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也是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中心，新思潮、新文化源源不断通过上海传入中国。上海亦是近代中国的出版中心。1921年中国成立前后，一个以党刊、党报、出版社（印刷厂）为中心的无产阶级出版系统在上海初步建成。

　　中国在上海成立后，非常重视对宣传和出版工作的领导，一大便明确了“超过十人的党的地方委员会应设宣传委员一人”的规定。1924年5月，正式成立中央宣传部，主管党的政治宣传工作，宣传部内还“特别设立一个编辑委员会”，以主持中央一切机关报的编辑工作。党的宣传工作的重镇就是上海，中央先后在上海建立的出版发行机构有：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长江书店、华兴书店等，这些书店始终把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及其通俗读物，宣传党的纲领和主张的书放在首位；中国及其外围组织如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出版了大量机关刊物，如中央机关报《向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先驱》等；早期不断扩大其思想理论阵地、壮大其组织队伍、拓展其社会基础，商务印书馆、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等民营出版机构也在中国的领导下，成为出版发行进步书刊的重要阵地。上海作为舆论重镇，其影响辐射全国。

　　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新青年社编辑部

　　1920年6月中旬，中国上海发起组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中国上海发起组创建后，通过改造和创办进步报刊，在宣传工作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1920年11月，中国第一份党刊《》月刊秘密创刊,主要介绍国际运动概况，尤其是重点关注俄国的革命经验；批评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思考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新青年》《》作为中国早期组织领导下两颗璀璨的双子星，成为引领时代转向的风向标与时下舆论的主阵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的创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与此同时，成立新青年社作为中国上海发起组的出版发行机构，除刊行《新青年》，也出版《劳动界》《上海伙友》等面向工人和店员的杂志，总经售处位于法租界大自鸣钟对面新青年社。《劳动界》和《上海伙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化形式，是知识分子从事工人运动的良好开端。新青年社从1920年秋开始，陆续推出“新青年丛书”，书目广告列有10种，实际付梓8种。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李季译《社会主义史》，黄凌霜译、张伯坚校《哲学问题》，恽代英译《阶级争斗》等。

　　《宣言》是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纲领性文献。上海是中国的诞生地。在中国的创建史上，《宣言》的翻译、出版、传播占有特殊的地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19年秋，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陈望道，收到邵力子来函，提及《星期评论》周刊主编戴季陶拟邀请陈为该刊翻译《宣言》。陈望道欣然应允后，回到家乡义乌分水塘村，“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把彼全文译了出来。”1920年5月，陈望道带着译稿赶赴上海。然而，《星期评论》却被迫停刊了。《宣言》中译本不得不另找机构出版。当时，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上海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成起了名叫“又新”的小印刷所，意蕴“日日新，又日新”之意，主要译介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带来的马列主义著作和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文献。

　　1920年8月，承印的第一本书便是陈望道翻译、陈独秀和李汉俊校对的《宣言》中文全译本，之后又印刷了《马格思资本论入门》等一批革命书籍。所印一千册《宣言》很快赠售一空。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印刷两次，这在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之后，各地争相翻印，不断再版。《宣言》全译本在上海的出版是中国创建史上最重要的理论创新，对早期党组织的发起和组织、以及1921年中国的诞生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中国成立后，加强对马克思理论的宣传成为党的重要工作，开始有领导、有计划地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根据中央局的决定，1921年9月1日，我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成立，社址位于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李达亲自主持出版社工作并兼任编辑、校对以及发行工作。到1922年6月底，人民出版社共出版图书12本，有《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礼拜六》《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列宁传》《俄国党纲》等。同年9月，人民出版社又推出一系列新书，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入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及《劳动运动史》《两个工人谈话》《太平洋会议与吾人之态度》《李卜克内西纪念》等。此外，《》月刊从第六期起亦由人民出版社负责发行工作。1923年，人民出版社与广州《新青年》社合并。

　　为了继续加强党的宣传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力，1923年11月，中国又在华界与法租界交界处的民国路振业里11号成立了第二个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专门经销党的报刊和马克思主义著作等革命书刊。出版发行中央机关刊物如《向导》周刊、《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以及共青团中央的《中国青年》周刊等是上海书店的主要任务。为了满足日益增大的市场需求，上海书店还建立了自己的印刷所，并在国内外建立了庞大的销售发行网，特别是在一些重要城市都建立了相关机构，如长沙文化书社、南昌明星书店、广州国光书店等，甚至在海参崴、巴黎等地都成立代售处，形成了一个跨越重要省区城市和连接国际大都市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和革命书报的”发行网络。上海书店曾重印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物，并陆续出版包括瞿秋白的《社会科学讲义》《社会科学概论》《国外游记汇刊》《新社会观》，恽代英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平民千字课》，施存统的《世界劳工运动史》，李求实的《革命歌声》，杨明斋的《评中西文化观》等。此外，上海书店还陆续推出《将来之妇女》《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浅说》《关税问题与特别会议》《青年工人问题》《显微镜下的醒狮派》等六种“中国青年社丛书”，《不平等条约》《中国关税问题》《反戴季陶的国民观》《论北伐》等四种“向导丛书”，合计逾三十种。从1923年成立到1926年遭封闭，上海书店发行了大量党的刊物和进步书籍、。

　　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立，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以其知名度不仅拓展了中国创建时党团书刊出版的发行渠道，而且其本身也是党内文件、书刊的流通机关，同时兼为秘密组织联络功能；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大批人的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商务印书馆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开展革命工作与政治传播的空间，成为上海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机构。

