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位于长江上源、文化绵延发展两千年、集古蜀文化之大成的三星堆遗址,自上世纪发现以来,震惊世界。众多专家学者围绕三星堆之谜,孜孜以求破解谜底。其中三星堆突然消亡之谜,各有所据,说法不一。不过,以三星堆遗址所在区域的地理、气候、农业生产、城市人口规模、对外文化商贸交流等史料以及器物出土时展现出的生动场景,结合中外历史上瘟疫与宗教的消长史实进行分析、归纳和推论,可以得出三星堆古蜀国消亡于瘟疫的结论。

　　瘟,中医指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瘟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四川话“瘟丧”,原本指害瘟病的牲畜,有瘟神之意。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疬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多疾疫。”说明当时对瘟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农业地理与农业文化和自然地理有密切关系。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郭声波教授对成都平原的古代传统农业与自然地理关系进行了细致而全面的考察。他指出:“据传说和记载,四川最早进入农耕时代的是蜀人。童恩正先生认为,蜀人是氐羌的一支,早先居住在岷江上游,至鱼凫时代,南下进入成都平原,开始由渔猎转入农耕。三星堆三期后段及第四期(包括成都类型)出土的生产工具除石矛、石坠、砍砸器等渔猎工具而外,还有大量的石斧、石刀、石杵、锄形器、盘状器、纺轮等农具,更有多种多样的酒具,从酿造、贮藏到饮用,应有尽有。”[1]

　　2021年3月20日,在成都举行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上通报,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六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在四号坑发现了碳化的稻谷种子,经过对比发现,它从外观上与今天的稻谷没有区别。稻种的发现说明了三星堆农业的发达先进。

　　四川大学考古学教授林向综合考古工作者与水利专家的讨论,认为三星堆遗址第四期上面覆盖的厚达20—50厘米的淤泥层很可能系暴雨或因地震崩坍金堂峡山岩,引起水道阻塞所致,联系竺可桢先生指出的公元前10世纪至前9世纪初北方气候反常情况看,四川可能也是一个气候反常而多暴雨的时期。[2]

　　三星堆遗址距今大约有5000年到3000年左右的历史,三星堆王国建城时间距今3600年左右。三星堆区域农业发达,文化繁盛,王城聚集人口众多。关于三星堆古城聚集的人口数量问题,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教授认为,“商代三星堆蜀王都城规模庞大,聚集了大量人口。根据有关专家对中国早期城邑人口户数平均占地数值的研究,户均占地约为158.7平方米,与《墨子·杂守》所记‘率万家而城方三里’,即户均占地154.2平方米的实际情形基本吻合。按此人口密度指数估算,商代三星堆蜀都面积3.5—3.6平方公里,约有22698户。以每户5口计,约有113490人,这在当时确实算得上大城市了。”[3]

　　从以上资料及其论据可知三星堆古蜀国当时的地理、气候条件,再加上农业和畜牧养殖业发达,城市居住人口众多,这为人畜传染病的产生和蔓延提供了可能。

　　考古证实,三星堆文化,曾经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原夏商王朝文化都有过密切交流,特别是与西南夷各族的关系极为密切。“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大批青铜制品、贝币、象牙等,是古蜀的神权政体控制西南地区的战略性资源和贸易路线]

　　三星堆古蜀都城作为一个跨地域、跨部族的大型礼仪中心,它对各地各部族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宗教中心,二是提供军事保护,三是通过古蜀的转介,同中原地区进行文化交流和贸易往还。殷墟五号墓出土青铜器的部分矿料来自云南,看来就是通过蜀为中介从云南获取的,这也是蜀人控制了南中与中原之间贸易路线]

　　不仅如此,作为古代南方丝绸之路起点的三星堆王城,“南方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贸易通道,它实际上是古代中国同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等地各文明之间碰撞、交流、互动的重要纽带,是欧亚大陆相互影响、促进发展的文明载体,对欧亚文明的发展和繁荣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而古代中国与欧亚文明关系的发展又对南方丝绸之路的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6]

　　由此可见,三星堆古蜀国与外界的双向交流交往活动十分频繁。频繁的人际往来,为三星堆古蜀人群接触到瘟疫病原体提供了极大可能性。

　　三星堆古城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北临鸭子河,马牧河穿城而过。3000年前,古蜀人防洪能力弱,发生特大洪水灾害是大概率事件。三星堆遗址内发现厚厚的淤泥层,即是当年发生大洪水的证据。

