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传播生态的变革，推动文化的传播交流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变化。随着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和人们的喜爱，优质的文化类电视节目横空出世。银河galaxy官网通过对受众的考察、节目内容形式的创新等方面研究，树立起《中华诗词大会》《朗读者》《国家宝藏》等一大批优秀节目代表，并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上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近几年来，文化类电视节目呈现出“井喷”式发展，其中《汉字英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等节目掀起收视热潮，成为文化类综艺节目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一方面显示了日益增强的文化自信，根植于血脉中5000多年的中华文化基因，正随着国家实力和话语权的提高，焕发出生机活力；另一方面则体现出大众的文化自觉意识的苏醒。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这样认为：“国家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政治群体……即使再小的民族国家绝大多数成员也是彼此互不了解，他们也没有相遇的机会，甚至未曾听说过对方，但是在每一个人的心目中，却存在一个彼此共处的一个社会群体的想象。”而不再一味采取“拿来主义”盲目追捧西方的价值理念，追寻和坚守优秀传统文化，才是消解西方歪曲言论、建构社会共同体的必然选择。同时他还指出了媒体在建构共同体中的重要作用。相较于过去政府宣传占据主导，民间、市场处于被动的单一传播而言，在现代社会，尤其是互联网时代之下，文化的传播有了更为灵活多样的途径。文化类电视节目中融合画面、音乐、言语三重符号系统，嘉宾、主持人、观众三位一体，并借助技术手段叠加多种元素展示鲜明直观、真实生动的形象，在传统文化的传播上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并成为培育我国文化自信和彰显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渠道。随着文化类电视节目的热播，学术研究也越来越热闹，本文旨在对研究现状进行初步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谈一下笔者的感受。

　　笔者以“文化类电视节目”为主题在CNKI上进行搜索，截至2018年1月15日，分别得到2013—2017年文献为586、667、691、654、623篇。在对这些文献和相关资料进行统计和分析后，得到大致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目前，学界关于“文化类电视节目”的概念及其基本特征的描述较为繁杂，尚未形成统一的界定。但毋庸置疑，“文化”是文化类电视节目的核心所在。定义文化类电视节目首先应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解。从国内来看，杜妍在论文中从广义上考证了“文化”一词最早应追溯到“彖”卦的卦辞，即观察天的运转规律可以认知时节的变化，观察人世的发展规律可以教化社会，文化是由天文和人文共同构成的，“人世”的各个方面都包含在文化之中，民族的发展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上，文化也会反过来对民族进行指导。[1]从国外来看，1871年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提出：“文化是一个集合，包括了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2]在20世纪中期，《文化：概念和定义批判分析》一书中，美国人类学家克洛依伯和克拉克洪提出了文化的九种分类，他们认为：“从总体上看是指人类创造的财富积累，图书、绘画、建筑以及诸如此类，调节我们的环境的人文和物理知识、语言、习俗、礼仪系统、伦理、宗教和道德，这都是通过一代代人建立起来的。”[3]

　　基于此，祖群认为这一视角下的所有电视节目无一不是文化类节目，文化类电视节目是对“文化”明确直接的表达，内容和立意都不能脱离文化。[4]而贺邵磊则定义了一般意义上即狭义上的文化类电视节目是指与娱乐节目相对的，充分利用电视传播手段，以文学、艺术、生态环境等文化形态以及各种文化现象为背景，以关注社会进步、探讨人文理念、把脉人间万象、传播现代思想、继承历史文明、挖掘优秀传统、追踪时尚动态、探究生存方式、开拓宏观视野、提高素养意识为内容。文化类电视节目是既有丰富内涵，又有艺术品位，形式题材多样的严肃节目。[5]在《文化类电视节目的定位及其发展反思》一文中，陈晨则从节目内容、传播范围和目的以及影响力和生命力上对文化类电视节目进行定义。[6]

