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又称中产阶层或中间阶层，它并非指马克思主义就所有制关系意义上的阶级，而是指社会上具有相近的自我评价、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心理特征的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阶层。1951年，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出版了《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在这本书中，米尔斯第一次提出了作为中产阶级的白领阶级的概念，并详细研究了中产阶级的状况。他指出，目前在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已经出现了一个包括政府部门的中级行政官员、国营和私营垄断企业中的中级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以及其他领域中的专业技术人员等所组成的新的中产阶级，他们与近代时期的中产阶级大为不同，充当着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缓冲阶层，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稳定作用。此书是战后社会学家第一次考察并形成中产阶级概念的重要著作，它产生了极大的理论影响。

　　中国在经历了较充分的工业现代化、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取向的体制改革后，社会从身份走向契约，结构由刚性向弹性转变，原有的干部、工人、农民三级格局被打破，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化和收入差距扩大，中产阶级浮出水面，引起世人的关注。1996年8月30日，美国的《洛杉矶时报》发表题为《一个经济庞然大物》的文章，指出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多达2亿的中产阶层消费者已经有钱买得起各种进口消费品。这是对中国中产阶级数量的粗略估计。同年12月24日，美国《商业日报》发表题为《中国变化10年》的文章，指出年轻的专业人员、官员、企业家、双职工家庭，正在组成新的中产阶层。这是对中国中产阶级成员构成的概述。对中产阶级的生成背景和社会特性作一论说，相信会有助于我们把握他们对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影响。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个体经济首先在我国城乡出现。尽管当时国家为了解决知识青年返城问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且数量也极为有限，但这实际上标志着一股新的经济力量的崛起：私营经济。随着这股私营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利益群体，这就是私营企业主阶层。从1981年5月《人民日报》就一位农民雇工承办鱼塘展开讨论，到1988年国务院颁布私营企业管理暂行规定，私营企业主阶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1988年底，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的城乡个体户有1453万户(实际数字更大)，从业人员2305万人；雇工在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有23.5万户，雇工360万人。(1)

　　就如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工业企业主、小商人、小手工业者被称为旧中产阶级一样，我们不妨也将诞生于80年代的城乡个体、私营业主称作中国的旧中产阶级。如果用韦伯的收入、权力和声望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层理论来描述旧中产阶级，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们除了在收入上(当时流行的称呼是万元户)是明显地区别于其他社会阶层以外，在权力和声望上毫无起色。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批旧中产阶级在原先的社会结构中处于底层，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或为农民，或为城市中的闲散人员，至多就是全民、集体企业中的停薪留职人员或辞职人员。但是，当我们的社会从传统主义的重义走向现实主义的重利之时，他们在财富上的优势已足以补偿他们在社会地位上的劣势。象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这种情况也反映了在80年代中期，中国也出现了所谓的社会地位的非一贯性问题，即社会地位、学历(文化)较高但收入较低，或相反社会地位、学历(文化)较低但收入较高的现象(2)。无疑，中国过早地出现这个现象，很容易使其他阶层如知识阶层、官员阶层灰心丧气，或心存不满。

　　在一个向现代化转型的国家中，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相互评价和阶层的自我评价总是多角度的，地位和收入之间呈锯齿状：一方面的优势正是另一方面的劣势，一种不平等抵消另一种不平等，这对于协调阶层关系并非完全无益。从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历史来看，这种状况往往是在达到中等发达水平之后才出现的。因为，在落后国家，经济、文化资源有限，受高等教育的人总是少数，相应地参与社会高层次管理事务的人也就很少，此时的官员、专家、知识分子不仅社会地位高，而且收入水平也高。真正到了发达社会，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高，财富的象征地位已大大下降，各阶层之间在收入和地位上即使有一定差别，也已经不那么引人注目了。因此，社会地位的非一贯性往往发生在中等发达国家，即在各方面都处于转型、过渡性阶段的国家。经济发展的不规范性、不平衡性，往往使处在社会内层、核心层的地位较高的知识阶层、官员阶层因拿死工资而失去财富上的优势；相反，那些处在社会外层、边缘层的阶层却较容易在不均衡、不规范的经济生活中游刃有余。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通过给予对从事复杂劳动的人以较高地位和报酬来刺激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去仿效，从而带动民族素质的普遍提高。问题在于，早在80年代中期，中国却过早地出现了社会地位的非一贯性现象，引起了社会张力，导致了政治危机。

