，体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加大绩效激励力度。这是对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方式的改革和创新，可以促进形成充满活力的科研管理和运行机制，增强科研人员改革的成就感和获得感，更好激发广大科研人员积极性，同时也将大大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黄浩涛特别提到，实施成果购买办法，涉及购买主体、购买对象、购买标准、成果认定、经费数额等诸多问题，需要做周密细致的调研和设计，使之具备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在这个方面只要形成共识，经过努力是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