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黎安，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十佳教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市优秀教师。1988年和1991年分别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2年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学、产业组织、经济转型与发展。

　　问：您从北大经济学院毕业，在斯坦福读完博士后回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任教，请问您是如何一步步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呢？

　　周黎安：我的故事可能没有那么典型，对于人生道路的选择，我从来没有犹豫和迷茫过。我在中学阶段因为学业压力不大，在个人兴趣的驱动下就读了很多课外书，有过一些学术性的思考，于是早早地决定了自己未来做学术研究的道路。之后就顺其自然地选择读研、留校，毕竟当时能在国内受到的经济学训练还是很有限，所以又申请去斯坦福读经济学博士了。2002年回到光华任教至今。

　　周黎安：我一直以来对国家与经济的关系，也就是政治经济学这个领域很有兴趣，也觉得非常值得研究。所以，我在读博士期间就聚焦在这个领域，研究官员激励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毕业以后很快发表了一些相关文章，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便顺理成章地继续在这个领域进行研究了。

　　周黎安：学术这条路不是非常宽广，只适合少数人，判断自己是否适合学术道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观察自己内心深处是否有强烈的对于未知世界和人类知识的好奇心。对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情充满疑问，带着这些问题不断探索和思考，将其作为研究问题来探索，这支撑着我们坚定地走在学术道路上。

　　其次，学术研究是非常枯燥和孤独的，是否适合学术道路也要看自己是否能接受单调重复甚至两点一线的日常生活。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学术生活看似单调重复，但在思考层面上每天又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有新的问题和新的灵感，这样的生活对我来说相较前往业界而言反倒是更加丰富多彩的。

　　问：对于有兴趣从事经济学领域科研的同学，您认为他们目前除了完成院系的培养课程以外还需要做的是什么？

　　周黎安：首先，可以先自己多读一些书。我觉得只要有学术兴趣的人，一般是喜欢读书和思考的，这不仅可以判断自己是否具有学术兴趣，还可以从中感受自己可能感兴趣的研究方向。

　　其次，可以在合适的条件下跟着老师做一些研究。同学们可以近距离地看到具体的科学研究是怎么从初步的想法，经过数据收集与数据分析，一点点地打磨成一篇有意思的论文的。而本科生开始参与项目，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数据收集。数据收集是非常枯燥的，但也是所有研究开始的第一步。最重要的是，同学们要去主动地体验科学研究的过程，反馈自己研究的感受，从而明白自己是否适合学术道路。

　　周黎安：这也是有一些特殊情况的。我在中学时期从各种途径渠道去“淘书”。从我中学的团委书记那里借来了胡绳先生的《从战争到五四运动》。我们家隔壁住着一位想考大学的知青，他收集了一大堆书籍，其中就有于光远和苏星编著的三册本的《政治经济学》，我如获至宝。我喜欢看书，所以到哪里都去翻书，借来后就开始自己研究。另外，我父亲帮我办理了县城图书馆的借书证，在图书馆借到了很多历史方面的书籍。当时条件很有限，但因为我感兴趣，所以成天四处找书，见人就问，因此也淘到了不少好书。

　　最让我感到庆幸的是，县城新华书店那时候就已经在卖一些大学的书籍和名家每月写的文章合集（如《阅读与欣赏》）。我父母每月给我一点零花钱，正好够我买几本书。比较幸运的是，我们那个年代虽然也看重学习，但远没有现在这么卷，别说私教补习班，连课外辅导书都没有，这给了我很多看书和思考的时间，让我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下施展自己的兴趣。

　　问：大学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职能，因此大学教授往往需要同时肩负科研和教学两个使命。您认为二者的关系是什么？您更享受哪个，又是如何在工作中平衡这两者的？

　　周黎安：首先，作为一个老师，教学是我的天职，是我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既是一份应尽的义务，也是体现自己价值的重要方面。其次，我觉得，教学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包括和学生打交道、寻找知识的讲述方式等等。即便是那些最为基础的课程，比如《微观经济学》，我自己也会花很多时间，超工作量地去准备、思考。我有时候觉得教学其实是“教给自己”。你只要用心，看似在不断重复讲课，其实也会不断有新的认识、新的感悟，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即使我们给定同一门课、同样一本教科书，每个老师教的肯定会有不一样。这是因为老师都希望在课堂上展现自己的附加值，就像“摁上手印”一样教出自己的风格，这是值得探索的。

