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查阅相关网络资源获知，《历史学研究发展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自2021年起开始发布，截止2014年1月17日共发布了2020、2021、2022、2023四份报告。作为反映近年来历史学研究成果的权威报告，对于高中历史教学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笔者通过对四份报告相关研究成果的结构化梳理，旨在明晰近年来史学研究聚焦的热点选题、取得的重要成果以及涌现的杰出代表。现将相关内容进行梳理，供广大同仁参考。

　　易建平认为，摩尔根关于“文明”及其与“国家”关系的多重界说，在逻辑上存在严重缺陷。尼古拉·H．克拉金等认为，各种因素的随机组合催生了许多不同形式的复杂社会，国家起源是多线性的复杂过程。加里·费曼认为，深度依赖考古材料的上古人类研究，大体上仍深陷在源自19世纪中叶的概念和框架之中。王震中认为，当今学界在分析古史辨派的贡献和局限的同时，有必要提出重建中国上古史的系统考虑。刘庆柱认为，考古发现的礼器、礼制建筑遗址等反映社会礼仪的物化载体，可以作为中华文明起源更为独特的认定标准。李新伟提出，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表明，所谓“大一统”式认知“怪圈”与史实不符；苏秉琦提出的文明起源三种形式说，需要细化和补充。易建平提出，苏秉琦对于“古文化”“古城”和“古国”等核心概念的界定不清晰，应推出更加符合中国本土实际并在国际学术界拥有强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国家和文明起源理论。

　　【编者按】：对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首要是突破理论制约，一方面需要批判看待国外原有的文明标准和国家起源理论，另一方面要细化和完善国内原有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结合近年来的考古发现重建中国上古史体系。

　　1.李新伟提出，中国史前各地区在距今6000—5300年前后同步跨越式发展，形成如“满天星斗”的“古国”。距今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已经形成。

　　2.戴向明提出，从公元前4千纪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中国各核心文化区相继开启社会复杂化或文明化进程，直至出现早期国家。

　　【编者按】：根据目前的相关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时间大约在距今6000—5000年左右。

　　1.龙山文化：孙波认为，我国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已出现政治权力意义上的分化，并且可能已经出现相当集中的政治权力。

　　2.良渚文化：李禹阶认为，良渚文化呈现出罕见而独特的自然主神崇拜及其政治体组织，使史前中国文化呈现出缤纷多彩的特征。何驽认为，良渚文化由于过度依赖神权、“极端民主化”以及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最终被生态危机带来的灾害压垮。袁靖等人发现，良渚文化缺乏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和竞争，没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压力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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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五帝时代：沈长云提出，五帝时代的存在是客观事实。江林昌认为，五帝时代大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所处社会发展阶段应属于酋邦阶段；五帝时代中华文明多点同时起源、多元并行发展，到夏商周三代转变为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格局。孙庆伟认为，五帝时代的政治一统推动了文化一统，文化一统又巩固了政治一统。

　　4.石峁文化：孙周勇认为石峁文化年代跨越龙山时代后期和夏代早期，是一个北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典型代表，与其他文化共同推进着中国早期国家起源和发展的进程。

　　【编者按】：中华文明起源和国家产生的重要依据是龙山文化、良渚文化、五帝时代、石峁文化。这里面良渚文化比较特殊，一方面良渚文化已经迈进文明门槛，另一方面良渚文化的衰亡值得深入探究。

　　1.多元一体：李禹阶认为，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各区域文化由多元向一体的演进历程是在往复、曲折的文化互动即交流、排斥、冲突中完成的。江林昌认为，五帝时代中华文明多点同时起源、多元并行发展，到夏商周三代转变为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格局。

　　2.南北差异：李禹阶提出，在包括中原与周边地区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宗教因素逐渐趋于淡化。刘礼堂等提出，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宗教呈现出规模逐渐扩大、范围逐渐拓展、信仰逐渐深化的趋势。

　　3.东方特色：戴向明认为，距今四五千年前后在东亚大陆相继诞生的早期雏形国家，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早期小型城邦国家，在国家起源阶段就显示出了东方特色。

　　4.祖先崇拜：徐义华认为，中国古人通过祖先神的宗教化和国家化，实现了宗族与国家的整合。先秦时期的政治、社会呈现出鲜明的血缘色彩。张弛认为，从兴隆洼到红山文化长达2000多年间，意识形态的主体一直都是祖先崇拜。

　　【编者按】：中华文明起源的特征：总体特征是多元一体，但其过程是复杂的。中原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呈现不同特征，中原地区宗教因素淡化，长江中游地区原始宗教浓厚。祖先崇拜和血缘色彩是其突出特征。这些共同构成了东方特色。

