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W. 凯瑞（James W. Carey）是美国文化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作为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学者，他对美国传播学的影响很大，被誉为美国文化研究“最杰出的代表”。其在传播研究中提出采取文化研究的路径，主张将美国传播研究的源头回溯到杜威，并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其代表作有《传播与文化》、《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大众传播与文化理论》以及《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
当前传播理论的整体研究中主要存在两个重要的向度，即社会取向的传播研究和文化取向的传播研究。美国主流传播学从社会向度考虑传播问题，因其受到战时环境和行为科学的影响，坚持认为传播就是要改变认知与态度进而控制行为。因此，传播学是为实现统治阶级的社会控制而服务的。
而詹姆斯·凯瑞在借鉴芝加哥学派、北美技术学派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倡导传播学的文化研究取向，提出了仪式传播思想。而其传播思想的核心就是在对传播观的对比中凸显出来的传播的“仪式观”。
詹姆斯·凯瑞在1957年第二期《传播》杂志上发表《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一文首次提出传播的“仪式观”，用来区分传统传播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传播的“传递观”。其以“仪式”作为传播的隐喻，将传播视为文化，认为传播是维系社会存在的纽带，指出传播并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信息传递，更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得以维系的一切仪式性活动。
在此基础上，詹姆斯·凯瑞提出了自己对传播的定义，即“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它是构建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
定义中指出仪式观中的传播主要有两个特征。其一，传播具有社会性。传播是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对现实的创造与解读的过程，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其二，传播的表征性，即传播是一个符号过程。因此，通过传播形成的符号系统成了现实的表征。
凯瑞认为，自传播一词19世纪进入公共话语，在美国的文化语境中就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传播观念。第一种意为“传递、传输”，在这个意义上，传播技术本身成为思想的中心，其最终目的是控制空间和人。第二种则是“仪式”，有共享、共同参与的意味，“仪式”意义上的传播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将人们聚集起来的典礼。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传播研究秉持“传递观”。但凯瑞认为这种原有的院式研究已经走入到了裹足不前的境地，是时候重新探讨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从立足点开始找到复兴传播学科的路径。因此，凯瑞将美国传播研究的源头回溯到杜威对传播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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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新厘清传播思想源头之后，凯瑞进一步阐述了传播学应采取文化研究这一路径。其“仪式观”的提出不仅受惠于芝加哥学派，也受到雷蒙·威廉斯、英尼斯等人的影响。在仪式观的视角下，研究传播是研究有意义的符号形态被创造、理解和使用的社会过程以及如何建构现实，并指出最终传播研究的目标是要增强人类交流，而非在传递观的主导下以实证研究得到控制的技巧和方法。不同于美国传播研究的经验主义，凯瑞认为文化研究的目标不是控制人的行为，而是寻求对人类行为的理解，通过共享与沟通，建构并维系人类的文化世界。
美国传播学者罗森布尔首次提出“仪式传播”，认为“仪式传播”包括“作为传播现象的仪式”和“作为仪式现象的传播”。前者是指具有传播特性的仪式活动，包括社会生活中的正式仪式（如宗教仪式、婚礼等）和日常生活中的非正式仪式（如见面握手等）；后者指大众传播活动的仪式化，如“媒介事件”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仪式传播是从更为宏观、更为深刻、更为根本的层面探索传播的意义。有学者认为，罗森布尔关于“仪式传播”的概念不仅内含凯瑞的“传播的仪式观”，而且将所有从“仪式”视角进行传播研究的范畴都包含在内。
詹姆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在理论研究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其一，从微观层面上来说，传播仪式观是对传递观的补充与更新，使得传播观跳出了传统“传递观”对传播的误解。“仪式观”以仪式为隐喻，指出传播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聚集起来的意识。其二，从宏观层面上来说，传播仪式观将文化研究范畴引入整体的传播学研究，开创了文化传播学的研究范式。
但同时，传播“仪式观”在理论开拓性上也无法完全掩盖其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仪式观”在批判“传递观”研究的功利性与目的性过强的同时，自身也陷入了功能主义的圈子，成为其所谓的“仪式”如政治活动或广告宣传过程中所存在的某些力量的帮凶。其次，詹姆斯·凯瑞通过“仪式观”强化了对主流“传递观”中效果研究的批判，但在对英国文化的继承中却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成分。不仅如此，“仪式观”从解释性风格的语言来分析传播活动，这种人文主义取向的传播研究更多的依赖于研究者观察与感知的能力，带有鲜明的个人思维方式与价值判断的特点，使得研究结果的主观意识过强。
[2] 刘建明. 《“传播的仪式观”与 “仪式传播”概念再辨析：与樊水科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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