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成立100周年，在这100年的辉煌历程中，涌现出诸多为中国红色革命而创作的美术家，他们创作了大量红色题材的现实主义美术作品，形成了近现代美术史上具有经典意义的红色美术传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对民众红色革命意识的激发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美术创作与红色革命的历史息息相关，其内涵也在不断充实，相关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细化和扩展。红色美术传统如何实现当代性的拓展，如何在新时代更好地发扬、传承和发展？本刊以此为专题进行深入探讨。

　　在1949年以来的关于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中，“建党”是一个特别的经典题材。因为它表现的是中国革命历史的起点，是对后来产生广泛影响的重要的历史事件。万事皆有源，源于此的“星星之火”造就了后来革命的燎原之势，以及建立新中国的历史发展，所累积的是百年历史的沧桑巨变。因此，1949年以来举凡关于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建党”题材都受到特别的重视。

　　然而，由于1921年建党初期的历史资料以及相关图像的稀少，在美术创作上就表现出了它的特有的难度，使得一段时期之内的很多美术家对此是举步不前。而相应的“长征”题材同样有着资料稀缺的问题，但作品数量非常之多，内容也非常广泛，涵盖了长征题材的方方面面，其中不乏获得全国美展金奖的佳作。因为“长征”题材有着非常具体而丰富的历史内容，如飞夺泸定桥等著名的战役以及爬雪山、过草地等艰苦的历程，而其中有许多并没有指定的人物，因此，虚构人物以及氛围并不影响历史的真实。所以，比较于“长征”题材的创作，“建党”题材限定在具体的人物和具体的场景之上，其难度就可想而知。“建党”题材所表现出的与“重要”相关的难度，尤其是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初，人们对这一题材的认识，是通过有限的历史资料和图像去理解“建党”这一题材所涵盖的具体内容。如此，不管是在上海，还是在嘉兴，都有关于场景、与会人员、相互关系以及具体的细节等问题，如何获得这些具体的内容和图像资料，应该说很困难，而相当一部分则付之阙如。这之中除了原始资料的缺少之外，还缺少支撑画面的具体的细节资料，包括人物的举手投足等等细节。将作为革命故事的语言表述转变为具体的形象画面，无疑需要形象细节；还需要那些具体的与会人员的形象，这一形象又必须定位在1921年，而中国创始人中有许多是没有1921年的照片，那么，画家的创作如果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实际上是一个还原真实的问题。显然，这一历史的真实对于公众来说并没有形象依据，因此，画家创作所还原的真实，也就是形象的历史感就非常重要。这或许就是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首要。

　　70年来的很多美术家都在努力排除万难来面对“建党”题材，表现出了几代美术家对于这一题材创作的热情，陆续创作了一批“建党”题材的美术作品。为此，许多画家深入到上海兴业路76号（原望志路106号）和嘉兴南湖这两个一大会址，不断地去写生，收集资料，琢磨题材内容的相关方面。纵观不同时期的这一题材的创作，表现了不同时期的画家对于“建党”题材的理解和认识，也反映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一题材创作的不断深化。从一个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题材的创作，可以看到当代美术创作、特别是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发展与变化，其中既可以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创作特点，又可以看到在一个发展过程中的衍变。

　　具体来看，主导这一题材创作主要有国画和油画两个部分，实际上是山水（风景）和人物两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博物馆在展陈方面的需求以及围绕建党纪念的全国美展的导引。国画基本上都是在山水画的范围内表现与“建党”题材关联的建筑、红船以及自然环境，因为时间的久远，加上1949年之后新中国建设的日新月异，建党会址周边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新”的建设和改造都覆盖了往日的痕迹，所以，“建党”题材的美术创作如果要还原过去的景观以及氛围就相当的困难，所画往往缺少历史的真实感，成为今天人们瞻仰的一处历史建筑或遗址。所以，国画家们在自己的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结合传统山水画的笔墨，利用虚实处理，一些作品很好地把握住了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并在建筑以及周边环境的处理上尽可能还原历史的氛围和意境。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是基于历史图像的利用，如上海一大会址及周边；还有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如嘉兴南湖红船。这种利用或许是跨越不同的时区，但是在一个整体的范围之内，比如像一大会址所处的上海城市环境氛围，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而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又转移到嘉兴，这是这一题材创作所必须面对的一个特别的不同切入点。因此，作为山水画的表现往往只能选择其一，更多地则是依靠观者基于历史的理解和延伸。作为山水的表现可以非常自然地规避具体而复杂的人物和人物关系，也避开了作为会议的许多具体的内容，表现出了国画创作的特点——使建筑与红船像符号一样，或者像山水中的点景一样，这也反映了一代名家钱松喦、陆俨少、朱屺瞻等在这一时期创作上的特点。这个时期的作品尽管有其时代的特点，但人们还是可以看到国画家以中国传统的笔墨与现实和历史的契合，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自己对这一题材或具体景观的认识，不管是以现实为基础，还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装饰历史的内容，都让人们看到了一栋普通的建筑或一条普通的船所承载的神圣的使命。