　　1.礼乐文化：许宏提出，礼制遗存是观察二里头都邑的礼制变革、人群结构和社会状况的重要视角。刘庆柱认为，考古发现的礼器、礼制建筑遗址等反映社会礼仪的物化载体，可以作为中华文明起源更为独特的认定标准。方辉认为，礼乐制度是中华文明的独特构成要素，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马楠认为，新发布的清华简《大夫食礼》与传世《仪礼》十七篇有诸多相同之处。李凯认为，《尚书·甘誓》反映出周人的夏史观，流露出“失礼则入刑”的思想倾向。西周时期，巫师职能逐渐融入国家祭祀系统与朝廷礼乐制度。

　　2.“中和”理念：刘庆柱指出，“中”“中和”理念既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基因，也是中华文化的根与魂。

　　3.吃苦耐劳、包容、和平、整体性思维、合群：陈胜前指出，早在史前时期，吃苦耐劳、包容、和平、整体性思维、合群等就已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4.敬天法祖、诚信仁爱、和合大同：韩建业提出，距今8000多年前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天下文明”模式，连同敬天法祖、诚信仁爱、和合大同等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至今的根本原因；韩建业认为，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的大量考古学资料，足以实证中华文明早在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阶段，就已经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5.家国观、中国观、天下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国观、中国观、天下观等，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具体展现。

　　【编者按】：国家治理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四份报告中“国家治理”一词出现22次。国家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变革、基层治理、边疆治理三大方面，现选取其中与高中历史教学适切度高的相关内容整理如下：

　　1.制度研究。马孟龙认为，汉文帝创立侯国制度，功臣前往封地居住，丧失干预朝政的实力，逐渐淡出中枢政治舞台。张云华认为，拓跋鲜卑的十氏百世不通婚制是其确立王权、迈向文明道路的制度基础。陈峰、朱晨鹭认为，宋太祖、太宗两朝在礼制方面的拨乱反正，促进了五代以来朝纲败坏与伦理道德沦丧局面的终结。于逢春等认为，明朝以防民为主的国策导致宋元两朝初步形成的海陆双重帝国架构瓦解。陈博翼认为，明代军、兵两大系统的分立使能够统一调度的监察体系在应对动乱的过程中强化了权力。刘祥学考察了明代的监察御史选用制度，认为监察御史参与政争是明代政治日趋腐朽、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

　　2.基层治理。卜宪群认为，秦汉国家开创了我国封建社会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乡里治理模式之先河。林文勋、张锦鹏认为，富民阶层的知识学习和教育实践对乡村社会的知识传播具有重要意义。王彦辉认为，秦汉时期国家对地方行徭实行总量控制、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安排的方针。臧知非认为，宗族与国家力量分合的历史过程直接影响基层社会秩序与统一国家的建立。鲁西奇认为，中国古代乡村长老的权力是王朝国家政治权力的组成部分。高寿仙提出，“皇权不下县”的本质在于“权不下县”，“官不下县”只是前提。刘晨认为，《资政新篇》提出全面系统地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治理方略。李平亮提出，以新式社团为中心的乡村权力格局的形成及其与民间社会组织的糅合与冲突，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曲折性。王洪兵认为，清代乡村治理是一个从中央、地方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的多元协同共治模式。

　　3.边疆治理。段晴认为，中国人民大学藏于阗语世俗文书生动展示了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有效治理。何强认为，茶叶边销既可为清政府治理边疆提供财政支持，又能降低治理边疆的成本。李大龙提出，应采用从传统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的视角构建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话语体系。贾益提出，在“大一统”观念和格局下多民族之间的互动与治理方式的借鉴吸收，是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巩固、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的重要动力。王晓鹏提出，清代实行的“内—疆—外”治理模式曾长期维持了中华“天系”内的统一和稳定，基本底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基础。

　　【编者按】：礼乐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突出特征之一。礼乐制度研究是学界的研究热点，现将近年来礼乐制度研究的相关成果做如下梳理。

　　1.礼乐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刘庆柱认为，考古发现的礼器、礼制建筑遗址等反映社会礼仪的物化载体，可以作为中华文明起源更为独特的认定标准。许宏提出，礼制遗存是观察二里头都邑的礼制变革、人群结构和社会状况的重要视角。雷兴山、王洋、冉宏林认为，三星堆青铜礼制形态与特质的揭示，从礼制角度表明古蜀文明是上古中国大地上多种文明融合的产物，进一步证明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2.礼乐既是夏商周三代政治的重要基础，也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的主体内容。刘源分析了殷墟花东甲骨材料中的相关卜辞，解释了其中反映的禳祓之祭。张利军认为，周王朝通过册命礼仪、赐朝臣采邑等方式实现了对宗周等地区的治理。张秀华认为，命将与誓师不同，不能将金文中的命将礼与文献中的誓师相联系。杨博认为，偶数用鼎反映了春秋以后广义之“周人”族群内部诸侯国族在青铜器用文化层面的交融互摄。杨英认为，中古早期国家礼制在重构过程中各组成部分间在不断调适。

