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官方官网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遗存研究史详细的梳理，讨论了目前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并对如何推动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研究的深入提出了意见。

　　图片说明：2017年考古人员在对地处玛纳斯河流域的石河子十户窑村部分墓葬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中，发现了31座安德罗诺沃文化墓葬，年代距今约3600年前后。（图片来源于网络，非原文配图）

　　1929年，苏联考古学家C.A.捷普劳霍夫根据在米努辛斯克盆地阿钦斯克州附近安德罗诺沃村旁的墓地命名了安德罗诺沃文化。此后在十分广泛的地域内发现了大量类似的遗存，学者们逐渐发现米努辛斯克盆地仅仅是安德罗诺沃文化分布的东北边缘，而在如此大的分布范围内各个遗存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已经很难用一个单一的考古学文化所涵盖，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了更大的概念，有人使用的是complex和Entity，也有人使用Community这一概念，即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区。

　　新疆地区是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的重要分布区，近些年来的考古工作积累了大批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相关的考古材料，相关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些成果对于欧亚草原青铜时古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已有的研究包括哪些成果？目前的研究存在什么不足？如何进一步推动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研究的深入？这些问题的回答都需要对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遗存的研究史进行详细的梳理，而这正是本文将要尝试讨论的重点。

　　国外学者对境外草原地区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都十分关注，库兹米娜、切尔内赫、吉谢列夫、格里亚兹诺夫等很多学者都对其进行过专门研究。其中以俄罗斯学者库兹米娜对安德罗诺沃文化的研究最为全面，在其所著的《印度—伊朗人的起源》一书中对当时已公布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材料进行了全面梳理，并提出了很多重要的结论。但遗憾的是，大多数国外学者的研究或未将新疆地区纳入其中，或一带而过，未能突出新疆地区的重要性，仅有库兹米娜曾专门讨论安德罗诺沃人群与中国新疆以及中原地区的关系。不过与其他欧美学者一样，她认为殷墟的冶金、轻便马车和马的驯养都是比较成熟的状态，其原始状态来源于草原地区，伴随着安德罗诺沃人群的扩张和迁徙这些东西传入中原地区，而中国北方地区人群则起到了中介作用。同时她还强调新疆与草原的联系在青铜时代就已经建立，安德罗诺沃人群也是这种联系的主导者。她认为新疆地区安德罗诺沃遗存的发现体现了三种不同形式，即物品交换或贸易、冶金工匠移动和人群的迁徙，联系最活跃时期发生在公元前13～前9世纪。但由于作者对新疆地区的相关资料（尤其是近些年发表的资料）缺乏深入的了解，未能做出更为详细的分析。

　　以上的研究都主要是从征集和一些零散发现的铜器出发，辨识出了许多与安德罗诺沃文化相关的铜器，并通过对比分析将这些铜器归入安德罗诺沃文化范畴或认为受到了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影响。

　　1999年，梅建军等在Antiquity上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公元前2千纪安德罗诺沃文化在新疆的影响》，该文明确提出了在公元前2千纪后半段安德罗诺沃文化在新疆的扩张和影响，并认为在伊犁和塔城采集到的一些青铜器是安德罗诺沃文化东向扩张的结果，新疆东部地区一些青铜器是安德罗诺沃文化由新疆西北部向东部传播的结果，同时文章中还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这篇文章不仅让更多的国外学者开始关注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而且为该类遗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2000年之后，随着一些相关墓地和遗址资料的发掘和发表，出现一批讨论新疆安德罗诺沃遗存文化特征、分期和年代、分区以及对外联系的研究成果。

　　在2009年，笔者曾专门撰文来讨论新疆地区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相关遗存。对新疆地区已有的典型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及可能含有安德罗诺沃文化因素的相关遗存进行辨析，并结合境外材料，将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分为两期，并阐述了安德罗诺沃文化在新疆地区的扩展过程以及文化传播的三条途径，文章中提出公元前2千纪后段，境外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扩张到了新疆的西部地区，而新疆西部地区的安德罗诺沃系统遗存与境外的七河类型文化特征最为相近。后来笔者依据喇叭形耳环的演变规律，并结合米努辛斯克盆地的碳十四数据结果将安德罗诺沃文化繁荣期的绝对年代定为公元前1800～前1400年，衰落期为公元前1400～前800年。

