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习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讲话以及《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

　　调查研究，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调查记者，承载着新闻人的崇高理想，焕发着不会被时代磨灭的光。

　　然而，很多调查记者正在离开这片“理想地”。根据 《新媒体环境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截至2017年，中国在册调查记者仅剩175人（公开数据暂无更新），数量比大熊猫还稀少。

　　不止一位调查记者公开表示，也曾想过不再“抱着理想度日”，也曾问自己：要不，别干新闻了吧？

　　资深调查记者邓全伦是现存的“大熊猫”之一。他从2009年进入《时代周报》，开启调查记者生涯，至今已有14年从业经验。他曾对重庆薄王时代“打黑唱红”及所谓“重庆模式”进行了持久、深入的报道；深入调查首揭南充党代会贿选案黑幕；首发四川岳池访民被“黑保安”致死案，引发全国舆论现象级关注，国家信访局发文彻查。令他声名鹊起是2020年轰动全国的“200亿身价法官案”。邓全伦奔赴海南等多地，发表数篇报道，最终将海南高院原副院长张家慧拉下马。

　　小鲸聆听了他做调查记者的故事，从中攫取了一些力量，希望将这种力量传播出去。以下内容整理自邓全伦的自述：

　　好奇心和正义感，是驱使调查记者做出好报道的源动力。在它们的驱使下，记者的工作变得像一场探险游戏，宝藏是社会问题的部分真相。

　　“我经常被问，为什么做调查记者。首先，它能养家糊口，更重要的是，这个职业能成为我‘读懂中国’的一个很好的窗口，它让我对现实的中国有更直观、内里的观察、认识、体悟。

　　“我本身好奇心很重，性格率性、豪迈，喜欢‘多管闲事’，对不公平事敢怒敢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如果我做出来的调查报道，能激浊扬清、惩恶扬善，那就太好了。不断逼近真相的过程，让我觉得刺激和快乐。”

　　威逼，利诱，片里的剧情，是调查记者的日常。有太多太多调查事件、调查对象，给邓全伦留下了深刻印象。

　　“说说我和青岛社会大哥嘎嘎于竹君的‘交道’吧。2022年10月28日，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对以于竹君为首的涉黑涉恶犯罪组织下达一审判决，组织成员陈浩、韩楠等26人被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敲诈勒索、寻衅滋事、非法拘禁、强迫交易等罪名，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至有期徒刑20年不等。

　　“但该组织的老大于竹君及其妻子尚未到案，一直潜逃于香港。于竹君绰号嘎嘎，是青岛市名震江湖的黑老大。

　　“1993年11月17日傍晚，嘎嘎与朋友在青岛西海岸大酒店喝酒，与青岛市沧口区交警大队副大队长、市‘三车’整顿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单波等十余人起了争执，继而厮打。单波被于竹君猛击一拳倒地，经抢救无效死亡。

　　“案发两年多后，于竹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被抓获。1998年4月23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竹君无期徒刑，赔偿被害人家属50606元；11月19日，山东省高院二审判决：维持青岛中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对被告人于竹君的定性部分；撤销其量刑部分，改判于竹君有期徒刑7年；再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5万元。2000年7月26日，于竹君被假释，他在监狱实际服刑时间为4年。

　　“2019年11月，我在看看新闻Knews发文《青岛枪击案起底：受害者枪伤被疑造假》，曝光于竹君2016年夏天邀请青岛相关官员的照片——在一场多人参加的烤羊宴上，戴棒球帽的于竹君坐在主座，其左手位叼烟斗者为市南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盖发盛，右手位露半边脸的是青岛中院刑一庭时任庭长刘世明。2017年1月刘世明履新胶州市人民法院院长；2020年7月，他落马，被纪委人员带走调查。

　　“2019年底，于竹君持股的青岛蓝色海洋实业公司状告我和我的单位，称青岛枪击案起底那篇文章对于竹君、公司商业隐私等进行了‘歪曲报道’，严重侵犯了他们的名誉权和商业机密。奇葩的是，蓝色海洋原法定代表人韩楠（于竹君的马仔）2020年还通过微博找到我，让我帮他们的一个纠纷案‘伸张正义’，还特别提出：‘您到济南的费用我们给您报销。’难道他不知道，他们早将我状告一事？