　　3.礼乐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有学者着眼于汉武帝对秩级序列的精心设计以及在官制、礼制改革中所体现的齐整有序倾向，揭示汉武帝所欲垂范后世的“汉家制度”。陈峰、朱晨鹭认为，宋太祖、太宗两朝在礼制方面的拨乱反正，促进了五代以来朝纲败坏与伦理道德沦丧局面的终结。

　　晋文认为，秦汉对边疆民族推广教化的治理国策主要包括强调仁德、推广农耕、移风易俗。史党社认为，东汉以“汉人”为主要角色，各民族继续互动与融合，多民族共同体有所发展。张鹤泉认为，北魏孝文帝向汉族大族赐名，对其改革举措产生了重大影响。李华瑞认为，唐朝设置党项羁縻州，有助于党项融入华夏民族、沐浴华夏文明。冯立君认为，中古辽西对中原与东北的联通使辽西地区的政治变化和人群流移呈现出胡汉融合与政治统一的脉络。史金波认为，中古古代合璧文字文献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例证。彭向前认为，辽宋西夏金时期，黄帝作为民族共祖形象得到弘扬。

　　【编者按】：民族交往交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从大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演进的历史来看，虽然汉族贡献了制度、文化、思想，但是历史上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都为其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创造了灿烂多姿的中华文明。我们现在使用的统编教材改变了以往的以汉族为中心的叙史视角，将古代各民族的交往上升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角来进行叙述。统编教材将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整体叙述、将辽宋夏金元整体叙述用意在于凸显民族交融在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的重要意义，突出各民族在中国历史发展演进中的作用，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塑造。

　　杨军认为，北方民族大多在由前国家社会向国家演进的关键阶段，必须解决认同改造问题，中国认同是北方民族自身发展的合理路径。赵永春认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将中国古代民族（政权）统一于“多元一体格局”之下的“共同体意识”便是古代的“中国认同”。刘志平认为，自战国至秦代“秦人和非秦人”的族群区分得到凸显，原来以姬周华夏为核心展开的多层次族群认同格局被以“秦人”为核心展开的多层次族群认同格局取代。石硕认为，东晋南北朝至隋唐产生了浓缩中国文化特质的词语“中华”，“中华”概念具有极大的包容度和开放性。彭丰文认为，北魏统治者通过文化整合为建构国家认同和历史文化认同奠定了重要基础，客观上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江湄认为，南宋“中国”认同并非现代的国族意识，而是有所变化的“中国”原理。

　　【编者按】：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认同”随着历史的演变和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从“华夏”到“中华”再到“中国”的演进，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不断发展。

　　王子今认为，东汉一代，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空前繁忙，洛阳成为国际化都市，中原河洛地方长久的文明积累影响了世界史的走向。荣新江认为，从江南写本典籍在西域的流传情况，可以看出当时东亚、北亚、中亚、南亚通过丝绸之路发生的互动关系。孙英刚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犍陀罗对中国古代文明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孟宪实认为，丝绸之路开辟后，相对于西亚、欧洲，与中国联系最为密切的是南亚地区。魏迎春认为，晚唐五代宋时期，敦煌民族成分复杂、文明元素多元。杨富学认为，敦煌文化既是多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石云涛认为，大量域外植物入华不仅对中古的农业生产、饮食文化等产生了积极影响，也推动了商品经济发展。

　　【编者按】：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贸交往之路，也是一条物种交流之路，更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而敦煌是当之无愧的丝路明珠，是研究古代中外交流的重要宝库。

　　1.胡国胜对“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考察。“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历史概念，源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初探于中国的革命境遇，孕育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实践，生成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形塑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征程。

　　2.虞和平、武力分别从实践和理论两个不同层面，对中国现代化历程做了历史追溯和分析，彰显出探寻“中国式现代化”历史逻辑的重要价值。在近代中国出现的以追求工业化、民主化和民族独立化为中心的现代化，从其所处的历史时期来说可称之为近代化，从现代化全程性和整体性的角度来说也可称之为早期现代化。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虽然在实际上有它的发展方向、进取目标和实行方式，也有理论和规划设计，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全国、全程统一的国家战略性的发展道路，因此只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发展历程。不过，从主体上和实质上来说，中国早期现代化呈现为一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有诸多仿效之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基础上发展而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大陆的胜利，为中国式现代化扫除了“三座大山”障碍，建立起中国领导的人民政权，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的成立也成为中国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开端。

　　3.郭若平探讨了成立前的现代化以及成立后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是一个关乎道路选择的社会历史过程，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梦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将“中国式现代化”庄重确立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的使命任务。这一战略构想，超越了近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现代化设计，其基本特征是中国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

