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官方官网著名学者柳恩铭博士所著《四书心读》（《大学心读》《中庸心读》《论语心读》《孟子心读》）首发式将于10月7日在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举行。

　　1984年8月，十七岁的我怀抱教育兴国的理想站上讲台，已四十个春秋。工作范畴涵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

　　学习和研究一直是生活方式、工作方法、生命状态，在实践中不断提出问题。基于实践提出的问题，书本上基本找不到满意的答案，我坚持独立思考，独立分析，独立研究，独立解决。

　　四十年来，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带有行政级别的规划课题，公开发表在核心期刊的各种论文，也都是基于实践问题的研究成果。这是三十年来我的著作都成为畅销书的秘诀。

　　教育的本质是精神活动，而不是知识堆积。——德国教育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如是说，我深以为然。

　　精神活动是“本”，知识堆积是“末”。精神活动是“道”，知识堆积是“器”。

　　中国先哲子思先生在《中庸》开篇对教育本质有深刻洞见：“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翻译成现代汉语：“上天赋予人的叫本性，尊重本性叫作道，修养本性是教育。”言简意赅，豁然开朗。

　　以子思先生的哲学思想给今天的教育做减法，教育只需要做好弘扬人性和张扬个性两件事。

　　一是弘扬人性。人性是天赋人类的共性，是上天赋予人类群体的本心本性，比如慈悲、博爱等，人生而有之；不见了，没有了，是因为磨灭了，冲毁了，需要养护和弘扬。

　　二是张扬个性。个性是天赋秉性。每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一定有上天赋予的优势潜能，一定有独特的兴趣爱好，一定有自己的精彩，把钱学森培养成钱学森，把贝多芬培养成贝多芬，把梁思成培养成梁思成——这就是张扬个性、张扬天赋秉性的教育。

　　教育的出路在哪里？我们一起回到鲁迅先生出生的1881年至民国元年（1912）这大约三十年的光阴，那时除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学；除了杭州、苏州、成都、香港、澳门及西部偏远山区有少许教会学校，中国没有现代意义的中小学；其间三十多年有部分青少年，读着私塾，读着唐诗宋词，读着四书五经，头脑中装上这些经典而后有幸东渡日本或远赴欧美求学，在这些学子灵魂深处实现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形成了无与伦比的爆发力，催生了享誉世界的民国知识分子群体。

　　在这个群体中，有中国近代以来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孙中山等，有杰出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有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等，有杰出的教育家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陶行知等，有杰出的国学大家陈寅恪、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等，有杰出的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郭沫若等，有杰出的史学大家钱穆、张荫麟、蒋廷黻等，有杰出的美学家朱光潜、宗白华等，有杰出的哲学家马一浮、汤用彤、梁漱溟、张东荪、贺林、方东美……

　　这种东西方文化在同时代、同一个生命体形成碰撞和融合，产生浩如烟海的哲学、史学、文学、科学、巨匠、巨人，很多学科的研究成果，至今仍然是当代学界绕不过去的坐标和难以逾越的丰碑。

　　我们就有必要回望民国大师、巨匠们的教育背景和教育路径。作践和菲薄自己的优秀文化，轻视和排斥西方现代文明，哪一种做法更加愚蠢？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深度融合！

　　2003年元旦，我开始系统研究儒家文化，目的在于寻找滋养生命的文化精神。其间，博士论文《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是儒学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成果。

　　我采纳了导师郑永廷先生的洞见：儒学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畴。这篇论文，后来在岭南社科基金项目评选中获得最高票，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并成为畅销书。

　　该著提出和解决了关于儒家文化的疑问：第一，儒家文化依然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吗？是的。儒家文化是人本伦理哲学，其核心忠、孝、仁、义、礼、智、信、和等核心价值，当代中国人应该也必须坚守。以“孝悌”为例，如果在家不能敬爱赡养父母，不能善待兄弟姐妹，在外可以善待天下人的父母吗？可以善待天下人吗？可以带出有凝聚力的团队吗？显然不能。

　　第二，儒家文化与现代文明能兼容吗？能。民国那些学贯中西的学者就是儒家文化与现代文明深度碰撞和融合的产品，在中华民族最艰难的时候，他们回到祖国的怀抱，与祖国同生共死、浴火重生！