　　对于什么是文化类电视节目的概念界定是极为必要的，这种界定能甄别出一些披着文化外衣的“伪文化节目”和非典型的文化节目，继而进一步清晰明确研究的内容和范围。

　　在娱乐化、商业化浪潮席卷的当下，电视文化节目缘何能迎来发展繁荣的春天，关于其兴起的背景，不少学者做了探讨。在《文化类电视节目的创新特征与价值彰显》一文中，陈梦柯、王国平从国家政策、媒体市场的发展和竞争以及受众多元化的文化诉求方面进行了总结，认为电视文化节目是三者共同博弈与协商的结果，只有正确认识文化节目兴起的背景，才能把握具有指向性的创新理念和指导文化类电视节目的创作。[7]郦波在《从央视“大会”系列看电视节目的文化自觉》中则认为首先从电视业本身的发展规律来看，文化回归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在经历了“唯娱乐化”走向“娱乐至死”的同时，“娱乐+文化”成为电视市场转型期的重要特征。同时，当人们的物质生活提高到一定水平，精神生活需求日益凸显，高质量、有文化内涵的电视节目更符合人们的精神追求。其次，从电视业的生存环境来看，面对网络时代碎片化、快餐化的内容生产，唯有深度、高度、厚度与温度才是立身之道。最后，从“一带一路”的建设视野来看，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更是一个时代命题，电视文化节目理应在这种价值建构中承担起应有的责任。[8]张爱凤则从品牌输出和国际认同的角度思考，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解构渗透于电视节目中的西方文化霸权。建立属于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是打造原创本土的电视文化节目的外部动因。[9]

　　《朗读者》《中华诗词大会》等电视文化节目热播之后，其创新之处颇引人注目，研究电视文化节目创新性的路径大概可分为以下两类：

　　一是从节目本身出发，从内容、形式、传播方式、营销策略等方面谈创新。如雷璐荣以《中华诗词大会》为例，对第一季和第二季进行对比认为后者是从节目内容与形式的改革，向内容、形式、渠道、流程与品牌多维度创新的升级。而创新中重要的两个方面是技术范式下传播模式的变迁和传播场景中个人角色的变化。[10]

　　二是将创新之处放在文学、美学或传播学理论架构下进行研究。如潘晴晴从“仪式感”的角度出发，对包括舞台场景的设计、比赛的赛制、播出时间、观众的收视行为及节目流程编制等体现仪式性的因素里，分析当前文化类电视节目的创新点。[11]别君华在《文化类节目的创新传播策略——以朗读者为例》中，借助英国美学家布洛提出的“审美距离”理论，认为创造性地掌握距离的“适度性”，保留高雅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理想并与普通人的生活结合起来是电视文化节目真正走进受众心灵，获取成功的关键，同时他还从美国媒介学者沃尔特·翁对原生口语文化传播的描述中得到启发，即这种“移情的”和“参与式的”特征，体现在节目中为明星和素人结合，共享参与仪式，提升了节目的感染力。[12]喻江玲和黎藜以俄国代表人物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陌生化”理论为基础，在《陌生化理论视阈下的文化综艺节目创新》中，以《汉字英雄》为例从主体内容的陌生化、呈现形式的陌生化和传播形式的陌生化三个方面分析节目热播的根本因素。[13]

　　还有学者“以旧论新”，通过考察节目中融合各元素的怀旧多元化表达、符号与仪式组合下的怀旧美学呈现以及情感回归里的怀旧文化意涵，在对节目怀旧叙事的探究中思考创新性。[14]

　　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盛行的当下，文化类综艺节目的热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众对于更高层面精神生活的期盼与渴求。但当文化带有了流行色彩，现象级的电视文化节目引发大规模效仿和复制的热潮时，这种文化节目的繁荣一方面给我们带来惊喜，另一方面当有所警惕。在当今的电视传播环境中，文化类节目是否能够真正承载“文化的内涵”，如何在市场之外觅得特定的生存空间，是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颜梅和何天平在《电视文化类节目的嬗变及文化反思》一文中，对从20世纪末开始作为独立节目类型的文化类节目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对当前的热播现象进行反思。[15]他们认为用曲水流觞、吟诗作对这些指意活动对文化节目确立起“文脉正统”的正当性的同时，也使得文化意义不断陷落扁平和匮乏的窘境，并强化了文化民主化在消费层面的合法性。传统文化从精英文化的语境中落入大众文化的语境之中，形成“集体狂欢式”的文化表达，文化符号的去深度化生产反映了消费主义对文化工业的诉求，这些都构成了后现代的文化景观。在对于文化主体性的探讨中，他们认为热火朝天的电视文化节目里，所谓象征“传统”的文化符号提供给大众的是与“滤镜”一般的效用，是对于人们日常审美趣味的迎合。王博的硕士论文《中国汉字文化益智类节目研究》的第四章，也对“热传播”背后的潮流进行了“冷思考”，他认为在题目设置上过多生僻字不利于推动语言的现代化发展，背离了汉字文化输出的理念，同时“填鸭”式的文化教育方式不利于文化的传承，选手们往往为背诵而背诵，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催生了一批专为比赛而办的“魔鬼训练营”。[16]刁生虎和黄子瑄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电视文化类节目中的传承与创新——以诗词大会为例》中也提到优秀电视文化节目，为观众带去穿越世俗、重拾经典的精神洗礼，但不可忽视的是，当前的电视文化节目大都停留于诗词、成语和汉字等典型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的浅层挖掘上。[17]