　　同时,三星堆古城也处于龙门山断裂带,地震频发。1933年8月25日,四川西部茂县叠溪镇发生7.5级大地震,伴随堰塞湖溃泄引发大洪水;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县映秀镇发生8.0级大地震。这两次地震破坏性极强。虽然3000年前三星堆古蜀国特大洪水和地震发生无史料记载,但根据三星堆古城的地理位置,遭受大洪水和大地震危害也是大概率事件。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已为历史所证实。三星堆古城在洪水、地震后瘟疫肆虐,当是自然之事变。随着农业文明的进程,人类与驯化动物、家禽的接触更加密切,扩大了微生物、寄生虫的传播机会。早期城镇卫生状况恶劣,为病原微生物的传播提供了机会。

　　综上,三星堆古蜀王国发生传染性强、死亡率大、延续时间长(或数年后又反复)的重大瘟疫事件的概率极高。

　　瘟疫是古代世界最危险的灾难之一。一场瘟疫的爆发,往往会导致巨大的人员伤亡,甚至有可能对社会的发展造成重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与瘟疫抗争的历史。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曾指出,传染病是决定人类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微生物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命之一,传染病是微生物与人类相互作用的结果。致病微生物引发的传染病曾导致人类的大量死亡,甚至造成国家的衰落、文明的消亡。

　　公元前430年到前427年,雅典经历了一场瘟疫,瘟疫过后,希腊文明开始走下坡路。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亚战争史》里详细记载了这一场瘟疫的情况。据记载,瘟疫造成四分之一的军队人员死亡,城邦人口死亡也几乎达四分之一。当时正值雅典与斯巴达交战,因为疫病流行,雅典霸权由此终结。

　　公元2—4世纪是罗马帝国由盛转衰的重要历史阶段。公元115年,在安敦尼王朝的统治下,罗马帝国的国力达到极盛,统治区域达到最大。而后来发生的几次重大瘟疫则让强盛的罗马由盛转衰。公元165年的“安东尼”瘟疫、公元198年的“康茂德”瘟疫、公元251年的“西普里安”瘟疫以及公元312年的瘟疫彻底击垮了罗马。

　　瘟疫使绝望的人们放弃了对巫神的膜拜。与此同时,基督教则在持续的时期逐渐兴盛起来。美国社会学家罗德尼·斯塔克在《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一书中,研究了公元165年与公元251年的两场瘟疫是如何通过种种因素促进了基督教的崛起。罗德尼·斯塔克认为,如瘟疫这样的自然灾害是超自然的,没有人能够解释这样的灾祸为什么会发生,也没有人可以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因此,人们纷纷转向超自然的宗教信仰,以此寻求救赎或帮助。而原有的信仰、价值观由于无法对灾祸作出有效的反应和解释而遭受抛弃,而新的宗教则迎来了崛起的机会。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是第一位把历史学与病理学合并起来,重新解释人类行为的学者,也是第一位把传染病列入历史重心的史学工作者。他在《瘟疫与人》一书中指出:“这场只杀死印第安人、对西班牙人却毫发无损的疫病对当时人们心理上造成了影响。对这种明显的偏袒,当时只能从超自然的角度加以理解,很明显,在这场战争中哪一方得到了神明的助佑似乎已不再是问题。在西班牙人的神祇展现了其‘超自然的能力’之后,那些以古老的印第安神祇为中心构建的宗教、祭祀制度和生活方式也就很难维持下去了。难怪印第安人会如此温顺地接受基督教,并向西班牙人俯首称臣。”[7]

　　在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的历史中,正是传染病这一可怕的“生物武器”,帮助西班牙人消灭了大量印第安人的躯体,还最终摧垮了他们的意志和信念。这不由得让人推想到3000年前的三星堆古蜀王国,因一场重大的瘟疫而导致古蜀人大量死亡,幸存者将国之祭祀重器“砸烂、焚烧、掩埋”之后弃城而逃。

　　14世纪中后期,欧洲爆发的“黑死病”(鼠疫)堪称人类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大瘟疫之一,从公元1346年到1352年,黑死病可能造成了欧洲30%至60%的人口死亡。欧洲人当时不知道防治瘟疫的最佳办法是隔离,天主教会的常用方法是将“黑死病”的感染者集中于教会,遂使教士感染“黑死病”的概率远高于其他群体,大批教士死于“黑死病”。

　　也因此人们迁怒于天主教徒。英国学者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迈克尔·比迪斯在其所著的《疾病改变历史》一书中写道:“他们(犹太人)被怀疑用一种所谓毒药污染井水或是‘涂抹’房屋和人来传播瘟疫。”从14世纪开始,对犹太人的屠杀骤然增加,在“黑死病”爆发的数年间发生了300多起针对犹太人的杀戮事件。“黑死病”重创了天主教会的统治。很多不受天主教会控制的社会组织开始发展,新思潮开始传播,欧洲迎来了“文艺复兴”时代。