　　第三，儒家文化有利于国家走向现代化吗？有利。曾经的亚洲四小龙：中国台湾、香港及韩国、新加坡的文化底色都是儒家文化，没有制约他们走向现代化，倒是成了他们高速发展的催化剂和动力源。

　　我的博士论文虽然成了畅销书，但是纯学术的话语体系不可能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需要换成文化话语风格，重新阐述我对儒家文化的研究和思考。

　　重注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成了我人生的必然选择。我研究儒学，绕不开朱熹先生的《四书章句集注》。

　　第一，原儒是人本哲学，宋儒是理本哲学。原儒悲天悯人，以人为本，在“五张羊皮换一个奴隶，五个奴隶换一匹马”的价值体系中，孔子面对马厩失火，只关心不值钱的奴隶——马夫，而不关心很值钱的马。

　　获悉有人以陶俑陪葬，孔子斥责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对人权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敬畏何其真诚而浓烈！宋儒开山鼻祖程颐先生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生存都是问题，哪里还有人权？朱熹先生强调：“存天理，灭人欲。”

　　人欲不仅仅是淫欲，也不仅仅是物欲，还有生存欲望、安全欲望、归宿与爱的欲望、被尊重的欲望、自我价值实现的欲望，甚至还有终身认知欲望和审美欲望。人欲灭了，人类还有发展动力吗？人类还能进步吗？民族还能复兴吗？

　　第二，原儒的忠诚有条件，宋儒的愚忠无条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解释本应为：“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宋儒沿袭了汉儒的衣钵，演绎“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荒唐。

　　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臣下“恪尽职守”的前提是“君使臣以礼”。孟子的说法更是石破天惊：“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岳飞屈死风波亭，屈在读错书了，如果读懂了先秦儒家经典，尤其是读懂了孟子“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可以理直气壮直捣黄龙，或可做出更有利于人民、民族、国家的选择！

　　第三，原儒坚持民本政治，宋儒延续神本政治。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翻译成现代汉语：“老百姓过得很好，就顺其自然；如果过得不好或者做得不好，就应该以教化让他们增长智慧！”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谓惊世骇俗。荀子强调：“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已算是民本精神自觉。先秦儒家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君王是人民委托的代理人。

　　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发展到今天应该是民主，至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为人民谋福祉”的初心。

　　第四，原儒主张师生平等，宋儒延续师道尊严。原始儒家没有这个礼数。几乎所有的人都读过《公西华侍坐》这一章，孔子与学生亦师亦友亦兄弟亦知己，孔子之于学生像慈父，像朋友，像兄长，像知己。师生平等，教学民主，思想自由，全然没有汉代“设帷讲学”的冷冰冰。

　　第五，原儒主张自由恋爱，宋儒主张父母之命。证据在《诗经》。《诗经》主体是国风，国风主题以爱情为主。《诗经》中的爱情充满田园牧歌色彩：相爱在城墙边——“俟我于城隅”；相爱在桑间濮上——“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相爱在小巷——“俟我乎巷兮”；相思在远方——“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初民淳朴、热烈、奔放、唯美的爱情依然为当代读者所陶醉！朱熹先生将如此唯美的爱情都解读为“咏后妃之德”之类，按朱熹先生的解读，《诗经》回不到当代，青少年必不会接受。

　　第六，原儒主张学术自由，宋儒主张唯我独尊。“道不同，不相为谋”一直被误读误解。孔子原意：“主张不同，不谋求对方与自己同一。”根据何在？

　　其一，《论语》多次列举道家、墨家、农家、杂家批判孔子，却不见孔子和其追随者反驳。这是学术包容。

　　其二，《论语》可以互证：“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翻译成现代汉语：“攻击其余学派，害处很大。”

　　其三，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和”是儒家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之一，“和”就是对不同文化的包容，对不同人的尊重等。

　　其四，孔子曾经问道于道家学派创始人李耳，也曾经向各个领域的大师虚心求教。汉儒让圣上来裁断儒学公案，唯皇上独尊，开了以政治手段解决学术争端的恶例；宋儒延续维护皇权、男权、夫权，明清之后封建统治者则把理学作为统治工具，以维护其日益枯萎而无生机的封建统治。