　　电视文化节目在顺应时代要求、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应当多一份理性的思索和叩问，避免在嬗变的过程里迷失了最初坚守的文化使命和人文理想。

　　从宏观上对电视文化节目的现状、发展及意义等方面进行思考是文献资料的一个方向，同时对于单个节目的具体分析也是近几年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就2017年2月热播的《朗读者》而言，范海潮、刘潇蔚和顾理平在《文化节目的清新突围方式——以央视〈朗读者〉为例》中，从朗读文本、线下场景以及传播方式的角度对节目进行分析，力图从个案中提取广泛的经验，在“小切口”处进行“深挖掘”，为文化节目创作提供可循的路径。[18]《文化类电视节目的需求满足与生命力提升——从央视〈朗读者〉热播说起》一文中，王晓晓在探讨节目形式创新时提到高格调文化定位、多样化话语表达、普适性价值认同和自省的精神写照，并结合节目内容具体展开。[19]如在谈到传递真情实感、引起受众共鸣时以斯琴高娃、陆川和许渊冲为例，对朗读者的文本或舞台场景进行刻画。除《朗读者》以外，不少学者也对《中华诗词大会》《汉字英雄》等节目进行了探讨。吴颖在《〈中华诗词大会〉的创新路径浅析》中，从内容选择、形式构建、价值传达三个层面来探讨其创新特色，对选题的丰富性、舞台效果的绚丽以及主持风格的知性展开具体论述。[20]王少春则从《汉字英雄》中得到电视文化节目坚守与探索的启示，从寻道、优术和为业，即电视文化节目的根本和方向、策略和方法及文化责任担当上进行梳理和分析。[21]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2013—2017年的文化类电视节目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文化类电视节目引发不同群体的浓厚兴趣，学者、专家和节目制作人等均在这一领域进行探寻，可见这一话题不仅仅局限于学术圈的讨论，更触发了不同群体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传播的多重思考。节目中传统文化的创新创意传播，与当今文化自信和民族振兴的命题密不可分。

　　其次，既有宏观论述又有个案分析，部分文章从大的层面上提出互联网时代文化类电视节目的发展战略，而另一些文章则结合单个节目案例，具体分析其成功经验，以期为其他文化类电视节目的制作提供借鉴。

　　但是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仅停留在表面的现象分析，大多数文章更多着墨于热播的节目本身，对于前期发展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则钩连清浅。同时研究的目光也更多落在当下，对未来的方向和着力点的观点较少。缺乏思想性和深刻性的探究型论述。二是言论繁多，但多集中于创新性、功能性的正面分析上，对于现象级电视文化节目背后反映的问题，应如何进行反思和保持警惕，则涉及较少。三是研究角度略为单一，行文思路多为概念阐释到现象分析到策略建议的“三段式”研究，缺乏跨学科、宽领域研究的融合思维。四是借用西方理论架构进行分析，忽略了对现实国情和实际状况的考量。

　　针对以上内容，笔者认为文化类电视节目在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陶冶情操和提升审美品位上具有重要意义，而目前的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些局限，因此有必要进行更进一步和更深的探索。

　　与其他综艺类节目相比，文化类电视节目更为突出的特征在于，从文化属性的角度来说，它属于视觉文化的一种。而视觉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再现文化，再现文化的根本要素则是记忆。以“寻根式”的方式努力实现对于大众集体记忆中关于家国、故乡、文化等情感的唤起，释放出文化的感召力。作为借助一定的物质载体承载特殊情感内容的文化产品，文化类电视节目在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领域兼具价值，正是这种现代价值彰显出节目的意义。因此，为增强文化类电视节目的现代价值，应在当代传播生态中传播好、阐释好中华文化的基因，使其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结合上述内容，可从以下角度思考：

　　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的根本途径在于使传统文化日常生活化[22]，用民众感兴趣的话语模式和框架进行传播。建立于这一基础上的文化类电视节目应当成为从“学术精英”到“普通大众”的桥梁和场域。同时，传播技术的变革和用户参与的需求模糊了传播主体的边界性，变“受众”为“参众”，增强民众的互动性、参与性，分享性，多以人性化、细节化的“软传播”而不是生硬强制的传播手段，更能引发民众观看的热情兴趣和情感的共鸣。