　　东汉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一场瘟疫来势汹汹。曹植的《说疫气》对当时瘟疫的惨状有着详尽的记载:“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这场持续了八年之久的瘟疫,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不明瘟疫发生原因的百姓们认为,这场瘟疫来自于疫鬼的惩罚。对于生死的迷茫和对“疫鬼”的恐惧感,让百姓们急需一个控制疫鬼的“神”来帮助他们在这场瘟疫之中活下来。所以,当有人打着“神”的旗号说可以帮助消灭疫鬼妖魔之时,自然有了众多的信徒。由此,道教应运而生,大肆宣传降魔除妖,并且以“长生”和“医道”相辅佐。在瘟疫流行的乡村,这些方士们以符水方术给百姓治病,也推动了道教在民间的传播。

　　佛教的因果论认为,瘟疫的发生都是过去世中被捕捞宰杀、猎杀杀害的动物们,怀着仇恨的心情,产生病毒来索要命债的。两汉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直接导致了汉代官方的天人感应神学崩溃,许多人到经学神学之外去寻找新的精神支柱,佛教、道教于是趁势而起。佛教源于印度,许多研究者认为,不考虑各种传染病的存在,就不可能了解印度的社会和宗教。

　　中国古代灾荒疫病频发,比瘟疫更可怕的,是社会秩序的崩溃。如前所述,3000年前,三星堆古蜀国发生了大地震和大洪水事件(包括震后形成的堰塞湖大溃泄),伴随而起的是重大且持续的瘟疫肆虐,瘟疫成为压倒三星堆古蜀国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以废弃三星堆古城为标志宣告这一阶段的古蜀国消亡。

　　据央广网报道:当地时间(2024年)5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报告称,在两年多时间里,估计有1300万人因新冠疫情死亡,这场大流行病“抹去了近十年”在提高预期寿命方面取得的进步。2019年至2021年期间,全球预期寿命下降了1.8岁,降至71.4岁,已经回到2012年的水平。[8]这是说,新冠疫情使全球预期寿命水平倒退了10年!

　　在医学如此发达的当代,新冠疫情尚且造成如此重大的影响和危害,可以推测,3000年前的古蜀国,一场重大瘟疫事件,造成人员大量伤亡,这足以让三星堆古蜀人的神巫信仰崩塌。瘟疫幸存者将所有祭祀神灵的国之重器“砸烂、焚烧、掩埋入坑”,然后弃城绝然而去。高度发达的三星堆古蜀文明就此尘封地下,直到3000年后的20世纪才被偶然发现而“一醒惊天下”。

　　三星堆古蜀文明曾是一个典型的“神权古国”,因为“过度的社会财富消耗”,在发生重大的瘟疫时快速地走向衰亡。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赵殿增早在新冠疫情初期,就开始思考三星堆消亡与瘟疫的关系。他指出,在这次新冠疫情初期,就曾经有过“三星堆一号坑可能是因为瘟疫而为”的猜想,因为一号坑里的三立方米骨渣之中,含有一些人骨。银河集团网址登录这八座祭祀坑之中,只有一号坑埋存了含人骨的大量骨渣。这种情况说明有可能是因瘟疫而亡的人员尸体,曾与兽骨一起,被焚烧打碎和掩埋。三星堆古人或许是希望以这种特殊的祭祀方式,去排除和躲避不祥之灾。在这次灾疫中,可能连群巫之长(国王)也一起亡故,因此在这座首次大规模“燎祭”时,就将国王所使用的金杖摆放在了祭祀坑的中央,并放置了部分铜人头像、青铜和玉石礼器,再将含人骨的大量骨渣,向着西北方倾倒于坑中,一起进行了掩埋和夯实。从一号坑的开口地层、土坑形制、器物特征、埋藏方式、骨渣堆积和坑口有建筑遗迹等情况看,说明它可能是这八座大型祭祀坑中年代最早的一座。

　　这是三星堆第一次超大规模的“燎祭”和瘗埋活动。但随后的情况可能并未出现好转,反而更为加剧了,因而人们便认为这些神器都已经“失灵”,就用神庙中的大量神像、礼器、祭品、象牙等,继续进行了更大规模的隆重“燎祭”仪式,以便把它们都送回到天上和神界,乞求上天和神灵能给他们再次带来好运。其中二、三号坑可能是同时祭祀埋藏的最大的一组;四号坑可能使用了奇特的器物和祭祀方式等。在最后一次祭祀活动时,可能连同被烧毁放弃的神庙墙体和剩余的众多祭品一起埋入了坑中(即七、八号坑),从而形成了“三星堆中心祭祀区”众多祭祀坑排列有序的情况。但灾难并未因此而结束,最后三星堆人只好迁都到金沙等处,三星堆古国从此走向衰亡。[9]