　　第七，原儒主张经世致用，宋儒主张空谈心性。“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是以朱熹先生为代表的儒学思想，“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就是宋儒一脉的做派。

　　真正的读书人，从来都是以天下为己任。曾子对儒家知识分子的期待是：“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翻译成现代汉语：“可以托付幼小的君主，可以托付整个国家，在大节上宁死不屈。这样的人是君子吗？当然是君子。”

　　比如韩愈为苍生而获罪，被贬潮州，积极教化，形成潮州文化，影响至今犹在。书生范仲淹镇守西边，换来边境二十年和平。王阳明手无缚鸡之力，胸中却有百万兵甲，以数万地方杂牌部队，剿灭宁王朱宸濠十万叛军！这才是儒者风度！

　　第八，原儒为人民说话，宋儒为皇上代言。原始儒家，没有一家是为统治者说话的，孔孟荀都是站在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是汉儒却站在皇权和神权的立场上，驯化万民，宋儒延续而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孔子开平民教育先河，把教育从宫廷转移到民间，目的就在于给平民搭建成长舞台和上升通道，这是当时对既得利益者特权的最有力的挑战。

　　当代中国人少有人意识到孔子是“读书改变命运”的首创者和实践者。孔子儒学是“为己之学”，是天子以至于庶人都能用以修身养性的伦理哲学。

　　孔子终其一生，没有后世误读误解的那样“忠诚”于某一个君王，相反政见不合则选择挂冠而去，在父母之邦的鲁国无论是做乘田吏，还是做司寇，甚至代摄相事，都只不过是“恪尽职守”而已；绝没有为某一君王愚忠而牺牲的冲动。

　　宋儒与原儒主张相对、相反之处也远远不止这些。先秦儒家思想属于伦理哲学，具有坚实的社会实践积淀和厚实的理论基础，是一种独立于当时政治体制的哲学体系、价值体系、思想体系，是儒家思想的源头和正宗，与现代文明高度契合，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矿藏！原儒思想是中华文明的主动脉！传承和发展其精神是中国人的天赋使命！

　　我自不量力，历时二十余年，撰写完了《四书心读》。《论语心读》于2014年由中华书局推出首版，分上下两册，发行数十万册，是读者的认可与鼓励。

　　近几年心无旁骛，撰写《大学心读》《中庸心读》《孟子心读》，是对教育人生的交代，是对中国教育的交代！

　　2013年8月16日傍晚，我应邀驱车赴江西讲学，路途遥远而十分疲惫，不得已在江西赣州不知名的山中旅舍住了一晚，却做了一梦：一位青衣老者自称“守仁”，给我讲《大学》，但是老者的《大学》文本居然与我正在研究的朱本《大学》有很大的不同；朱本《大学》早已烂熟于胸，所以对梦境中见的《大学》版本十分敏感。老者重点讲了“明明德”“亲民”和“格物致知”等关键内容，他的口音有江浙话的韵味，有客家话的影子，有贵州话的口音，与湖北话相通，所以我都听懂了。

　　梦醒时分，一身冷汗。明月皎洁，清风拂面，分不清是梦中还是实景，分不清身在何处。那时那刻，毫无睡意，点一支烟把老者的教诲从头到尾想了几遍，也从头到尾讲了几遍——学会了讲给自己听，我居然在赣州不知名的山间旅舍把少年时候掌握的学习方法再用一次，时至今日老者讲给我听的《大学》梗概依然清晰。

　　后来读清代刘沅先生的《大学古本质言》和南怀瑾先生的《原本大学微言》，才知道梦中老者讲述的是戴圣《礼记》第42章的古本《大学》。

　　对于这一梦，到底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还是别的因缘和合，我也不知道；也许用量子力学可以做出科学解释。

　　老者矍铄的目光、清朗的语调、谆谆的教诲、殷殷的重托，历历在目，言犹在耳。

　　十年一觉赣州梦，我哪能忘记呢？2023年7月17日，再次驱车经过赣州，本想再寻故地，更想再入梦中，却迷失了方位，就此作罢，直接驱车去了南昌；但是，老者的托付更加清晰而压得我似乎喘不过气来。于是只好孜孜不倦，反复打磨以原本《大学》为底本的《大学心读》！