　　如《朗读者》在12期节目中分别设置“遇见”“陪伴”“选择”“礼物”等为主题词，充分贴合大众生活，勾起观众对于个人友情、爱情、亲情、家国之情的情感认同。在平视视角下的亲民传播，能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对于受众的文化生活也更具渗透性。

　　对传统文化类电视节目爆红原因的调查研究表明，选择“多媒体结合，进行宣传互动”的选项占到39.63%，[23]表明传播文化类电视节目中，传播介质在满足观众需求上的重要性。除节目电视播放的整体性传播以外，借助网络直播、微信公众号等形式，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将不同时空、相同爱好的观众聚合在同一平台，充分利用碎片化传播方式分享与讨论是一种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方法。

　　《中华诗词大会》第二季全程运用互联网和移动端多屏传播，并开启微信报名、移动端答题等方式，增强了受众的参与感。线上＋线下的模式在扩大传播力和影响力上，也为文化类电视节目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在《朗读者》节目中，节目组设立线下朗读亭，不仅让读者在不受干扰的状态下，感受真情实感的流淌和体验朗读的乐趣，更是文本与日常生活有效链接下的一种人文精神和人文场景的延伸。多样化的传播渠道下，文化类电视节目兼具技术与文化的双重力量，有了实现“两轮驱动”“两翼齐飞”蓬勃发展的可能性。

　　电视节目的文化“寻根”是长期且颇具挑战性的工作。《朗读者》《中华诗词大会》等“爆款”产品的热播是一个信号，也是一种征兆。可以预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此类节目会层出不穷且不断推陈出新。文化类电视节目应具备“产品”意识，即将散落抽象的文化内涵打造成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在推动社会效益产生的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在经济和文化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将载有其价值观念的文化产品大肆输出，于不知不觉中削弱了他国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这个意义上，打造本土化的文化产品，树立民族文化自信，是文化类电视节目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就《中华诗词大会》而言，节目在舞美设计上营造出唯美古典的文化氛围，在赛制设计上创造了“百人团”和“擂台赛”的竞赛机制，并继承传统诗词文化，开创性地设置了“飞花令”“点字成诗”等题目类型，增强了节目的趣味性和可观赏性，加深了年轻一代受众群体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在打造文化产品时可能存在的问题，在一些电视节目中，“竞赛”成为主体，追求固化的标准答案和诗文字字正确的刻板背诵，在引领全民狂欢的文化热潮背后，审美的价值和文化的内涵则无处追寻，真正意义上社会文化素养的提升是什么，令人深思。与一般节目不同，文化类视听节目注定不能被大规模复制，因此此类节目也极具挑战性。文化类电视节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传播和转化过程中应运而生的产物，在移动互联乃至智能互联以及中国电视文化的语境下，立足于民族特色，把握好“雅和俗”的界限，处理好“全球化和本土化”“专业化和大众化”的关系，推动文化类电视节目实现“诗与远方”。

　　文化类电视节目迎来了发展的春天，除了国家政策层面的鼓励支持外，还有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大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提升等内在的推动力，因此文化类电视节目并非“忽如一夜春风来”的短暂盛放，而是在未来长久的时间内都将保持蓬勃的生命力。

　　“世界的传媒化”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新媒介是文化传播的平台也为文化的生存发展带来了变革，在热闹非凡的电视类文化节目背后，也应认清媒介、文化和人之间的关系。人的视觉本能、媒介技术的进步以及消费社会理念的因素，推动了视觉文化的兴起，图像和影像超越了文字成为这个时代文化场景的中心，电视、手机以及新的传播平台的信息传播充斥着大量生动直白、丰富多彩的画面，文化的传播也越来越以图像、影像的形式呈现。而视觉文化的碎片化、平面化和浅表化刺激着感官体验，带来娱乐性的享受，借助视觉手段的电视文化节目与意蕴深厚、严肃宏大的传统文化主体之间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矛盾。

　　文化包含着具体的文化形态与虚拟的文化内涵，一些文化内容在进行加工转换后，可以借助图像、视频等表达形式进行传播，而如建筑、雕塑等物质化的内容则很难准确传递出文化感受，借助荧屏阐释的文化内涵往往丧失了原有的灵韵。纵然电视类文化节目通过构筑诗意栖居的舞台情境和创造朗诵诗词、听写汉字等一系列的象征性文化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现代社会中文化传统传承的解药，但如雨后春笋般“批量”涌现的文化类节目，也让人警惕其中可能蕴含着文化工业的电视媒介的商业逻辑。

