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调查研究是中国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方法和优良传统，是军事记者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著名战地记者穆欣的新闻实践启示我们，要从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上准确把握提高调查研究能力的关键点，注重调查研究、广泛收集资料，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调查研究是中国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方法和优良传统，是军事记者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著名战地记者穆欣被称为调查研究的典范，他采写的来自战地一线的《战斗在吕梁山上》《吕梁前线的一支劲旅》《一位民族女英雄—记殉国的雁北游击战士李林》等大量报道，引起积极反响，对新时代军事记者仍然有重要启示意义。

　　穆欣，原名杜蓬莱，1920年7月11日出生在河南省扶沟县下坡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1月，在国难当头之际毅然奔赴山西太原参加革命工作。穆欣在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主持的军政训练班受训几个月后，被分配到设在太谷县的军士教练团第一团做政治工作，7月加入中国，9月赴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纵队任政治指导员、教导员。穆欣的军事新闻记者生涯开始于1938年，他被调至山西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任教育科长并创办《战斗三日报》。同年，他参加中国青年新闻记者会，并当选为该会吕梁山区分会常务理事和秘书，其后担任全民通讯社的晋绥战区特约通讯员，兼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通讯社吕梁分社社长。

　　探析穆欣的新闻实践，能够进一步加深我们对调查研究的认识。军事新闻舆论工作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任务，政治性、政策性、专业性较强。军事记者要从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上准确把握提高调查研究能力的关键点，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让调查研究走深走实，促进军事新闻舆论工作在政治上更强、传播上更强、影响力上更强。

　　调查研究的一些理论及实践可以上溯至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经典论述中。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他在《莱茵报》工作时就注重调查研究，他为法国《社会主义评论》杂志起草的《工人调查表》，内容、结构等堪称社会调查研究表格的范本，他的科学巨著《资本论》，其写作过程就是不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过程。恩格斯同样如此，他深入工厂和矿山近两年时间，最后写出彪炳史册的调查研究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同志曾总结说：“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同志首次把调查研究和党的思想建设结合起来。现藏于武汉革命博物馆的国家一级文物《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是迄今所发现的同志遗存最早的一篇农村调查报告，曾编入“中国中央农动讲习所丛书”，是广州农动讲习所的主要学习用书。这篇文献通过“支出之部”“收入之部”和“结论”三部分把调查对象佃农张连初的全年收入、支出和结余（通过精确采集数字和计算）直接摆出来，用翔实的数据告诉世人中国佃农的生活到底有多苦，从而说明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同志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定的思想基础。

　　1930年5月，为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同志撰写了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重要文献、调查研究思想的奠基之作《调查工作》（该文后来遗失，20世纪60年代初期被重新发现后，同志作了部分文字的修订和内容的补充，将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该文献由“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反对本本主义；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调查的技术”七部分组成，全面系统地论证了调查研究，并将其明确为党的工作方法。

　　同志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对指导今天的新闻工作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坚持调查研究是新闻舆论宣传工作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党的新闻舆论宣传工作的优良传统。党的新闻事业杰出的领导人、享誉中外的名记者、新华社原社长穆青在长达 60 余年的新闻实践中，无论是关于无产阶级新闻学基础理论、应用理论的阐述，还是新时期对新闻改革的探索，都总结出许多真知灼见。关于调查研究，他认为调查研究不仅是新闻工作的好传统和一项基本功，更是新闻队伍建设乃至整个新闻工作的生命线，指出“离开了调查研究，我们的新闻就会失去光彩，就没有了生命力，指导性、思想性、战斗性也会丧失”，指出新闻工作者“是调查研究的专业人员”，调查研究“是我们的职责，是我们工作中的根本要求”“是记者成长的必由之路，是成长的关键”。

　　1939年底，穆欣应聘为国际新闻社特派员。1940年9月18日，晋西区党委的机关报《晋绥日报》的前身《抗战日报》，在硝烟弥漫中艰难诞生，参与筹备和创刊的穆欣担任报社采访通讯部主任。他勤于笔耕，先后撰写了《忠诚的新闻战士—悼念赵石宾同志》《“华北人民的歌手”—哀悼何云》《百团大战的一个侧面—破击战在晋北》《冒险者的“忧郁”》《村川大佐与佐藤曹长—敌人的生路和死路》等稿件，记录了我军官兵为抗战全面胜利的艰难奋斗和壮烈牺牲与日本鬼子的必然灭亡。同时期他还兼任国际新闻社晋西北通讯站主任及《人民时代》杂志主编，他深入一线，采写了大量介绍各抗日根据地战争与建设的通讯和散文，在统治区各大城市报纸及海外华侨报纸上发表。周恩来同志曾特别称赞：“穆欣同志这几年向大后方报纸写过不少介绍敌后军民坚持对敌斗争的通讯，对于粉碎诬蔑我们‘游而不击’的谣言，起了好的作用。”