　　2011年，谭玉华将下坂地墓地与七河地区的库勒萨依类型遗存做了比较，发现二者在墓葬结构、葬俗、随葬陶器等方面存在着共性，进而认为下坂地Ⅱ号墓地青铜时代墓葬与塔扎巴格雅布变体间的关系不大，其年代应同库勒萨依类型遗址。

　　2012年，郭物概述了新疆境内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与境外相关遗存的关系，进而通过对小河墓地和古墓沟墓地草编篓纹饰与哈萨克斯坦的彼得罗夫卡类型和费德罗沃类型的陶器纹饰作了比对，提出公元前17～前15世纪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已经对塔里木盆地腹地产生了影响。

　　2012年，吴勇将下坂地墓地青铜时代墓葬与七河类型的相关遗存进行比较，认为那些墓葬应该是在安德罗诺沃文化影响下而产生的一种地方文化类型，进而提出了“下坂地类型” 。

　　2014年，阮秋荣将新疆境内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分布区划分为准噶尔盆地周缘区、伊犁河谷区和帕米尔高原区，认为以上三区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之间并不存在传播关系，而是各有其源流。他还注意到其中伊犁河谷区的阔克苏西2号墓群和汤巴勒萨伊墓地表现出了明显的自身特征，可被划为“汤巴勒萨伊类型”。

　　2017年，丛德新和贾伟明等学者从碳十四测年数据和阿敦乔鲁遗址的分析出发，对已有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东进模式提出了挑战，为新疆地区相关遗存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

　　以上是对国内学术界关于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研究成果的梳理，这些成果涉及到多方面内容，但其中以下列问题为主：

　　学者们最早关注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都是铜器遗存，因为分布较为零散，因此研究者并未对其分布进行详细讨论，随着墓地和遗址的大量发现，相关的研究才逐渐开展，目前新疆地区已经发现属于安德罗诺沃遗存的将近20处，笔者曾认为主要集中分布在喀什的塔什库尔干地区、伊犁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塔城地区，在乌鲁木齐、阜康和吉木萨尔等地也有零星发现。阮秋荣根据新发现进一步将新疆境内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分布区划分为准噶尔盆地周缘区、伊犁河谷区和帕米尔高原区。近些年的考古发现表明，新疆是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的重要分布区，分布范围广，遗址和墓地遗存相对集中，整体呈现从西向东分布的态势。大部分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都分布在新疆西部地区，西部天山区是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近年来伊犁地区的吉仁台遗址、温泉的阿敦乔鲁和呼斯塔等一系列重要遗址的发掘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2017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石河子十户窑墓地和吉木萨尔县的白杨河古墓群也都发现与安德罗诺沃文化相关的墓地遗存，说明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沿天山向东分布范围已经到达了中部天山地区，不过这很可能是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分布的东界，因为这个地区同时还存在着来自东方传统的彩陶文化因素，可能正是东方文化人群的西渐阻止了安德罗诺沃文化人群继续向东扩张。

　　对于新疆发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如何命名问题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们。一方面这些遗存存在许多共性，例如墓地大都火葬与土葬共存，土葬墓流行侧身屈肢葬，陶器都是平底缸形器系统，随葬种类和形制相似的铜饰件等；但另一方面不同区域遗址和墓地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如房屋形制和墓葬形制并不一致，至少存在着竖穴土坑墓、竖穴石棺墓、竖穴石室墓、偏洞室墓等多种形制。绝大多数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概念使用上都比较谨慎。很显然安德罗诺沃不是一个单一的考古学文化，学术界这一点基本上都达成了共识，安德罗诺沃时代、安德罗诺沃共同体、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都是在描述此类遗存时所提到的概念。目前虽然已有学者提出了“下坂地类型”和“汤巴勒萨伊类型”的命名，但大多数研究者仍未完全摒弃安德罗诺沃这个概念。