　　研究则更多是出于自己的好奇和兴趣。当你想要认识世界时，研究就会成为一种习惯。对我来说，没有研究的生活是很难想象的，一切生活都包含研究的灵感和内涵。

　　但每个人的精力都有限。教学以及我的一些行政履职都是刚性的。所以从结果上，我做科研的时间都在被压缩而碎片化。我曾经打比喻说，我做研究就像是“到了晚上回家，借着月光在自留地上干活”。那该怎么应对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教学、研究和行政履职，他们是有着内在的促进关系的。比如我在全国政协这样一个新的平台，能够认识不同界别的精英，相互学习；去新疆、陕西这些地方做实地调研，与地方干部座谈，都有利于获得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知行合一。这是在校园里所无法拥有的体验。给博士研究生上课，可以讲自己最新的研究想法，与学生一起交流；在MBA、EMBA课程中，我会特意把自己的研究带到课堂里，给学生提供一个理论框架，学生也会依照自己的实践经验给我评论和反馈。这种师生互动经常会让我在课堂里产生新的研究想法。“把课堂变成研究现场”，是我平衡教学和研究的一个法宝。

　　周黎安：作为学者， 我做研究的时候主要关心的还是研究的学术意义，更多的是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去解析经济社会现象及其背后运转的逻辑，学术性对我来说是第一位的价值。

　　当然，通过对中国地方政府运行的分析而形成的理论，确实会启发人们更加系统和理性地认识中国地方政府的一些现象和机理，对体制内或体制外的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了解到，不仅学术界会引用和发展我的这些理论，而且也有很多来自政府和企业的人士也在认真读我的书，我希望我的研究对他们重新理解中国有所帮助。

　　打个比方，学术研究和实际影响的关系就像是艺术批评家与艺术家的关系。艺术批评家是相对比较独立的第三方，能帮助艺术家换一个角度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作品；学术研究者也是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认识他们平常所做的工作，短期难以断言影响的有无和多少。如果有影响，当然是好的。但我首先看重的还是学术的意义和价值。

　　问：国内研究中国政治的其他一些知名学者，像周雪光，周飞舟等老师，他们都不同于您，是社会学或者是政治学出身的。像您的经济学背景，有没有为中国政治的相关研究贡献哪些独特的视角或者研究方法呢？

　　周黎安：像我的政治锦标赛、行政发包制等分析概念经常被经济学之外的学术同行所关注。很多人分不清我到底是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学家或是社会学家——这也许可以说是我对这些领域所做的一大贡献。一个经济学家提出的分析概念可以在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法学、历史等领域产生影响，当然是可遇不可求的。比如社会学家一般不太喜欢经济学家的理论——他们不太容易接受经济学的分析假设和研究范式，我也许算一个例外。另外，我跟你提到的几位社会学家关系也比较好，我们之间有不少公开和私下的交流。

　　周黎安：更多还是因为在提这些概念的过程中，我也希望听听他们的评论和反馈，同时也了解他们在从事的研究。毕竟经济学家对这些跨学科问题的研究是偏少的，而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这些领域的研究则非常之多，积累了很多的理论和经验知识。我跟他们当中一些学者关系好当然也有一些个人原因，比如在斯坦福读书期间我与雪光老师就有交往。这些个人关系也使我们之间更容易沟通，他们会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组织的学术会议，我的一些文章也发在社会学有影响力的杂志上。这些交流对我来说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这样我能看到他们的不同观点，对他们提出的解释，我也可以提出我的再解释，双方就可以交锋、碰撞，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

　　问：看到您在《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前言中也感谢了张维迎教授等人的帮助，而其中一些人现在进入了国发院做研究。我们注意到您与政府治理、经济转型等方向有关的研究也与“国家发展”有密切关联。您认为光华和国发这两个经管方向间有着怎么样的联系呢？

　　周黎安：光华和国发院都专注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国发院以经济学为主，但也有一些管理学方面的教授。光华教师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分布相对均衡一些。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大家的学术训练都是一样的，研究方法和问题也高度相似。

　　如果说有不同，国发院的定位更侧重智库咨询和政策研究，而光华则更侧重于商学教育。不过在总体上，两者的研究和教学方向还是高度一致的，区别只是在学校赋予两个学院的战略定位和侧重点上。

　　问：我们看到您最近发表了关于“共享单车对城市空气质量影响”“行政诉讼制度”“义务教育督导”等方面的文献。您能简单向我们介绍下这些研究吗？另外，您最近有没有新聚焦的研究对象/问题？