　　5.王立胜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不但有底色，而且共性与个性兼具，特别是对于人类文明是一种新的贡献。

　　6.于沛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彻底改变世界面貌的超大规模的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和世界历史意义。百余年来，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效法欧美”“走俄国人的路”“中国特色”的道路选择和转换。在中国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既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天生弊端，也破除了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与体制障碍，是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彻底改变世界面貌的超大规模的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和世界历史意义。

　　7.沈湘平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解答西方现代化道路总问题即人类总体性危机的基本提示，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扬弃和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的重要逻辑之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之一的“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理念与实践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在底蕴和传统文化基因，其核心要义在于：天地乃生命之本体，人与万物共生、并育，安所、守位方能并育、遂生，致中和而参赞化育是人的最佳选择，生而有道则存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这一理念的继承、发展可以从“生”“位”“所”“育”四个角度体现出来，即生命至上和追求美好生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各得其所和各尽所能，以存在看待发展和以发展成就生命。

　　9.黄群慧认为，中国领导的中国工业化建设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性成就，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

　　10.李文认为，从十四大到十九大，在不断丰富“小康”内容的基础上都适时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阶段性目标，确保了国家战略的连续性、稳定性。

　　1.建党问题研究。回到历史起点追溯建党初心，有助于更好认识中国的初心和使命。熊月之认为，中国在上海创立，并以上海为重要活动基地，长期将中央机关设在上海，与近代上海城市强大的集聚功能等多重因素有关。瞿骏认为，在上海石库门与南湖画艇间有千万条连线，这条条连线即是上海—江南的互动。苏智良认为，中国在上海的成立是上海城市近代化的结果，而中国的成立及其有声有色的活动，也构成了上海近代史的华彩乐章。金冲及考证后提出，一大代表是12人，参加会议的有15人。应星、荣思恒从历史地理学视角分析了1921—1945年影响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因素，对革命及其组织的核心区、次核心区及边缘区作了辨识。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建党之初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在各个方面取得明显成就，积累了初步经验。唐正芒、张春丽认为，这十来年的理论成就和实践经验为后来指导中国革命夺取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理论和实践基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传播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当时中国人和先进知识分子的一项重要任务，并取得巨大成就。俞樟华、俞扬、陈含英概括了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主要特点。

　　3.抗战时期的党史研究。陕甘宁边区、华北各根据地研究成果丰厚，华南敌后抗战研究迅速崛起。黄正林认为，陕甘宁边区有建立自给经济的资源，也确立了各项制度，促进边区建立了自给经济体系。朱东北等认为，中央抵陕后，华北抗日根据地工会是抗战与生产的关键。李叶鹏认为，太行与太岳根据地管理村财政较为成功。邹铖提出，1941年底，坚持游击战的方针成为的共识。张德明提出，抗战胜利后，虽没有掌握对日遗留问题处理的话语权，但仍最大限度地处置了日本战犯与汉奸。李玓提出，在皖南事变后作出强硬反击，制止了第二次高潮。

　　近年来，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成为学术界的重要任务和目标。推进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设，是新时代历史学发展的迫切需要。

　　1.陈胜前认为，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充分结合古国理论与酋邦理论所代表的两种路径，对于构建中国考古学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2.薛玉琴、刘正伟提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与近代中国的话语转型具有历史关联。李育民提出，中外条约关系研究的首要之务是揭橥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发展需求。条约关系研究既要疏理和清除该领域的殖民话语，揭露西方列强的强权政治和霸道逻辑，又要阐发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

　　3.努力建构中国自主的世界史知识体系。欧洲中心主义不仅是欧洲人的一种认知观念和文化偏好，而且是欧洲人把自身文明传播或强加给非欧洲地区的理论指导。王晓德指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世界史的书写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甚至将世界史等同于西方史。这种以种族优越为核心的文化偏见大大助长了欧洲向全球的扩张，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巨大灾难。钱乘旦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阐释世界历史横向发展和纵向发展交叉并举的客观事实，强调在世界史书写中应摒弃“西方中心主义”，重视除少数几个大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和文明的历史，注意人类交往的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李世安等认为，我们要在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建设中，把学术研究成果及时转化为中国话语权，在世界史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要进一步完善以“十月革命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以二战为界、把世界现代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的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并与时俱进。不论中国史家对引入欧美史学持何种态度，其落脚点都在于如何构建中国自己的史学话语体系、如何使中国史家在国际学术竞争中获得较大发言权。顾銮斋认为，建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需要突破“西方中心论”，认识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基础，明晰“西方中心论”的传入历史，评估其存在的现状和突破的难度。俞金尧认为，当前史学领域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从事宏大叙事研究的人很少，历史学家有责任提供当今时代所需的宏大叙事。刘德斌认为，大变局形势下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特别是国际关系史研究，有责任对当前世界局势发展变化的根源给出自己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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