　　六·波后，私营经济出现了暂时的萧条和萎缩，但自南巡，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后，私营经济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下海潮当中，许多过去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弃官从商，不仅直接壮大了私营经济，而且也使私营业主的素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上海复星、深圳华为等已经成长为大型民营高科技企业，而温州的乡镇企业也在全国率先突破家族制模式，走上了现代企业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随着三资企业的发展，股份制企业的增多和专业机构的建立(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技术咨询公司等)，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不断壮大；而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充，办学形式进一步多样化，也导致知识分子阶层的进一步扩大。所有这一切表明，中国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一个由民营企业家、新经济组织中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知识分子等所组成的文化素养好、职业声望高的新中产阶级正逐渐取代旧中产阶级。具体来看，新中产阶级大致由两大部分的人组成：一是处于该阶级上层的人，他们是高级知识分子、中小型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共2930万人左右，占从业人口的4%左右；二是处于该阶级下层的人，他们是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律师、大中学教师、一般文艺工作者、一般新闻干部、一般机关干部、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个体工商户，共8200万人左右，占从业人口的11.8%左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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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世界范围来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新科技革命为起点的世界范围的社会结构大调整，中国的阶层分化明显滞后了，但经过近十年的加速分化，这个差距已经缩小，并且明显表现出二者在发展趋势上的一致性。例如，美国早在50年代就经历了白领阶层和蓝领阶层1：1的转折点，进入了白领化时期。现在，西方国家的白领阶层一般占全体劳动者的45-60%，有的国家还要更高一些。中国的这一转折在80年代已经启动。1982年和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各职业人口构成资料表明，白领人员占各职业的比例由9.7%上升到了11.8%，增加了2个百分点。虽然从比例上看，增加幅度不大，但从绝对数上看，增加幅度还是很大的。(4)同样，天津的统计材料表明，90年代初较80年代初，脑力劳动者的比例由17.19%升至20.72%，体力劳动者的比例由82.81%降至79.28%，二者的升降幅度为3.53个百分点，其中产业工人下降了4.77个百分点。(5)上海的统计材料表明，1997年在上海国有和集体经济的职工中，从事管理与技术的白领职业的人口占公有经济在业总人口的18.3%，而白领工人在整个上海工人中已经超过40%。(6)

　　在现实生活中，中产阶级远非总是表现为严格确定的一望可知的集团，他们散落在各种职业、部门、文化和其他共同体的复杂结合之中，甚至在经济、意识形态上都不是统一的整体，但他们至少有三个共同点：一是在经济上，他们一般拥有中等财产，有较稳定的中等水平收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二是在职业上，他们的职业范围相当广泛，包括了许多职业。在现代社会里，劳动分工体系中的各种职业都具有特定的技能。这种特定的技能既带来了收入的变化，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公职人员成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构成。他们一般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和工作技能，并且利用自己的知识赢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和随之而来的优厚待遇。三是在政治思想上，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一般持有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同时，因为在行政、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直接掌握生产力和文化设施，因此他们希望通过改良来消除社会中的弊病。

　　西方国家经过了数百年的工业化孕育了一大批中产阶级，从而使他们的社会结构由传统农业社会的金字塔型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橄榄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多数西方国家长治久安的社会结构性原因。相比之下，中国的中产阶级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还处在初级阶段。比如，如果以年收入2.5万至7万美元的国际标准来衡量，中国的中产阶级就少之又少了(受中国生产力水平所限，有学者将年收入在5千至1万元的温饱型、1万至3万元的小康型和3万至10万元的富裕型人口全部划为中产阶级，认为已经占到全国城镇人口的95%。而有的学者只是将富裕型的人口看作中产阶级(7))。其实，由于文化、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差异，各国的中产阶级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如美国的中产阶级主要是白领阶层，英国的中产阶级主要是小私有者和经理阶层，德国的中产阶级主要是职员和公务员，印度的中产阶级主要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由此带来了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的政策调整，如引进外资、发展私营经济，加快了社会结构的自然演变过程。在这双重因素作用下，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形成过程中除了具有一般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中产阶级的富裕、学历、声望等特征之外，还表现出自己的社会特性。