　　“2021年3月1日，在我和蓝色海洋公司名誉侵权纠纷案开庭前几天，韩楠还给我微博留言：‘邓记者，请问您哪天到？需要安排接机和住宿吗？’我当然拒绝。他们这是意欲设局构陷还是威胁我？

　　“2021年4月16日，青岛市北区法院一审判决，称我的文章不构成对原告的名誉侵权，驳回青岛蓝色海洋公司的诉讼请求。蓝色海洋继续上诉。等案子二审开庭，蓝色海洋公司的人和律师都没出席，因为那段时间山东青岛市公安局发布了通告，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关于于竹君违法犯罪的线索。蓝色海洋的人因为涉黑都被抓进去了，最后青岛市中级法院缺席审判，再次驳回了蓝色海洋公司的上诉。

　　“还有海南高院原副院长张家慧案。在报道这个案子时，我曾收到来自刘远生代理律师的律师函，律师函指责我诽谤、造谣，误导民众和舆论，对刘远生构成民事侵权，还涉嫌诽谤、陷害、网络寻衅滋事，要求报社删除报道，对我做出处理，否则就向有关新闻主管单位反应情况，并追究我的刑事责任。

　　“除了律师函，张家慧夫妇还雇用了大量水军，在网络上攻击我，称我是‘黑记者’，更有水军去我单位楼下拉横幅，要求处理我。”

　　邓全伦曾介入涉及政府官员的刑事案件。他的朋友因那次采访受波及被“双开”，邓全伦自己也险些入狱。那一次报道，邓全伦至今都没完成。

　　“2010年9月，我得知时任重庆铜梁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陈某被人杀死在家中。当时，正是重庆市区县乡镇领导班子换届之时，这桩凶杀案背后，是否有不可告人之秘密？我对案子介入了调查。

　　“我对这位监察局局长的夫人做了很详细的采访，凿实了监察局长被杀的事实。同时，我还了解到，死者被害的场景：有一天晚上，他在自家餐馆宴请完朋友，步行回家取十字绣送给朋友，发现两个小偷（都是长年街面游荡的未成年男孩）正在家里行窃，他呵斥制止，却遭遇了夺路逃跑的两个孩子的刺杀。这位局长当时有点喝醉了，身中数刀后因流血过多而亡。警方抓到两个行凶男子以后告知家属，背后没有策划者，该案并非仇杀，但是家属不认可这个结论。后来，我到了铜梁县公安局，想对案件做进一步的深入采访。其政治部负责人认为，此案尚在侦破，死者身份敏感，建议等侦破后再采访和发稿。考虑到稿件的权威性，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这个案子由当时的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督办，非常恼火，他认为这个案子应该被警方高度保密，媒体记者是怎么知道的？重庆警方开始调查我，到我曾经工作过的《重庆日报》了解情况，调查时间长达一个星期。

　　“当时，我有一位朋友在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怀疑，是这位朋友向我透露了信息。当年10月1日晚上，我这位朋友就被警方带走了，被调查了7天后才被放出。在的‘严惩内奸’批示后，我的朋友被‘双开’，罪名是‘赌博、与其他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向记者透露他人身份信息侵犯他人隐私’。2012年，‘薄王’落马，直到2014年，这位朋友的申诉才成功，恢复警察身份并重新任命。期间，我多次为他起草申诉信，为他。

　　“铜梁县监察局长之死的背后到底是否有隐情，重庆警方至今未对外披露，我的采访也没有完成。现在想起这个事情，多少有些后怕，如果我身上当时有任何瑕疵与硬伤，一定也难逃牢狱之灾。”

　　调查新闻场处处如临深渊，记者在调查他人的时候，也会被以最严格的新闻规范来衡量。

　　“2020年9月，我关注并报道了西部某地的一桩涉黑案，涉及到多名被告人遭遇刑讯逼供问题。稿件引发了重大舆情，全国扫黑办极其重视，责成当地政法委成立调查组介入调查。当地立即中止向中央报送该地有关扫黑除恶的请功报告。这就得罪人了，报复接踵而至。

