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galaxy官网一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始终牢记领袖嘱托，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文化思想，着力实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阐释工程，切实抓好有组织科研，努力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推出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更好阐释中国道路、解读中国实践、建构中国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此次发布会从中遴选出近期产生的22项代表性成果面向社会进行集中发布，让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惠及大众、走进实践、走向世界学术舞台。

　　本书提纲挈领厘清中国历史进程和社会形态演变的主线，简明扼要讲明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和中华文明特质。本书叙事年代从文明起源一直到新时代。采用章节体，叙述历朝历代主要史实，抓住各个社会发展阶段显著特点，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不同侧面展现客观真实的中国历史，阐明中华民族精神价值和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

　　本书按照文明成长历程，以思想文化、精神文明为主线，突出“文明地标”，凸显时代特色、世界意义，宣示中国特色文明定义，揭示中华文明生成发展的内在动力，明确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基因、现代元素和突出成就，展现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交流互动的历史真相，昭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独特品格和世界意义。

　　本书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关于“两个结合”重要论述为文本依据，对“两个结合”提出的时代背景、发展脉络、构成要素、基本内涵、哲学基础、根本要求、基本路径、生动实践和重大意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深入阐释了“两个结合”蕴含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阐明了“两个结合”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原创性贡献，深层揭示了“两个结合”对于新时代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深远影响。

　　本书对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历史内涵和哲学基础进行了系统考察，进而揭示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即中华之道。生生变化的宇宙论以及在变化中把握常道的历史主动性，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思想基础。中华民族旺盛的创造力和自我变革精神，是中华文明创新性的根源。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及其背后的制度精神即公天下的理念，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内在原理。一多相即、同异相合、自他互利，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哲学根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所内知名专家，利用丰富的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对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进行了考古学阐释，从考古学角度全面、系统、深入阐释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科学揭示了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底蕴，彰显了考古学的时代价值，使考古成果得以服务于时代和人民所需。

　　本书结合中国历史、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来研究一个世纪的美学，做到以史带论，致力于建立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美学史。本书分为四卷：第一卷研究20世纪初，西方美学传入中国后美学学科建立的情况。第二卷研究从20年代到40年代的中国美学的发展。第三卷研究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及文艺领域的一系列讨论对美学体系建构的意义。第四卷研究“改革开放”时出现的“美学热”和世纪之交“美学的复兴”。

　　本书立足丰富的学术史资料，回归20世纪50—60年代民间文学知识生产场域，引入“国家话语”视角，分析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理论建设，对民间文学批评体系的构建、民间文艺学研究、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学的发展、民间文学理论建设与社会主义新文艺等领域进行深入阐述，纠正了之前学界认为1949—1966年民间文学理论建设不足的偏见。

　　本书系统阐释距今五千年前后，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的社会发展状况。书中行文以考古学术史切入，以文化解析为主体，以文化影响为尾声，利用大量翔实可信的考古资料和多学科最新研究成果，首次较全面展示了屈家岭文化众城之邦的社会发展特点。同时，本书梳理了相关考古遗存，系统论述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的起源、形成的路径和呈现的面貌特点。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主要有五个方面内容，包括：历史和历史学的概念、源流及其特点和意义；自历史学诞生以来历史观的演变，及唯物史观的诞生、内容及意义；历史认识的特性、认识历史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和中国古代史学的近代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道路。

　　本书介绍和考察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十个主要方面，包括：西学东渐与中华文明结构的变化、晚清时期的中西宗教文明碰撞、晚清时期的中西文化论争、民国时期的东西文化论争、从“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从“醉心欧化”到“全盘西化”、晚清时期儒学独尊地位的动摇、尊孔读经与儒家思想的新发展、近代中国的中西文明差异比较、文化核心价值观念的转变。

　　本书陈述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和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所具有的不同政治思想，并尽可能全方位地展示政治实践与政治思想的关系。本书上卷第一编陈述的是辽朝的“儒化”政治思想，第二编陈述的是西夏的“佛化”政治思想。中卷第三编、第四编和下卷第五编、第六编，详述了金朝“治化”政治思想发展和深化的历史进程。

　　本书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进程和格局出发，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研究中华民族语言认同问题，一方面历时性地考察中华民族语言认同的根基与流变，分析其对于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在现实语境中分析当下中华民族语言认同的特征，探索语言认同对于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而诞生，文学语言革命成为百年来最重要的文化成果。现代汉语不论从语言发展的历史逻辑看，从百年来现代文学和社会应用的实践逻辑看，还是从文明传承的理论逻辑看，都是思想理论资源融通和“第二个结合”的最好例证。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在思想观念上的凝练和升华。文化的特殊属性和功能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双重内涵，既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设内容的观念反映，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位一体” 建设内容的观念反映。

　　习文化思想既有思想理论层面的认识论，也有实践层面的方法论，既有宏观层面的规律性认识，也有具体层面的实践路径，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新发展、新创造、新升华。习文化思想植根于广袤的中华大地和深厚的中华民族历史沃土，点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灯塔，熔铸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精神之魂。

　　中国始终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作出一系列理论阐释和重大决策部署，相继致力于革命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努力探索并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明确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以文化建设引领前进方向、提供精神支撑、凝聚奋斗力量，进而将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国把中华文明的突出创新性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有机结合起来，在一百多年的发展中不断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进行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铸就了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质。

　　开放包容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要求；中华民族具有联通天人、涵盖天下、崇尚文德、爱好和平的文化和文明观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社会主义文明，是物质与精神辩证互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明，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

　　本文研究了汉长安城砖瓦的生产与管理，把汉长安城陶文与附近战国秦汉遗址出土陶文进行比较，结合汉长安城的营建历史，将汉长安城砖瓦陶文分为三期：早期，秦至汉初，下限至武帝太初元年，全部为职官类陶文，负责砖瓦生产的职官为将作大匠及其属官宫司空及左校、右校等；中期，太初元年至元帝之前，不见砖瓦陶文；晚期，元帝至王莽时期，全部为纪年类陶文，负责砖瓦生产的职官为宗正属官都司空。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不仅反映了古人对自己所处现实经济活动的考察与思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经济活动的样貌。许多思想由于普遍扎根于社会经济活动现实，提出者普遍又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者、管理者或观察者，因而具有很强的现实操作性。回顾与分析这些思想的具体内容与其产生的现实基础，对于当代经济学者而言，仍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具有宏阔的时代背景，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必然：新科技革命和全球产业变革兴起，推动人类文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资本主义文明陷入困境，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特征；建设人类新文明，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要求；发展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呼唤。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三个层次上逐步演化，并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最终通向中国现代国家的塑造。第一，传统天下之公的观念不断进化迭代，产生明清之后的新公理观和现代人民政治观；第二，士人政治主体性在明清之后裂变出独立的人格自律与规训传统，进而与新公理观蕴含的公德价值观结合，形成现代政治主体的革命精神；第三，明清经世之学与经学“实事求是”原则的结合为现代实践论哲学，气学中的朴素辩证法为现代矛盾论哲学，分别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