　　一是不同于朱熹先生对《大学》的经传二分法。 原本《大学》是有机整体，从旨趣、逻辑、风格来看，是典型的齐鲁文化，是典型的先秦文风；而以“经传”二分法解读经典，是汉代以后经学的做派。

　　二是不同于朱熹先生认为“颇多错简”调整原本《大学》顺序的做法。如果“颇多错简”起码要有一两个“错简”作为证据，但程颐先生没有提供，朱熹先生也没有提供。二十年当中，我读程颐和朱熹先生的全部著作，没有发现调整原本《大学》顺序的证据。

　　三是不同于朱熹先生对原本《大学》的结构处理。朱熹先生的文本处理类似于当代有些所谓专家给文学作品做思维导读图，表达的是自己的理解而不是《大学》的本义。

　　四是不同于朱本《大学》对原始儒家文化精神的理解，恢复了先秦儒家人本伦理哲学、民本政治哲学、生本教育哲学的本质。

　　五是不同于对“格物致知”的解读。程朱理学的解读是：研究万物之理而寻求真理。这种解读，导致民国时期把自然科学都称为“格致之学”。

　　显然，在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的“格物致知”属于伦理哲学，不可能有研究万物之理的需求，也不可能由此获得伦理学上的“真理”。

　　孔孟儒学的人本取向，决定了这句话只能是司马光和王阳明的解读：格除物欲，回归良知或恢复良知。这里“物”属于外物，属于过多的物质因素；这里的“良知”是生命情感智慧，包括情感、态度、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等。——其余诸多与朱熹先生解读的不同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撰写《中庸心读》是因为与朱熹先生及其一脉相承的后学对“中庸”哲学思想有不同的理解。

　　程颐先生和朱熹先生都认为：“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从这段话可以判断，朱熹对“中庸”的理解出现两个问题：

　　一是认为中庸就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平常之理。其实，“中庸”之“中”包含“中和”两个字的含义。“中”就是适中、适合、适度、适宜，面对某种结构或局面，选择适中的、适合的、适度的、适宜的思路、策略、方法等，就是“中”；“和”就是尊重差异、尊重不同、包容多元的和谐状态；“中和”就是人面对某种结构而选择兼顾多元的最佳策略或状态。“中和”成为日用而不知的常态，就是中庸之道。

　　二是朱熹先生认为“中庸”是“天命所当然”，把“中庸”归为天赋、人的本性。中庸不是人的天赋，不是人的本心本性，而是后天哲学智慧，是人经过后天的实践积累而发现的“天道”——比如太阳系九大行星的分布，地球万物和谐共生，都是“中庸之道”，但需要人去认知、体悟、坚持。

　　诚如孔子所说，中庸之道是“君子之道”，是人们自我修养达到君子境界的过程中体悟、认知、认同的“道”，基于先天本心本性，源于实践积累，最终形成充满实践理性的哲学智慧。

　　时至今日，能够跳出朱熹解读而另辟蹊径理解中庸之道的人很少很少！——古今中外解读《中庸》还存在一个共同问题，泛化了《中庸》文本中的“道”——其实《中庸》中的“道”都作“中庸之道”解。

　　撰写《孟子心读》是为了深度认知和弘扬孟子的民本政治哲学。孔孟儒家精神滋养中华民族数千年，创造了曾经领先世界两千年的文明，自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孟子》一书由孟子亲自著录，随行万章等弟子只是学术助手，也许负责执笔，也许负责刻字，也许负责查阅资料等；这使得《孟子》保持了他本人的思想和艺术精华。

　　一是传扬民本思想。孟子思想最为前瞻、最为深邃、最为震撼的是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与民主制度之间，仅缺一部宪法，孟子对人民主体精神的自觉，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源泉，是“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依据；孟子民本思想仿佛是为中华民族负重前行设置的第一盏航标灯。

　　二是弘扬心学思想。孟子提出的“四心说”就是后世真正新儒学——阳明心学的根源，孟子提出的心性论为阳明心学的创建奠定了基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其实，孟子思想中心学已经初成。孟子是如何解释“知行合一”的呢？典型的就是“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的案例：小孩将掉到井里，任何一个人看到了，无须提醒，不假思索，都会立即施以援手，这是什么？这是人心中慈悲天性在关键时候表现出的无须提醒的自觉，起心动念即是行，是良知与良能的知行合一。那么敢问为什么很多人这种慈悲之心没了？那是因为心被异化，被放纵，被蒙蔽。