　　笔者认为在目前的研究现状下这是一种比较合适的做法，因为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联系，正如库兹米娜女士所提出的，之所以要将这些存在差别的文化遗存归为同一区或者一个系统内，是“因为这些遗存的文化特征能与其他遗存明显的区分开，而他们所组成的这一文化联盟是紧密相连的文化动态系统，是在特定的区域内组成的持续不断的链或网络”。安德罗诺沃文化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学术问题，在新疆地区保留“安德罗诺沃”这一概念也有利于与国际接轨，一方面可以让国外相关学者更清晰地了解新疆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相关遗存，另外一方面也有利于加强新疆与境外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关系研究的开展。还有一个客观原因，虽然新疆地区目前已经发表数量较多的安德罗诺沃遗存遗址和墓地，但各遗址间和墓地之间的关系研究并不深入，目前也仅提出了“下坂地类型”和“汤巴勒萨伊类型”两个命名，其他遗存如何分类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因此，目前比较可行的做法就是在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下根据区域特征的差异开展进一步的分类，将新疆发现的安德罗诺沃遗存分别纳入不同的类型中，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各类型的来源以及相互关系。当然或许将来的某一天，学术界可以完全摒弃安德罗诺沃这一概念，但笔者以为那时至少应该是已经完全明确了新疆地区安德罗诺沃各类遗存的文化内涵、区域特征以及来源等一系列问题。

　　国内研究者对于新疆安德罗诺沃遗存年代的判定往往受到了国外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年代的研究结果的影响，例如，梅建军认为安德罗诺沃文化在新疆的扩张和影响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千纪下半段；谭玉华通过与库勒萨依类型对比将下坂地墓地年代推定在公元前1400～前1000年间；笔者也曾依据俄罗斯传统考古学的观点将新疆安德罗诺沃遗存年代分为公元前15～前13世纪和公元前13/12 ～前9 世纪两期，后依据米努辛斯克碳十四年代序列将年代范围修订为公元前1800年～前1400年和公元前1400～前800年；还有阮秋荣最早对汤巴勒萨伊和库克苏河西2号墓地年代推定在公元前13世纪，吴勇将下坂地墓地年代推定在距今3500～3300之间等等，这些研究也都参考了境外安德罗诺沃遗存年代的研究成果。

　　遗憾的是这种做法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一方面境外草原地区与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且境外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本身也非常复杂；另一方面随着碳十四测年数据大量公布，欧亚草原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年代范围也会发生变化。例如，上世纪大多数俄罗斯学者根据与周邻地区文化的比较并结合早期的碳十四数据而得出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三个阶段的年代范围分别为：公元前 18/17～前 16 世 纪、公元前15～前13世纪、公元前13/12～前9世纪。而后来以切尔内赫 （E.N.Chernykh）为代表的大部分学者依据新公布的碳十四数据将三个阶段的年代范围修改为：公元前 22 ～前 18/17 世纪、公元前 20～前 15 世纪、公元前 2 千纪后半段。然而大量的碳十四数据中也存在很多矛盾之处，就连切尔内赫也不得不承认“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的几个考古学文化的年代数据分布状况要糟糕得多。与木椁墓文化相比，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的碳十四年代要更加模糊”。

　　因此，参照境外安德罗诺沃年代的研究成果只能是权宜之计，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还需建立自己的年代序列，这样不仅能够完善新疆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的时空框架，同时也可以为欧亚草原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年代判定提供重要的参考。值得庆幸的是，新疆地区与安德罗诺沃文化相关的遗址和墓地已经测得了许多经过校正的碳十四数据，这些碳十四年代数据主要集中在公元前1900～前1000年之间，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个年代范围也基本代表新疆地区安德罗诺文化遗存的年代范围。