　　1946年夏天，穆欣调任新华社特派员，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所辖地区随军采访，报道正在缓缓拉开帷幕的解放战争。他记录《陈赓将军谈晋南战局》，回顾过去一年来陈赓将军率领的部队在晋南前线的六战六捷与我军的越战越强，同年7月7日新华社总社向全国播发了这篇谈线月他随陈赓部队挺进豫西，根据新华社总社的指示筹建豫陕鄂野战分社，他任社长，采写了《访贺龙将军》《访王震将军》《记范续亭将军》等通讯，记录下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

　　新中国成立后，穆欣陆续担任过国防战士报社社长、云南军区新华社分社社长并兼任新华社云南分社社长、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政治宣传部长、中央高级党校新闻教研室主任、光明日报社党组书记兼副总编辑、总编辑等职务，出版了《南线巡回》《陈赓大将军》《进军大西南》《历史的脚步声》《西线漫记》等多种书籍，新闻报道、专访通讯等等更是不计其数，在新闻领域取得辉煌成就。

　　穆欣曾说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他做的最多的是军事报道。总结一生的实践经银河官方官网验，他认为，一名记者，在政治上要具有一定的马列主义水平和坚定的政治立场，正确的观点和坚贞的人格；在学识上要能广泛涉猎各学科的基础知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二者不可偏废；在新闻工作的基本功上要具备高超的采访能力、熟练的写作技巧和流畅的文字表达能力。此外，穆欣尤其强调在迈开双脚、深入群众的同时，一个记者要建立自己的资料库，要十分重视收集和研究资料。他认为无论新闻报道还是系统的著述，都需要在资料的搜集与分析上下功夫。他说：“作为记者，主要精力是放开两只脚，深入到群众中去，在现实生活中捕捉具有典型意义的题材，为报刊、电台撰写稿件。这是记者的本职工作，马虎不得。但是，作为一名有出息的记者，则不应满足于此。”“兵马未到，粮草先行”，他认为资料是新闻报道的粮草，是新闻工作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只有占有且认真研究过资料，才能进入写作。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是“要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则要求“报上的一切文章都应该是调查研究的结果”。新闻工作者要认识到调查研究是新闻工作落实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途径，是捍卫新闻真实性的基本保证，是提升舆论引导水平的重要方法，是新闻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工作路线。著名教授童兵说：“新闻工作者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报道权。不作调查研究就写不出新闻，或者写不出真实的新闻，也写不出有价值的内部参考材料。就不能起到它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的作用。”

　　开展调查研究，方法很重要。新闻工作者作为调查研究的专业工作人员，如若不掌握方法，就如前辈朱穆之曾批评的：“专业人员而不会调查研究，有点像医生不会诊断，不会号脉，不会望闻问切。”穆青认为蹲点、点面结合、带着问题调查和广泛搜集情况，有目的地进行间接的调查研究是四种比较适合新闻工作特点的调查研究方法。由于新闻工作的特性，前三种方法通常更受到重视，而对资料的收集和研究相对较弱，事实上，马克思曾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穆欣成为优秀记者和著作者，就跟他十分注重储备、研究资料有极大关系。他曾说：“自己初做记者的时候，是不懂得积累资料的，以后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地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有一次，我从垃圾堆里拣来一块破纸头，只是偶然得来，随手夹在手册里面。可是不久，这块破纸上面记载的数字和事实，却为我要着手写作的一篇通讯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充实了它的内容。从此开始注意搜集资料……积累资料曾经达到相当的数量。”

　　穆欣说要和自己笔下所写的人物在思想上息息相通，要熟悉他们，真正地理解他们，才能深刻地表现他们，而长期收集、研究资料是重要方法。他举例说，自从1946年他到陈赓部队采访，就着手搜集有关这个部队的历史发展和历次战役的资料，以及陈赓的革命事迹。除了直接采访得来的材料、参加各种会议的笔记（包括已经发表的新闻、通讯和评论等），还长期搜集有关这个部队的报纸、书刊和各种文件。有关陈赓的革命经历，他还特意搜集了外国记者、作家的记述和敌方报纸、书刊中的记述。他说：“每次作战精简行装、衣物用品和一般书报都可以丢弃，唯独涉及这些内容的片纸只字也都妥善珍存。”所以他才能给世人留下《记陈赓将军》《陈赓将军在豫西》《陈赓同志在上海》等高质量的新闻通讯和人物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