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内部周刊，创刊于新世纪元年的的元月，每周三例会上，她准时出现在大家的手里。 《实话》筹办时，就像准爸爸、妈妈给未出生的孩子起名字一样，搜肠刮肚，绞尽脑汁，既要别具一格与众不同，又能寄托希望和追求，做到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最后，锁定为《实话》。

　　想说。新闻本身就是天天“尝鲜”的工作，新近发生的事件、令人关注的人物，记者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内最近距离地接触，并通过媒体传播给受众。作为占据制高点，并挟强势媒体优势的《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的编导、记者的触及面更为广阔和迅捷。限于媒体的特点和节目需要，他们看到的、想到只有一部分节目传播给广大观众，还有相当的一部分没有出现在荧屏上。一个职业的记者都有一种不吐不快的传播欲，最为郁闷的事情莫过于把最有趣、最有价值的东西烂在肚子里，于是，《实话》成了大家的另一个舞台，幕前幕后的故事化作文字“与民同乐”。

　　不敢说。不管怎样，面对面地批评，对批评者和被批评者是一件不易的事情，这是国情也是人性，新闻评论部的人也不能免俗。有一些话，如对节目的批评、对部门工作的建议、对领导的意见，不适合“面对面”的逆耳之言，我们不想让它们憋在心里，鼓励大家写成“背靠背”的文字说在《实话》上，解除了“不敢”的余悸和尴尬。笔下生文胆，直言不讳，实话实说。同时，这种批评的意见和合理的建议，也不应局限于一对一的单向传播上，应该通过“大众传播”广而告之，产生兼听则明、举一反三的效益。《实话》是广开言路的一条途径，这些实话对部门、对节目、对个人都是宝贵的财富，字字是金、句句为宝。

　　《实话》周刊每期只有薄薄的三十多页，装帧也只是用书钉简单地钉了一下，有的同志建议把她装帧得漂亮一些，我没有同意。真理是没有豪华和简陋之分的，真理是朴素的；实话也不会因为辞藻的华丽而增加可信度，实话是朴实的。恰恰是《实话》朴素的外表，反而使大家不为形式所累，不被“豪装”吓倒，能够放松脑子，放开手笔，这些散发着淡淡墨香的文字形成了文化。因此，《实话》成为构筑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文化、传承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传统的重要载体。

　　“对于我们这些视电视为理想追求的人来说，做节目就是要成就一番事业，作为其中的一员，我的快乐无疑是与栏目的进步同行的；能与评论部这么多能人、高人、好人在一起合作，共筑一番事业，我的快乐是与同伴们一起共享的。”

　　“我希望有更好的主持人来做这件事情。做一个欣赏者、一个旁观者，心态也许会更好。如果说从提高生活质量这个角度来讲，那会是更舒服。说句心里话，我是一直盼着赶紧从这个岗位上下去，因为它给我带来的压力太大了，睡不好，吃不好，没有正常的生活。”

　　“我心目中比较理想的主持人，他应该是一个年过四十岁的男人，他会更加客观、冷静，但是穿透力极强；他思想更加成熟，并且具有极大的悲悯之心；他做任何事情，都会把激情藏在心里，而状态却很平和，且每句话里都能让人感受到背后的激情汹涌澎湃。”

　　“主持人会有很多种。在一个传媒如此发达的现今社会，在中国观众对电视如此迷恋的环境下，让大家记住你，混个脸熟，的确不是难事。但是，作为一个新闻评论节目的主持人，观众对你的要求很高，则另当别论。因为你不能靠小聪明，更多的是要靠你对新闻事件独特的理解与判断。

　　“年轻时，很多人可能拼的是体力，靠的是敢打敢拼，快速反应，而到了一定的年龄段时，他可能考虑的问题会深一点，进而技巧性的、智慧性的东西便会凸现出来，包括做人的一些技巧。无论是谁，只要做《焦点访谈》这个栏目，就是在丰富自己，积累财富，就有一种空间。如果让别人感觉你有价值、有生机，那么这种发展的空间也就广阔了。”

　　“我一直认为，电视业是一种具有很强偶然性的职业，我们的工作或者我们要努力做的事，就是把这种偶然因素通过自己的设计和追求，通过深入的调查与追踪，把它捕捉到，并使它能够尽量去展现必然。机会是偶然的，它只钟情于有心人。

　　拍摄一个打着会议旗号进行公款旅游的节目，如果不是暗访，观众不会听到像“公款旅游贵也合适，国家报销就合适”及“和旅行社出国不得自己花钱吗？会议就可以国家掏钱”，这样的话虽是错误的，但却是那些人线、 保持距离/再军

　　在河北省邯郸市商城镇、漳河店镇、长巷乡，经编导、记者的周密部署，一场“地下斗争”开始了。随着斗争的深入，当地工商部门违反国家规定，利用职权乱收费，为粮贩充当保护伞的行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残害儿童 罪不容诛》播出后不久，刘思影就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再也不能听到她叫我阿姨，再也不能兑现去医院看她的承诺――每次走进办公室一眼看到放在柜子上的大布娃娃，我的心中总是充满了一种深深的自责和无奈的痛苦。”编导申宇红为我们讲述了她和小思影的故事。

　　余梅芳在一次普通的因腰椎间盘突出而进行的血清检测之后，被疑诊为HIV阳性，既艾滋病。从此，她的身边充满了“合情合理”冷漠、怠慢、伤害，最终她在名誉的底线上无路可走，将对自己做出艾滋病诊断的山西省忻州地区医院和附有连带责任的市防疫站推上了被告席。

　　广西南丹县大厂镇鸿图选矿厂发生尾砂坝坍塌事故，造成二十八人死亡，五十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新闻调查》连续接到当地群众举报，称当地政府隐瞒死亡人数，而且，由于广西的一些“人物”在当地的私人矿井中有股份。于是，事不宜迟，编导、记者连夜赶赴南丹县，探寻事实线、事实与神话之间/何勇

　　“放茅，意思是上厕所，是监狱里的专用词语。监狱里每天生活的开始和结束都伴随着监狱干警的那声‘放茅’。在监狱拍片的几天里，‘放茅’这个词语似乎总是能出现在周围单调的声音中，并在记忆中反反复复、无休止地回荡。”

　　在世纪之交，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袭击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一时间，灾情成为全国各界和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新闻调查》的编导、记者、摄像一行六人，在远离亲人的茫茫雪原上度过了新世纪的第一个春节。

　　“在大熊猫家乡四川采访，我们不仅可以非常近距离地站在大熊猫的身边，对于那些刚刚出生不久的熊猫幼崽，甚至还能轻轻地把它们像小孩儿一样抱在怀里。几天时间的朝夕相处，也从大熊猫保护基地的工作人员那里听到了许多有关大熊猫的故事。”

　　2000年4月，记者董倩来到山西省盂县，对五十年前遭受侵华性暴力侵害的万爱花、刘面换、赵润梅三位老人进行了实地采访。这是一段对受害者来说是难以启齿的经历，而对国家和民族来说是不能忘记的屈辱的历史。

　　1999年初，安徽省凤阳县莲塘村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情，刚刚举行过婚礼的新娘吉开桃，在婚礼后的第七天逃离了新房，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状告新郎李本武了她。报案十一个月后，新郎被当地公安机关逮捕，并于2000年6月6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1996年，四岁的杨易被诊断患了“神经母细胞瘤”，并于同年11月26日在河北省切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做了腹部肿瘤切除术。1999年8月，杨易因身体不适再次来到“省二院”就诊，在做腹部B超检查时，被告知孩子的左肾区肾脏没有了。杨易的左肾到底哪去了呢？银河集团网址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