　　文化类电视节目路向何方，笔者对文化类电视节目的未来充满信心，同时认为实现长期发展可能会形成以传统文化为内容核心，节目形态更加多元以及出现完整的文化产业链三种情况。

　　文化类电视节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精神资源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优质内容是文化类电视节目可长期发展的根本，而以传统文化为底色则改善了国内大多数综艺节目借鉴抄袭国外的现状，打上了原创性、独特性的民族烙印，更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文化精神，进一步成为对外传播的窗口。

　　在未来，文化类电视节目的形态无论从制作播出平台还是节目本身的形式，一定呈现的是多元的。“文化类电视节目”内涵的界定也会随着技术的推进、边界的打破而有了新的定义。从现在来看，除去纯粹的以诗词PK、朗读文章、益智答题为主要构成的文化类节目，已经出现了文化元素在真人秀节目中的呈现，如《爸爸去哪儿》《奔跑吧兄弟》等，特别是在节目的录制外景选择上更多地选择了有历史人文内涵的地方。在文化类电视节目从严肃高冷形象向“接地气”转变的过程中，节目的形态更加灵活多样，寓教于乐的特征更为突出。

　　当文化类电视节目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零散的、单打独斗式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更高层次的发展需要，形成品牌化、规模化的文化产业链是未来文化类电视节目的趋势。在传统的电视节目中，受众定位较为模糊，具有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也仅仅是节目本身，节目中内在的文化资源未能得到深度的开发和利用，导致节目缺乏后劲，甚至面临不得不告别荧屏的命运。因此，打造精品文化类节目并形成节目相关产品的开发设计、线下活动、旅游等一系列完整产业链，能够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也是文化类电视节目未来发展的道路。

　　[1]杜妍.当下文化类电视节目的创新研究[D].郑州大学，2017：8.

　　[4]祖群.汉语类电视文化节目创新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6：9.

　　[5]贺邵磊.文化类电视节目策划的策略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08：10.

　　[6]陈晨.文化类电视节目的定位及其发展反思[J].现代视听，2011（6）：51-54.

　　[7]陈梦珂，王国平.文化类电视节目的创新特征和价值彰显[J].青年记者，2017（11）：61-62.

　　[8]郦波.从央视“大会”系列看电视节目的文化自觉与建构[J].电视研究，2017（9）：8-9.

　　[9]张爱凤.2013—2014国内原创电视文化节目建构的多元认同[J].现代传播，2014（8）：73-78.

　　[10]雷璐荣.自信、人性、创新：《中国诗词大会》热播背后的文化传播策略[J].电视研究，2017（8）：30-32.

　　[11]潘晴晴.仪式观视角下的电视文化节目传播：以《中华诗词大会》第二季为例[J].现代视听，2017（10）：43-47.

　　[12]别君华.文化类节目的创新传播策略：以《朗读者》为例[J].传媒，2017（8）：69-70.

　　[13]喻江玲，黎藜.陌生化理论视阈下的文化综艺节目创新[J].传媒观察，2015（3）：27-29.

　　[14]龙念，贾佳.浅析电视文化类节目的怀旧叙事[J].当代电视，2017（12）：73-74.

　　[15]颜梅，何天平.电视文化类节目的嬗变轨迹及文化反思[J].现代传播，2017（7）：87-90.

　　[16]王博.中国电视汉字文化益智类节目研究[D].吉林大学，2016：47.

　　[17]刁生虎，黄子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电视文化类节目中的传承与创新：以《中华诗词大会》为例[J].现代视听，2017（4）：16-19.

　　[18]范海潮，刘潇蔚，顾理平.文化节目的清新突围方式：以央视《朗读者》为例[J].中国电视，2017（6）：90-92.

　　[19]王晓晓.文化类电视节目的需求满足与生命力提升：从央视《朗读者》热播说起[J].新闻战线]吴颖.《中国诗词大会》的创新路径浅析[J].中国电视，2017（6）：46-47.

　　[21]王少春.寻道 优术 为业：从《汉字英雄》看电视文化节目的坚守与探索[J].现代传播，2014（2）：66-70.

　　[22]潘玥斐.让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N].中国社科院报，2018（1）：1-2.

　　[23]张岩，王琳琳，邓月，孔月昕.传统文化类电视节目对文化建设影响的研究[J].中国电视，2017（11）：71.

　　（杨萌芽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余沐芩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读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