　　另一方面，在油画作品中，颜文樑所画的南湖红船像他画的其他风景画一样，只不过在色调的处理上能够看出寄予希望的心情。与国画相比，油画的“写生”往往不像国画那样能够自然地处理景观，所以，当南湖的风景成为一种特定主题的创作，就失去了“写生”的自然。同时期很多油画家在这一题材方面的缺席，则是因为“建党”题材在创作上的难度，而难度的重点是社会对这一题材的创作有着严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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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建党”题材的美术创作聚焦于历史中的具体人物和情境之上，就表现为重要的突破，面对各种可能性，画家的创作都是基于自己对“建党”中的历史人物的不同理解，包括形象、具置、相互关系，以及人物的正反背侧等等，所组合的是过去图像中所没有的“建党”的最初的历史。特定的时空、特定的人物关系，所表现的是中国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作品专注于人物、人物关系以及环境氛围的营造，画面中人物表情的凝重、庄严、坚毅、信心，都昭示了中国革命事业未来的前程。在这个百年历史的过程中，起点中的特定环境，通过油画的语言来营造，表现了特殊历史时期中的特定的氛围，显现了还原历史场景更接近线年，陈逸飞、邱瑞敏首先打破禁区，创作了《在党的“一大”会议上》，这是以上海一大会场为基础的创作，显现了作为上海画家的责任和机会。该画并没有画出全部的与会代表，只画了六人，而正在讲话、站立的是画面的焦点。显然，作者巧妙地取其一角，既突出了所要表现的重点，又避开了表现全体与会代表的难度。无疑，这一创作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同时也反映了转折时期的突破以及浅尝辄止。当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发展到21世纪，浙江画家何红舟、黄发祥于2009年创作的《启航——一大会议》，将视点移到了嘉兴的南湖。他们没有继续在开会的层面上表现这一题材，而是打破常规，转移了大家关注会议场景的惯常，把大家的视线引入到户外，将与会代表登船作为画面的构思立意。在画面所表现代表登船的瞬间，与会代表既有从上海赶来的行色匆匆，又有他们回眸相望对于安全的警觉，而这之中有对于过去的回顾，也有对于未来的憧憬。画面定格在这一具体的瞬间过程中的群像，像纪念雕塑一样，让人们看到了历史与创作、审美与表现。

　　陈逸飞 邱瑞敏 在党的“一大”会议上 布面油画 147.5×173cm 1977年

　　何红舟 黄发祥 启航—一大会议 布面油画 270cm×550cm 2009年

　　“建党”作为一经典题材，其代表性的创作一方面是基于美术创作来还原一个历史的过程或历史的瞬间，同时，又把它定格在这一瞬间中的具体内容之上。因此，在这样一个特定时空的表现中，为后人还原了一段形象化的历史。显然，画家的创作不像历史学家的考据，也不是历史的文字说明。因此，何红舟、黄发祥的创作让人们看到了在进入新世纪以后这一经典题材创作的新的可能。如今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可以更加理性地对待历史，可以更加感性地表现历史，所以，能够基于历史的真实来还原历史。尽管这其中依然有画家对于历史的理解和认知的局限，但人们可以看到在表现一个没有参照的历史中，艺术家通过自己的“创”和自己的“作”，所建构的历史画面，依然能够获得观众对于它的真实性的信任。

　　中国历史画卷中的“建党”题材作为开篇之作，其创作的演变表现了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发展过程。今天的创作因为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而不同于上个世纪，画家可以更多从艺术本体语言中处理艺术和历史之间的关系，解决题材与表现之间的问题。何红舟、黄发祥的创作虽然没有“红光亮”，也没有“高大全”，但人们依然可以看到他们所表现的中国早期领导人的伟岸。作品所表现出的为后人所敬仰的伟大，还有能够为今天所继承的“红船精神”，让人们看到了图像的意义和价值以及独特的审美魅力。1949年以来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其中过去与今天的关系和影响，所表现出的形成经典题材和经典作品的内在逻辑，对于今天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