　　1919—1922年间，中国创建初期，商务印书馆在不足4年的时间里出版20种以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是同期出版此类书籍最多的出版机构。从1922年1月至1923年12月，商务印书馆相继推出了施存统译《马克思学说概要》和《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太朴译《进化论》、祁森焕译《妇人和社会主义》、夏丏尊和李继桢译《社会主义与进化论》等十种书籍，封面中间有地球图案，上标“新时代丛书”五字，紧握的双手象征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同时，马克思主义、书刊的宣传出版，为早期党团员的自主编译提供了小环境的畅通。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早期党团员的著译，有瞿秋白《新俄国游记》（原名《饿乡纪程》，1922年）《赤都心史》（1924年）。商务出版的马克思研究丛书，如陈溥贤翻译的考茨基的名著《马克思经济学说》等。此外，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大量有关反映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各类书籍。1924年4月出版的《接收青岛纪念写线日我国收回青岛主权的经过。此外，商务印书馆的期刊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都刊载过数量不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瞿秋白在《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上发表了《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李宁（即列宁）与社会主义》等文章。五卅惨案发生后，《东方杂志》除了编印临时增刊外，还在22卷13期系统地分栏刊登了反映“五卅”事件全过程的新闻照片45幅。

　　愚园路亨昌里418号（今愚园路1376弄34号）——《布尔塞维克》编辑部

　　“八七”会议后，中央机关迁往上海，决定成立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重新出版中央机关刊物，定名《布尔塞维克》，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五人组成编辑委员会，瞿秋白任编辑委员会主任兼总编辑，郑超麟从事编辑部的具体工作。《布尔塞维克》作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阐明了中国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及时提出党的革命任务与斗争策略，在土地革命时期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先为周刊，从第20期起改为半月刊或十日刊，从第29期起改为月刊，1932年7月1日出版最后一期，被迫停刊，历时近五年，出版52期。

　　1928年11月20日，《红旗》在上海创刊，初为周报，后改为三日报，由罗绮园任主编。1至4期为16开本，5至23期为32开本，24至126期为8开本。1930年8月2日停刊，共出版126期。第40期起《红旗》确定为全国政治机关报，它代表党分析全国的政治事变，指出全国革命总的人物和全国革命运动的策略，解答群众中所发生的问题。《红旗》分社论、转载、国内消息、国际消息、问题与回答、短斧头（政治讽刺）等栏，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共产国际决议案及给党中央的信，中央的各种报告、宣言、决议案，各省委给中央的信，各地政治经济状况，各地反军阀和斗争的情况，工人得生活状况及罢工情况，革命根据地的群众生活情况，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情况，苏联的工农生活情况，国际革命运动的情况等等。

　　1930年8月15日，《红旗》与中央宣传部秘密出版、公开发行的《上海报》（1929年4月17日创刊，李求实主编）合并改组为《红旗日报》，作为中央机关报秘密出版。《红旗日报》在残酷的下诞生出版，受到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当局的合力破坏，封闭承印机关3次以上。1930年9月，《红旗日报》被迫迁至上海市外。1931年3月9日，《红旗日报》改为《红旗周报》，并恢复为中央机关报，秘密出版，张闻天为主编。1933年8月31日，从中央苏区出版第59期起，又改称《红旗》，为半月刊。1934年3月1日终刊，共出版64期。

　　1925年10月11日，《生活》周刊由黄炎培创办于上海，初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报。第1卷由王志莘任主编，1926年10月第2卷起，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周刊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共赴国难”的主张，倡言民主自主，呼吁国民奋起抗日，挽救民族危亡，逐渐演变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刊。1932年7月，《生活》周刊被政府以“思想偏激、毁谤”为由部分查禁。1930年9月，《生活》周刊社成立书报代办部，考虑到刊物随时被扼杀，遂在1932年7月1日正式成立了生活书店。同年11月，生活书店又与《生活》周刊社分开，从环龙路迁到法租界的陶尔斐斯路42号（后迁至霞飞路五九三号桃源坊、福州路384弄复兴里4号），挂出了“生活书店”的招牌。1933年7月，《生活》周刊被禁止全国邮寄，邹韬奋被迫流亡海外。同年12月16日被查封，出至第8卷50期停刊。

　　全面抗战爆发后，邹韬奋一出狱即全力投入抗日救国运动。“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邹韬奋仅用5天时间创办了《抗战》三日刊，次年7月，与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他还领导生活书店员工，按照中国的抗战总方针，积极开展出版工作，出版了大量宣传抗战的书刊，许多青年正在这些刊物的影响下纷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抗战胜利后，在中国的帮助下，徐伯昕等花了30两黄金顶下吕班路(今重庆南路)6号作生活书店门市部，于1945年10月10日复业。17年间，生活书店共出版《生活》《新生》《世界知识》《译文》《全民抗战》《文艺阵地》《理论与实践》等期刊30多种；图书1200多种﹐其中既有《反杜林论》《宣言》《国家与革命》《雇佣劳动与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价值、价格与利润》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又有胡绳的《新哲学人生观》﹑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等哲学社会科学论著。这些出版物在知识界、青年学生和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广泛传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政治主张，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传播进步文化和科学知识，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1948年10月26日，为了集中力量加强出版工作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在香港合并，正式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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