　　三星堆发现的八个器物坑,其方位和器物掩埋看似存在一定的规律,但总的来说还是显得杂乱,尤其是器物的出土状态,不像是被恭敬地摆放,而更像是被随意地掩埋;并且在不同坑内有多个残缺部件,出土后经文物修复专家奇迹般地拼接成一个完整器物。一些器物在埋藏之前均遭受到严重损坏,或烧或断裂,可以看出是人为的、恶意的损毁。这一现象,完全符合瘟疫幸存者埋藏这些神器的心理:因死亡降临的恐惧,因祭祀神灵保佑平安的失效而对神灵的绝望。

　　综上,笔者认为,多因一果形成的重大连续的瘟疫是使三星堆古蜀国消亡(以古城遗弃为标志)的最直接最彻底的原因。

　　三星堆古蜀国是典型的神权王国,世俗权力隐匿于神权体系之下,王权与神权紧密结合,由此维持了社会稳定。但过度的巫神信仰,需要庞大的巫师队伍和大量的从事金器、青铜器、玉器等祭祀用品的从业人员,包括频繁而浩大的祭祀活动,都在以最极端的方式消耗社会生产力,导致生产力下降,国库空虚,民不聊生。灾害来临之际,人们几无抵抗能力。在重大且连续的瘟疫流行过程中,繁盛的古蜀国衰落加剧,消亡已是必然。

　　幸存者痛定思痛,放弃城池,迁移他乡,繁衍生息。神灵信仰自然式微,神权让位于王权。就此也可以解释:后来与三星堆文化一脉相承、发达且庞大的金沙古城,出土器物中为何不见铸造更加大型壮观、更加繁复奇诡、信仰寓意更加丰富难解的祭祀神器?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余新忠指出:“古代关于疫病的成因,大体有两套认知系统,一是疫气致疫,二是鬼神司疫。鬼神司疫是一种文化观念,认为瘟疫由鬼神来掌控,其发生乃是因为‘乖违天和’‘人事错乱’或‘道德失修’等。在今人看来,这样的观念无疑可以归入‘封建迷信’之列,但若将其置于历史的语境中来加以理解,应该看到,它们对于当时社会的瘟疫应对其实颇有意义。”[10]

　　重大瘟疫灾变事件沉重打击了三星堆古蜀人的“万物有灵”巫神信仰。作为三星堆文化的尾声或余绪,一方面后来的金沙人在信仰上延续了三星堆人“万物有灵”的巫神信仰体系,另一方面以神权为中心的社会管理模式最终让位于以王权为中心的管理模式,以此来建设运转整个金沙王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进步。

　　瘟疫与人类文明共生,瘟疫参与了人类文明进程。对三星堆古蜀人来说,瘟疫直接导致神圣的巫神信仰的坍塌和对三星堆古城的遗弃。这是三星堆文明的一曲悲歌。在与瘟疫的长期斗争中,人类对于瘟疫这个顽敌的认识,逐渐由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直至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和消灭它。人类同传染病的斗争是无止境的。往往是一种传染病消灭了、控制了,另一种新的传染病又会出现。人类文明的进步,医学科学的发展,使人类战胜瘟疫的能力越来越强。

　　瘟疫令人恐惧,也使人们认识到生命的脆弱,重新思考人生意义以及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古人对疾病的思考,大多把疾病当作上天降罪的工具。历史上,迷信、谣言、污名化等愚昧思想经常与瘟疫同时蔓延。瘟疫也是一把双刃剑。无情的瘟疫促使人类疾病防控治疗手段不断进步,现代公共卫生事业长足发展。细菌学、免疫学等专业学科的兴起,以及抗生素、疫苗等重大发明,都是人类抗击瘟疫的成果。

　　因史料欠缺,笔者还无法判断出当年三星堆爆发的是何种类型的瘟疫,也无法确认是病毒还是细菌所致,更无法从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人体骨渣中直接采集到瘟疫病原体的DNA序列;但综上分析、归纳,仍大体可以得出三星堆古蜀国消亡于瘟疫的结论。

　　[1]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2]林向:《“三星伴月”线]段渝:《发现三星堆》,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121-122页,第51页,第55页。

　　[6]《在更大背景下研究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光明日报》2015年12月26日第8版。

　　[7]〔美〕威廉·麦克尼尔著,余新忠、毕会成译《瘟疫与人》,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3页。

　　[9]参见赵殿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家学术文集·赵殿增》,巴蜀书社2023年版,第247页。

　　[10]余新忠:《瘟疫的历史意义与疫病史的现实价值》,“学术之乎者”平台引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