　　周黎安：让我先从行政诉讼制度的研究讲起。这项研究主要针对中国的“民告官”现象，关注从2013-2014年开始实施的司法改革对“民告官”胜率的影响。2013-2014年司法领域的一个重要改革措施是“异地审理”，即当公民起诉地方政府时，案件不再由当地法院审理，而是转由同一地级市的其他基层法院处理。这一改革应该有助于减少司法保护主义的影响，提高了公民或企业对政府的诉讼胜诉率。我们通过分析大量裁判文书发现，这项改革确实使得公民告官的胜诉率提高了，尤其是在涉及土地拆迁、交通执法等强势部门的案件中。

　　关于我的最近的研究方向，目前特别关注地方政府面临的多重目标约束，特别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关系。我们正在研究政府如何在这些有时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做出策略性决策。此外，我也在研究行政承包制的历史面向，特别是在明清时期的官僚体系中，从朝廷到州县政府再到政府内部，如何通过层层转包来管理地方事务。我计划在之后的一个文研院的讲座中深入探讨这个主题。

　　问：关于调整自我评价体系：到了大学，考试依然是同学们需要面对的事情。在“保研”等竞争压力下，为了得到更好的GPA可能会把大一过成“高四”。但考试不是大学的全部。这个过程给我们带来了纠结和焦虑；另外，一部分同学为了成绩“被迫学习”可能使他们更加抵触新的知识，不利于“好奇心”“探索精神”等科研素质的养成。怎样平衡正课和课外自主探索；怎样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怎样合理地自我评价，减少精神内耗......这些是我们都要面对的问题。想听听您对此的见解。

　　周黎安：我当年读书时毕业包分配，于是GPA排名似乎就没那么重要。现在大家这么看重GPA，是因为它跟未来保研、出国或者就业都挂钩，所以我很理解大家的纠结和焦虑。这件事我觉得应该这样看：如果学习一门课能和自己内在需求相匹配，那么一个好成绩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但我们不鼓励为了GPA最大化而学习。为什么呢？因为大学四年在人生中实在太重要了。这是我们精力最旺盛、记忆力最好、思想最活跃的宝贵时期。我们的价值观、人生信念、人生格局很多都是在这个期间形成的。一味追求将GPA提高再提高，把宝贵时间完全投入在其中，我想这在人生意义上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学生活，GPA是一个基本盘，像博士期间的综合考试（comprehensive exam）一样，你必须要通过考试，否则连博士资格（candidacy）都没有。我们北大保研对GPA要求也只是一个底线的要求，不要求你必须达到头部10%之类的，基本是前40%-60%的排名都有机会。有了资格进入夏令营，在面试阶段老师就不会再盯着你的成绩，而是考察你的研究潜力、你对未来的学术准备等等，这时候你就可以真正展现自己了。我相信就业或出国也是类似的，关键在于你工作或学术能力或潜力的展现，成绩只是一个初始的参考。

　　问：您说的很有道理。我觉得目前的情况也许是，许多同学都像我一样，从小经历应试教育，一路学习、考试而习惯于依靠可视化的数据，进而被GPA局限。我们该怎样用多元化的视角看待大学四年呢？

　　周黎安：我觉得首先得有自己的目标，争取找到人生的主航道。大学和中学不同之处就在于，你需要给自己规定目标。中学时大家都在应对考试，这是一个有标准答案的封闭过程。但当你进入大学，尽管依旧有考试，但更多的东西其实就没有标准答案了，一切都是开放的。你想做什么？希望实现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这些问题是朋友、老师、家长没法替你回答的。但每人必须有这样一个风向标，否则当下的所有行为就失去了比较和评估的标准。如果你不知道第四年大学毕业时你要做什么，你怎么定义这四年怎么度过？你也不知道眼下的事对自己未来有没有意义。我们经常讲“动态最优”的原则就是“倒推法”（backward induction），即从未来的终点向现在一步一步推算最好的反应。比如我想毕业之后出国深造，那我就知道，大三的时候我需要准备好我的writing sample，为了大三准备好writing sample，大二的时候就开始找助研机会，积累研究经验，为此大一应该做什么准备等等。