　　首先，中产阶级的职业构成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行业垄断性。目前，我国的高收入行业主要集中在具有不同程度垄断性质的行业。这些行业往往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他们依靠国家赋予的一定的垄断地位，再加上自身的努力，不仅获得超额利润，而且也为职工收入的快速增长提供了条件。经济运行中的垄断行为及带有行政色彩的垄断现象，使一部分人凭借垄断收入顺利地进入中产阶级行列。据劳动部对1000多户国有企业的调查，外贸、金融、旅游、电力、邮电和烟草六个行业经营者1995年上半年收入高于其他行业70%以上，这还不包括大量的工资外收入和在职实惠；另外，证券管理机关、政策性银行、全国性总公司等单位的职工工资水平一般高于同级国家公务员工资的2-3倍。(8)这一现象起着一种负面作用，即大大挫伤人们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并阻碍大多数人凭正常的经营努力和聪明才智进入中产阶级。

　　其次，新生代构成了中国中产阶级的主体。相比较而言，在社会结构的自然演进过程中，多数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是由各种年龄群体构成，成分复杂；而在中国，新中间阶层则是由一个25-35岁上下的年轻群体构成的。(9)我们知道，近年来，在政府的产业政策引导下，高收入领域大都集中在诸如金融、证券、信息、高新科技等三资企业、新兴行业中。这些行业在社会上处于上升地位，一旦进入其中，也就占领了市场的最高点。新生代大都具有较高的学历，有新的专业知识，懂外语、会电脑，比较容易进入到有竞争力的职业中。无论在职业结构上，还是在生活方式、社会态度上，新生代与传统的中产阶级都有重大差异。他们有令人羡慕的职业，有很强的高消费倾向，有渴求名望与成功的心理状态。这一切都使新生代起到了一种社会示范群体的效应，即使得那些在现有社会结构下无法享受高收入的社会群体更加关心经济生活的变化及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加勤奋努力地工作，更加注重培养自己的文化层次。

　　再次，中产阶级身上与身俱来的西化烙印。与西方国家中产阶级诞生的途径不同，中国中产阶级的诞生经历着两条道路，一条是本土化道路，即她是由产业革命和市场化培育起来的；另一条是西化式道路，即西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雇佣和培训了一批从事管理工作和专业工作的专业人材，他们享受较高的薪水，自然就是中国社会的白领阶层。由于受西方跨国公司的特殊培训，这批白领阶层无论是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还是在生活方式、文化心理，都打上了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深深烙印。虽然他们喝着中国的水，但却尽量地模仿着西方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用外国名牌包装自己，对国货是不大赞誉的。他们大都有一种阶层的自豪感，有一种自以为了不起的感觉，但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并不象他们的外表那样华丽照人。在洋人面前，他们是二等人，在国人面前，他们是二等洋人。空虚、浮躁、匆忙、缺乏归属感以及无根的感觉，是他们心理上不安全感的体现。一位白领曾这样说，我已习惯于那种既被人踩在脚下，又消除了自己疑虑的生活道路，这些为常人所不能理解。当我已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的幻觉浑沌中，不知道究竟还有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找我想找的东西。(10)这是由西方跨国公司培养起来的中国白领阶层的先天不足之处。

　　最后要说明的是，鉴于中国国情，我们不能把所有在经济收入方面比较富裕的人都称之为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从本质上说，是指那些受过中等以上教育并能运用自己的知识技能作为软资本来参与市场竞争，并因此而取得竞争优势的人们。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的审美趣味、生活态度与价值观念，一般而言较为向上、积极，具有正面意义。那些投机商、暴发户、利用权钱交易的权势寻租者，利用权力地位取得财富、地位等稀缺资源的人们，严格地说，并不属于社会学意义上的中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