　　所以，孟子认为：“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道德修养之道就是把被放弃、被放纵、被放浪的那颗心，收回到心中的正位，守护本心本性，弘扬本心本性，就是学问的正确方法。

　　三是张扬美学风度。少年时代，我深受父亲的影响，背诵孟子的篇章比较多，系统研究《孟子》已二十余年，文笔文风深受孟子影响，挣脱了现代学术八股的束缚。宏大的视域、磅礴的气势、严密的逻辑、生动的叙事、明快的语言等，都源于孟子的美学浸润。

　　四十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原始儒学的社会价值。严复先生是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先驱，康有为、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傅斯年等改良派、革命派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其少年时期都有严复先生的译著伴随。

　　而严复先生临终前反复念叨：四书五经极富矿藏，需要用西方科学研究方法，予以发掘，可以启迪后人。这句话深深撞击我的灵魂，如何深度发掘呢？“心读”就是我的选择，以心读模式，让四书智慧广泛流布。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作者生活的时代，恰好在雅斯贝尔斯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这个时代，人类文明的精神导师扎堆出现。每当人类各个文化圈中的人们面对不能自拔的困境时，都会不由自主地回望和借用这个时期先哲的智慧解决当下的问题。

　　欧洲的文艺复兴如此，唐代的古文运动如此，如今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又何尝不是如此？

　　大学之道就是达成君子之道的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大道至简，在曾子看来，平治天下只需要做两件事情：

　　一件是“明明德”。明明德，就是让天赋良知自觉并得以弘扬。如果人人心中有慈悲，如果人人都能恪尽职守，人人都能孝悌忠信，这个世界不是很美好吗？高明的政治家用力最多的事情就是把教育做到最好，让天赋人性、天赋良知弘扬到每个生命，每个公民对于公平正义都有无须提醒的自觉，繁荣富强就是必然。

　　另一件是“亲民”。就是走进人民，在社会结构中实现人格独立，成为自由思想的主人，成为自由意志的主体。亲民，在与人交往中实现人生的价值。从人本伦理哲学的视角审视“亲民”，那就是任何自然人必须首先亲近家人，学会与家人相处；其次亲近族人，学会与族人相处；再次亲近乡人，学会与乡人相处；复次亲近世人，学会与各种各样的人相处。

　　从政治伦理的视角审视“亲民”，那就需要上位者走向基层，走向百姓，走群众路线。

　　高手在民间，不是客套话，更不是玩笑话。为什么？商汤起用草根伊尹，奠定了商初良好的开局。姬昌起用渭水边钓鱼的姜尚，以边陲之地，挑战商纣王的天下，最终获得成功。齐桓公起用犯人管仲，开创国营经济与民营经济双轨制先河，让齐桓公九合诸侯成为霸主。刘邦谋臣能用张良，后勤能用萧何，军事能用韩信，最终在垓下战胜项羽，奠定大汉基业。这都是“亲民”的典型。

　　有人或许会说，能不能列举现当代的例子？民国时期蔡元培，贵为中国第一校的校长，却礼贤下士，先后拜访清朝遗老辜鸿铭、文坛旗帜陈独秀，邀请周树人加盟北京大学，这些人相对于政治地位比教育部部长还高的北京大学校长，当然都是民，但是亲民让北京大学成为民国大学的旗帜。

　　梅贻琦贵为清华大学校长，邀请没有学历的陈寅恪加盟清华，邀请清末遗臣王国维加盟清华，邀请留美才俊赵元任加盟清华，邀请思想启蒙者梁启超加盟清华，这四位导师相对于位高权重的梅贻琦，自然都是民。

　　因为亲民，因为教授治校的理念——梅贻琦做校长期间实行的是教授委员会集体决策的民主管理模式，梅贻琦因此开创了清华历史上最辉煌的年代。

　　如果制度设计和社会运作，能够做好“明明德”和“亲民”两件事情，“止于至善”是必然，平治天下也是必然。

　　特别“亲民”不是自以为是的“新民”，不是教训百姓，不是教导百姓，而是走近百姓，走近人民，尊重人民，尊重生命，尊重人格，让每个生命人格独立，让每个生命本性自觉，让每个生命自由思想，让每个生命独立思想，让每个生命绽放精彩。