　　周黎安：关键要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要不断摸索的。我们经常讲怎样认识世界，但其实最具有挑战的是怎么认识你自己。你要观察自己，听听自己内心的呼唤。我觉得判断一个人的兴趣，有一个相对容易的方式：就是你看他闲下来的时候愿意干什么。比如我在闲下来的时候，一定就是看书。我从小就对带字儿的东西感兴趣，有书在手就觉得特别舒服。我出差坐飞机高铁，一定都是有书相伴的。一个人的兴趣所在经常也是他的禀赋所在，比如有的人天生喜欢音乐，那他在音乐方面一定有天赋；有的人天生对数字敏感，那他在数学上一定有天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只不过有时它不那么明显，以至于你没注意。或者你自己把它拦住了，天天压抑它不让它发展。但每个人一生就这么短时间，我想应该锁定兴趣，尝试把它发展为对应的职业。这样你才能喜欢自己的工作，不怕各种挫折挑战，希望能把工作干好，以此安身立命。

　　周黎安：我读书的兴趣还是比较广泛，其实没那么功利。大部分读的书是与自己的专业关系不大的书，比如历史、政治、社会学等等，只要我喜欢的就都想看。这与我的专业研究不矛盾。因为我特别庆幸地发现：我看过的几乎所有书籍，最终都有用。举一个例子，我2002年回国之后有定期逛书店的习惯。当时万圣书园还离北大很近，大约有十多年的时间，我每星期都去逛一次书店，觉得有意思的书就买。这么攒来攒去，经常攒出惊喜。比如这几年我研究明清时期的国家和社会关系，我直接从自己的藏书里找出了30多本密切相关的历史书籍，这些书都是过去日积月累、完全无意识攒下来的，十年间也基本没有打开看过，没想到多年以后突然发现它们都在那里静静地等着我。我也惊叹于看似无意随机买书背后的深刻联系。再比如我有段时间关注中世纪欧洲君主治理形态的演变，也从自己的藏书里找到了20多本相关的书籍。所以买了这么多书，读不过来，但最后它们是能串起来的。读书的出发点不一定功利，但最后可以获得功利的结果。看到一本好书我会特别激动，恨不得一口气读完，哪怕明天世界要毁灭，我今天晚上也要把书看完。思想的力量太强大了，好奇心一来你拦都拦不住。

　　问：如果元培学院非光华/经济方向的同学想要接触经济学，了解经济学的视角，您认为他会收获哪些东西呢，有什么推荐的学习途径吗？

　　周黎安：如果一个人系统地听过一些经济学的课，他会对市场怎么运转有更深入的理解；另外，我觉得经济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它在很多时候假定人是理性的，从理性假设出发去理解人们的经济社会行为。经济学有时能看到一些我们常识和经验看不到的东西，我觉得这是经济学非常奇特的魅力——当然人不一定都是理性的，但是通过理性假设，你可以以很简洁的分析框架解释相当多的人类行为——不管是在市场上，还是在非市场的种种场合。总之，如果你能够学到经济学的那套分析方法，我觉得你应该是能终身受益。

　　问：那您在元培导师主页上推荐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也是基于类似的道理？

　　周黎安：对，因为《猜想与反驳》讲的方法论就是：先去猜测世界某一现象背后的理由，再拿它跟现实去对比。如果对不上，那就再猜，但你下次猜测就总是会比上次猜测更加靠近一点，从错误和失败中不断学习。

　　我在大学读了不少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方面的书，但我觉得卡尔·波普尔对我产生的影响最大。我非常有幸在年轻的时候读了这本书。而且我觉得我以自己的方式读懂了——后来一辈子做研究，我发现真是从这本书中受益匪浅。它会告诉你：你的研究应该从哪里开始；你沿着哪个方向最能产生学术价值。人们做研究，常常是一上来，你觉得东西很有趣，于是走了第一步。但走了第一步后，下一步该怎么走呢？我们要走最具生产性、最能产生思想冲击力的方向。

　　不止做研究，我授课、写文章也是这样：我首先会了解我的受众会对某一问题有着怎样的先见，然后我一开始就试图冲击、动摇、颠覆他们的先入之见，告诉他们这样想是错的，使他们产生疑惑，我然后再在给他们一步步解惑。无论研究还是讲授，最大限度给受众以震撼力（shock value），这是一大窍门。

　　因此，波普尔描述的不仅是一种科学研究方式，也蕴含了一种和人有效沟通的方式。不止是波普尔，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书，也能给人很大启发。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学里面很少有人去讲授或阅读这些书，所以本学期在光华开设了“科学思维与实践”这门课，我会在课堂上给大家分享这两本书的思想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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