　　“我做那篇报道时，采访了涉黑案里一名被告人的二审辩护律师冉某，冉某在2020年9月16日下午接受了我的电话采访。她说，她的当事人在看守所曾向驻所检察官反映遭到了刑讯逼供，检察官就此做过笔录，会见时这名当事人也向她说过，他曾被刑讯逼供。

　　“没想到，没过多久，某地新闻出版局就向上海新闻出版局发函，称该新闻中有一部分关于采访投诉人冉律师的内容不实。该函称，这位冉律师向当地司法局专门递交了情况说明，并向当地市委宣传部举报投诉，说其从未接受过任何媒体记者采访，也未授权或同意任何媒体使用其本人名义发布案件相关信息，也没给任何人说起过有刑讯逼供的内容,‘虚假不实报道行为侵犯了本人合法权益，要求依法严肃查处、吊销不良记者的执业证’。

　　“那次采访，我有录音。录音显示，我在电话采访时，首先明确向冉律师告知我的名字、工作单位，是一名记者。她是在明知我身份的情况下接受了采访，并未对采访内容能否被引用以及能否被具名引用有过任何提醒和要求。报道刊发后，冉律师也从来没有就这次采访提出异议，怎么突然就投诉我了？我又找了冉律师沟通，最开始，她表示对是否接受采访记不清了，在我告知有录音后，她又说未经其授权不应该发布对她的采访内容。

　　“最后好在，我的履职行为符合新闻采编流程与规范。此外，关于‘刑讯逼供’一事，冉某仅是该报道诸多信源之一，与其他信源起到了交叉比对的作用。经过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与我单位的严格核查，冉律师的投诉被证明为颠倒黑白。

　　“这种通过投诉来干扰正常的舆论监督，在我的调查记者生涯里遭遇了无数次，但没有一次得惩。

　　“我的感慨是，调查新闻场处处如临深渊，记者在调查他人的时候，也会被以最严格的新闻规范来衡量。调查新闻会触犯很多人的利益，一旦你有瑕疵或硬伤，别人怎么会轻易放过你？一定会把你的软肋放大十倍摆出来，置你于死地而万劫不复。”

　　邓全伦：当前舆论监督环境的生态出现问题，调查新闻得到的各方支持不够，也有媒体行业整体不景气的背景，记者薪酬不理想，生存压力大，职业理想和尊严日渐消逝，这些都是当前媒体记者流失，尤其是调查记者凋零的原因。

　　邓全伦：舆论生态问题，主要是新闻宣传管理部门实施高压政策，各种禁令太多，这不能报道那不能报道，禁忌重重；各个新闻单位也是自我审查、自我严重，对记者选题限制要求非常严格；到记者这一层面，逐渐失去主观能动性，拼劲、闯劲渐失，意志消沉，新闻生产力整体不足。

　　邓全伦：有还在坚持的，有相当一部分转型做公关、公益的，还有做律师的，也有失业在家躺平的。

　　邓全伦：我所认识的调查记者同行，普遍生存困难，充满迷茫无力感，因选题限制，基本工作量也许都无法完成，因此待遇就可想而知（新闻界打分制的工作考核普遍存在，固薪制极少）。

　　当然，能坚持下来，首先来自单位和组织的保护，更有勇于担当的领导的支持。当然，还有社会大众包括读者的关心，这也是我在这个行业坚守下来的动力与信心所在，也让我坚信我还是有用而被人需要的。

　　此外，我拥有强烈而缜密的风险控制意识，这要求我自己必须具有扎实细致的调查功夫，审慎严谨的职业态度，不为权力、利益所威胁与诱惑的道德品质，当然还要有强大自信的内心。

　　邓全伦：主要是精神层面的力挺。读者经常在我的微博留言鼓励我，关注我的安全问题，经常会提供更多的选题线索，并且表示“老邓有事，我们义无反顾地保护你”。曾有读者千里结伴多次到我所在的城市来看望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银河国际galaxy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