　　个人成长需要中庸之道。民国元年前后负笈留学的学者，涵养中华经典文化拥抱西方文明，催生了中华民国数十年中灿若星河的大师、巨匠、巨人、名流，重现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最精彩的华章！——这是教育发展的中庸之道，也是个人成长的中庸之道。

　　家庭和睦需要中庸之道。一家之中父慈子孝，契合中庸之道；夫妻之爱止于诚，契合中庸之道；兄弟情义止于悌，契合中庸之道。

　　社会和谐需要中庸之道。城乡之间的发展恪守中庸之道，优化二元结构，城里人幸福，乡里人快乐；如此当然和谐！为富而仁义，善待故旧，善待贫民；贫而有尊严，不坠青云之志；如此当然和谐！上位者心忧天下，眷恋苍生；下位者体谅国家，顾全大局；如此当然和谐！

　　企业成长需要中庸之道。企业如果不在产品质量与数量之间选择中庸之道，就缺乏生命力！如果不在价格和价值之间选择中庸之道，就缺少竞争力！如果不在员工福利和投资者利益之间选择中庸之道，就缺少活力！如果不在守成和创新中选择中庸之道，就缺少可持续发展力！

　　民族复兴需要中庸之道。民族复兴于内而言，政治方向充分体现人民的期盼，经济政策充分兼顾各阶层的利益，公共服务充分彰显公平正义等；人民富裕，地方富有，国家富强；人格独立，思想自由，文化多元，教育发达，人才充足。如此才契合中庸之道，这是民族复兴的内因。

　　在对外关系上，尊重人类共同的价值，国际交流自主，人民往来自由，文化交流自然等。如此契合中庸之道，这是民族复兴的外因。没有国内国际的“中和”，就没有国家民族的复兴。

　　某学者在某大学演讲公开宣称：《论语》对于中国文化大餐来说，只不过是一条干鱼，没有佳肴的时候，拿出来做配菜尚可以，但不能成为国人精神食粮的主食。我深不以为然。

　　一位名满天下的学者说：“儒家文化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是到了抛弃的时候了。”我不以为然。难道2500年前中华民族先民需要忠、孝、仁、义、礼、智、信、和、惠、慈、爱，今天中国人就不需要了吗？当然需要，而且必须坚守坚持。

　　《论语》所承载的人文精神是中国伦理哲学的源头，是中华文明的底色，是中国价值体系的钢结构，是中国文化的基点和奇点——具有无与伦比的爆发力、辐射力、穿透力。它所承载的伦理情怀和价值体系，被践踏和放弃，意味着疯狂和灭亡！

　　大秦帝国奋六世余烈，统一天下，秦嬴政自称“始皇帝”，以为从此家天下可以传之万世，却仅仅因为放弃了儒家“仁”的智慧，放弃了以人为本，放弃了以民为本，结果成了人类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这样的教训，在人类历史上举不胜举！

　　我以实证的态度和学养的厚度证明《论语》承载以人为本的哲学、以民为本的理念、自强不息的精神、积极入世的传统、厚德载物的担当、天下为公的理想、尚中贵和的思维、博爱泛众的胸怀、勤劳俭朴的性格、家庭中心的伦理、家国一体的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是养护国人心灵的宝贵精神资源！——这些精神难道不能滋养当代中国人的生命吗？

　　《论语》承载的以生为本的思想、有教无类的情怀、因材施教的方法、全面发展的课程、尊重个性的取向、慎独正己的修身、反求诸己的态度、积善成德的路径、君子人格的激励等，是中国当代教育应该和必须传承的最宝贵的教育智慧！——这些智慧难道不能解决今天的教育困境吗？

　　《孟子心读》的撰写，源于责任自觉。尤其是近几年我从教育系统调整到基层任职，确信《孟子》思想之于中国当代教育和社会治理，实为救时补弊的良药却没被发现发掘。

　　举《孟子·梁惠王下》的典型例子证明。孟子对齐宣王说：“造大房子，就必让工程师寻找大木料。工程师得到大木料，大王很高兴，认为这棵大木料可胜任大房子的需要。那工程师从小就学习，长大了就进一步付诸实践，大王说：‘姑且放弃你所学的专业听我的命令。’那怎么样呢？现在有璞玉在此，不惜万镒重金必然责成玉匠雕琢它，而对于治理国家却说：‘姑且放弃你所说的，听我的命令。’这与教导玉匠如何雕琢璞玉有什么区别呢？” ——读这一节，犹如冷水浇背，也如当头棒喝！