　　虽然年代范围大致可以确定，但是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的分期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少。笔者曾参照七河地区的发现讨论过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的分期，认为新疆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可以分为早晚两期，分别相当于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而选择的分期标准主要考虑的是陶器的纹饰，据此认为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大都属于晚期。从新发现的资料看，这个大的阶段划分似乎还可以成立，但具体分期结果存在着明显问题。因为虽然陶器存在装饰几何纹到素面的发展趋势，但与境外地区相比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中陶器器表装饰非常贫乏，很多陶器都为素面，因此这个标准所能涵盖的范围有限。另外笔者认为新疆绝大部分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都属于晚期的观点也需要修正，从目前的碳十四数据看，新疆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早期和晚期遗存都十分发达。当然也有人提出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陶器可能是从折肩向鼓腹发展，这可能是一个好的思路，但并未见到进一步的分析成果。

　　由于发掘资料相对零散，遗址中缺乏可利用的地层关系，而且遗址出土陶器与墓葬陶器缺乏直接的对比联系，因此直到现在尚未见到较为理想的分期结果。这种现状也严重制约了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研究的深入。因此，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的分期问题是今后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或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第一，陶器和铜器的类型学研究。器物类型学分析仍然是文化分期的重要基础，这一方面仍需要加强；第二，墓葬形制的变化。通过对墓葬埋葬特征的细致分析来辨识具体的区域性特征和时代性特征；第三，遗址和墓地的碳十四测年数据。碳十四测年虽然有一定的问题，但大量系统的测年数据会对文化分期提供巨大的帮助；第四，参照邻近境外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的分期结果。这个工作很多学者一直在做，但已有的境外草原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分期标准和结论等问题存在一定的争议，因此需要国内学者加强对国外相关资料的了解和利用，而不是简单的引用国外学者的结论。在综合上述各方面内容的基础上，寻找具体的分期标准，由小及大，最终确立合理的分期。但从当前的考古材料看，这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因为大多数遗址的出土材料并不理想，缺乏可对比陶器，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做更细致和系统的工作。

　　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传统来自西部境外草原地区，学术界基本上对此没有异议。但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具体与哪些境外遗存存在直接的联系？它们又是如何发生联系的？这两个问题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大都涉及到与境外地区遗存的对比。上世纪末就有学者将阿尕尔森的青铜器与吉尔吉斯斯坦沙马什窖藏的青铜器联系起来，笔者曾认为与新疆安德罗诺沃遗存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分布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七河类型，谭玉华和吴勇等学者也都强调了下坂地墓地与七河地区相关遗存的重要联系。因为从地域上看七河地区与新疆伊犁地区同属于一个大的地理单元，而且两地安德罗诺沃遗存文化特征确实存在很大的一致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只与七河地区联系密切。笔者曾设想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向新疆地区扩张的路线可能存在着三条：第一条是从七河地区经伊犁河谷这一天然通道进入伊犁地区；第二条是从东哈萨克斯坦地区进入塔城等地区；第三条是通过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到达了塔什库尔干地区。阮秋荣也认为准噶尔盆地周缘区、伊犁河谷区和帕米尔高原区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之间并不存在传播关系，而是各有其源流。实际上新疆境内的安德罗诺沃遗存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出现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是来源不同还是不同环境下自身发展而出现的区域特征？这也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境外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是如何扩张到新疆地区的？从现有的资料看，很难用文化影响来解释，其背后必然存在着大规模的人群迁徙。人群迁徙是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环境、社会和经济因素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与之相伴的是殖民、同化和融合等不同的扩张方式，而且还存在着从发达经济文化类型向欠发达地区的迁徙、同一经济文化类型内的迁徙、从落后的经济文化类型向发达经济文化类型的迁徙等不同的情况。根据库兹米娜的研究，安德罗诺沃人群在中亚南部和印度西北部地区就采取了不同的扩张方式。

　　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属于哪种情况呢？尚未有成果涉及到这方面的研究，这存在一定的客观原因。因为在新疆西部地区早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遗存非常少见，虽然近来伊犁地区也发现了更早的阿凡纳谢沃文化的墓葬，但是阿凡纳谢沃文化和安德罗诺沃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环，我们并不清楚当境外安德罗诺文化扩张到新疆西部时，新疆西部地区是否存在土著文化？如果存在，是什么样的土著文化？在弄清楚这些问题之前，可能还无法明确境外安德罗诺文化向新疆扩张的方式。

