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灵魂的重要表征,与国运和民族的兴衰深度关联。一定的文化在观念之维上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并为其服务。中国领导文化建设的百年探索围绕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而展开和推进,具体体现在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发展道路、方针政策、战略策略等各个层面,并呈现出不同的具体内容和特点,取得显著成就并累积了丰富的建设经验。全面系统研究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百年探索、伟大创新与历史经验,对于我们深化对思想文化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铸就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助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意义极其重大。
研究中国领导文化建设的百年探索和历史经验,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坚持唯物辩证的方法论原则。具体说来,这些原则主要是主体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历史性原则。只有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原则,才能真正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认识历史,得出合乎逻辑的科学结论。
中国领导文化建设的百年探索,党是主体。确保和强化党的领导,是文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缘由。党的领导主体是一个多层次构成的有机整体,是一个由党的领袖、各级组织、领导干部、全体党员构成的主体体系。搞好文化建设,务必形成上下同心、全党动手的工作态势。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党的领袖是灵魂、决策者、领路人,是主体体系中的核心。党的各级组织肩负着领导文化建设工作的主体责任,是进行文化建设的战斗堡垒和指挥部,必须当好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起好导引作用,确保文化建设工作的正确前进方向。各级领导干部是“关键少数”,是文化建设工作的第一责任人,须得敢担当,进而不辱使命,尽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义务;理应带头在履职尽责中抓好文化建设工作,确保党和人民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中始终处于主动和主导地位,牢牢把控领导权。党员是作为党的肌体的细胞而存在的,其先进性和纯洁性直接表征和彰显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决定和影响党的初心宗旨能否得到切实践行,而党的使命任务的完成状况也检验着和映现着党员的工作成效及其先进性和纯洁性,同时需要党员的高效及卓越工作来完成。文化建设工作作为党的工作的必要构成,亦是如此。我们既要充分和大力发挥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的作用,更要教育引导党员全体坚定理想信念,尽全力调动他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才能打好文化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仗,彰显中国无坚不摧的历史伟力。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文化建设中,坚守党的领导的主体性与确保人民主体地位是内在一致的。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党的非常重要且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人民是我们党革命、建设、改革、执政的最大底气,也是我们党风雨无阻、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和高歌前行的根本依靠与力量之源。伟大的中国人民写就了气势磅礴、波澜起伏的中华民族发展史,造就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铸就了经久不衰的民族精神,中华大地上发生的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这个社会历史主体所创造的。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人民在中国的坚强领导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用不懈奋斗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夯实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深厚底蕴、奠定了文化强国建设的物质前提。坚持党领导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的主体性与人民的主体地位是内在一致的。在新时代确保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最根本的是要做到坚守“两个确立”。“两个确立”是新时代党的重大政治优势、理论优势、制度优势、组织优势,体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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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性原则是唯物辩证法基本原则。列宁把这个原则看成辩证法要素的第一条,强调在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时,要注重“考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研究中国领导文化建设的百年探索和历史经验,必须坚持客观性原则。客观性原则主张观察与剖析问题时,要立足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不是基于主观臆断的设想。中国把自己的思想路线确立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实事求是,从本质上说坚持的就是客观性原则。
坚持客观性原则,质言之,就是要尽全力实现全面性、整体性和重点性的统一。对此,列宁从辩证法之维指出:“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尽管在列宁看来完全做到这一点是不现实的,然而他又坚持认为“全面性”的要求有助于避免我们犯错误和走向僵化。在《矛盾论》中曾引用这段话并加以发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批评了党内的片面性思想作风。针对如何确保所掌握事实的客观性,列宁还说:“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反之,列宁强调,若掌握事实的时候忽视了其整体性和连续性,这种事实便只能是“一种儿戏”,甚至不如“儿戏”。可见,从整体性和联系性视角抽取事实,对于确保其客观性极其重要。这就是说,坚持全面性的原则就一定逻辑地引申出要坚持整体性的原则,全面性和整体性是统一的。
正是基于这种全面性和整体性相统一的原则要求,我们研究中国领导文化建设的百年探索和历史经验,需要依循正确党史观,以党的百年奋斗史为主线,以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历史活动为基础,以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和思想导引,整体性、全方位、多视角研究党领导的不同时期的文化建设事业。强调全面性和整体性,必然逻辑地要求突出重点性,唯物辩证法的全面性、整体性与重点性又是内在统一的。研究中国的文化建设史,关键环节就是透视出中国成立百年来究竟要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和怎样建设文化的问题。具体地说,在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以及新时代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围绕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我们党要建设的文化的性质和核心内容是什么,遵循什么样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行文化建设。从根本上说,就是我们党怎样与时俱进地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怎样建设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就是重点。
坚持全面性、整体性和重点性的统一,进一步说就是要坚持系统思维,运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进而在研究中实现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透彻把握和精准透视。研究和回顾中国领导文化建设的百年探索,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