　　民国期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懂孟子的管理智慧。《孟子·梁惠王下》中，孟子对齐宣王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梅贻琦读懂了这句话，对于国家来说，文化底蕴厚重并不意味着有数百年的老树古树，而是意味着有累世深受国人敬重的忠臣重臣。

　　梅贻琦先生由此演绎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深谙此道，充分尊重人才，自己甘愿当一个沉默寡言的主持人，把治校的权力让渡给“教授委员会”，积极推行教授治校模式，创造了清华的灿烂与辉煌，创造了西南联大的高等教育奇迹。

　　现在各行各业的很多管理者都反孟子之道而行之，反梅贻琦之道而行之。地方政府搞经济，不向企业家请教，而向上级要指示，或者自以为是，好为人师，层层如此，经济能够做得好才怪。

　　如果当代为政者、为教者、为经济者，能够读一读《孟子》，从中汲取智慧，可以少闹很多笑话，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二十多年前，在我用与埃德加·戴尔学习金字塔理论相契合的心学原理，把应试教育做到巅峰的时候，开始认真寻找教育的本真。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我选择以儒家文化精神滋养师生生命。最初接触儒学，读的是方东美、李泽厚、钱穆等先生的著作，充斥书店的汉代经学著作和宋明理学著作不是我的首选——后来反复研读朱熹先生的《四书章句集注》，目的在于对“四书”进行重新解读。

　　原儒思想的本质是什么？是人本伦理哲学、民本政治哲学、生本教育哲学。数十年，我坚持用人本思想待人，用民本思想管理，用生本思想做教育，用“中庸”智慧处事，用“明明德”和“亲民”智慧经营人生，知行合一，只争朝夕！

　　顾炎武先生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还是文化天下；文化亡了，天下也就亡了。所以，为往圣继绝学就成了每个读书人的责任。

　　“往圣绝学”是什么？滋养中国人生命的主脉是儒家文化，是充满人本、民本、生本情怀的原始儒家文化精神。撰写“四书心读”是我文化责任自觉所致！

　　子思先生说：“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我四十年如一日追求教育兴国的理想。曾经在公办学校从教师做到校长，曾经在民办学校从教师做到校长，曾经在广州市第一个教育强区东山区做过教育局办公室主任，曾经在广州市教育局做过处长和办公室主任，曾经在天河区做过教育局局长，如今虽然名义上暂离教育岗位而从事社会治理，但是一直坚持在高校担任特聘教授、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坚持积极从事各级各类师资教育，从来没有放弃教育理想，从来没有放松对教育的深度思考。

　　大道至简，教育的关键是弘扬人性和张扬个性。我知道教育有弊端，当然有责任解决。如何解决？重新发掘和弘扬原始儒家智慧以解困局。撰写“四书心读”是我教育责任自觉所致！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活出了生命的精彩。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储备越来越丰富，学养越来越深厚，思想越来越前瞻，智慧越来越超卓，这种终身学习的人生态度，给我树立了榜样。

　　四十年手不释卷，四十年治学不辍，四十年知行合一，把人生挫折转化为学术财富，把人生历练转化为学术思想。

　　我来自农村，熟悉农民和农村；近几年在地方工作，又熟悉市民和城市。这种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全域认知，恰恰是高校专职学者做伦理哲学、政治哲学、教育哲学研究所匮乏的，却是我的独有优势。

　　此外，我没有高校学者的教学任务和课题研究任务的羁绊，认准目标可以把整座山打穿，甚至可以把整座山搬完。撰写“四书心读”是我生命自觉所致！

　　基于文化自觉、教育自觉、生命自觉，我才能用二十多年时间撰写“四书心读”。

　　毋庸讳言，“四书心读”旨在全面恢复原始儒学的本真，在于倡导生本教育哲学，在于倡导人本伦理哲学，在于倡导民本政治哲学，在于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以先秦儒家文化精神滋养国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