　　从上面的分析看，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但仍然存在很多可以深入讨论的问题。既有已有成果涉及但仍存在争议或需要进一步明晰的问题，还有一些研究尚未开展或处于起步阶段。由于境外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的研究成果存在较大的争议，而且新疆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相关遗存存在着一定区域性特征，所以将二者直接对比研究困难很大，目前的工作还应该是在扎实的调查和发掘资料基础上来构建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相关遗存的年代序列和理清各类遗存之间的关系，这也可能是目前较为紧迫的任务。这个任务一方面需要更多基础资料的发表，另一方面也需要一些更加系统的研究。不仅仅从器物的对比分析出发，还要将出土器物与墓葬结构、遗址环境和遗址种类等诸多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比较。

　　目前尚未开展或处于起步阶段的研究问题包括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的经济形态、聚落形态和分布、社会结构、意识形态以及人群族属等。虽然目前由于考古材料缺乏或其他客观原因所限，还无法完全搞清楚这些问题，但一些相关考古工作已经逐渐开展起来，近些年吉仁台沟口、阿敦乔鲁和呼斯塔等遗址的调查和发掘以及博尔塔拉河流域调查项目的开展，使得新疆安德罗诺沃聚落考古工作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越来越多遗址和墓地的发掘也为其他一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以经济形态问题为例。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墓葬和遗址中出土了许多与经济形态相关的遗存，这些遗存既包括遗址和墓葬中的动物骨骼，还包括一些生产工具。已有的研究表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经济是以农业和畜牧业混合经济为基础的，但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其经济成分的比重不同。新疆的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种农牧混合经济的存在，但需要进一步明确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不同遗址中农业和畜牧业的经济成分的比重以及不同地区经济形态的差异。据统计，根据中亚草原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址中出土动物遗存所复原畜群的构成比例，牛数量最多，其次是羊和马，还有少量的有狗和双峰骆驼。但从新疆地区喀拉苏、穷科克、阿赛尤沟口、下坂地、汤巴勒萨伊和乌图兰等遗址和墓地出土的动物骨骼鉴定结果看，主要动物种类为羊和马，其中羊的比重最高，尤其是山羊。这是一种环境适应还是出于其他原因则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因此，虽然都属于广义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但新疆地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今后也应对这种特殊性予以足够的重视。

　　当然很多问题仅仅依靠传统考古学是很难解决的，必须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其中体质人类学、人骨DNA研究成果就非常重要。但遗憾的是，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相关研究非常缺乏，目前仅下坂地人骨进行过体质人类学和人骨DNA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下坂地人群体质特征与黑海北岸的人群较为接近，在遗传结构上更接近欧亚大陆西部人群，该人群迁离其祖先人群的时间为距今4500年左右。虽然已有的成果较少，但这些研究对于探讨新疆与境外地区以及新疆各地安德罗诺沃人群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都至关重要，因此，相关人骨材料的积累和研究也是将来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人骨材料已经有一定的积累，也希望能有更多的相关研究成果发表，相信这会对新疆西部青铜时代文化和人群关系的深入讨论提供巨大帮助。

　　另外，其他一些问题解答也需要更多学科的佐证，如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中火葬和土葬人群之间的关系是人群信仰的差异，还是不同身份等级差别或是死亡方式的区别？这个问题就需要借助民族学和宗教学等学科的帮助。再有，虽然中亚地区的“雅利安化”非常复杂，多数学者同意欧亚草原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至少主体部分）与印度—伊朗人相联系，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非常多，但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和印度—伊朗人之间有何联系？这也是一个与我国新疆地区密切相关的重要国际学术问题，更需要综合多学科的研究成果。

　　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是欧亚草原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该类遗存的深入讨论对史前丝绸之路的形成和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等问题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经过多年的发掘和研究，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问题也很突出。我们对研究史的总结和梳理表明，有一些问题是急需解决也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的，而另外一些问题则需要长期的材料积累和方法改进才有可能深入探讨，将来可以做和需要做的工作都很多，这是致力于新疆考古的学者们共同的挑战。新疆考古已经进入了黄金时代，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个领域，也期待着这些问题被一一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