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转化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重要路径。近代以来，学术界从提炼标识性概念的角度作出了杰出贡献，但既有研究对此梳理阙如。基于中国经济思想史、阐释学、概念史等研究方法，在构建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可按照时间线索予以系统梳理总结。研究发现：（1）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转化可从“现代转化的目的”“现代转化的前后联系”“新概念的适应性”三个维度予以识别分析。（2）演进中呈现出初步探索（1840—1949年）、渐次发展（1949—2012年）、自觉建构（2012年至今）三个阶段，孕育了“经济学”“民生经济学”“以工立国”“三大教条”“大分流”“小康”“中国经济学”等一系列标识性概念。（3）三个阶段反映了从引进、选择、反思西方经济学知识体系，到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转变；由引申和赋予新涵义为主，向其与合理阐释、概括和评价旧概念三者并列的转变，产生了广泛且深刻的影响，并积累了把握时代需求、挖掘现代价值、拓展研究方法、增强社会支持等有益经验。（4）应继续遵循“两个结合”“第二个结合”的指导方针、推动标识性概念学理化和系统化、充分发挥社会主体的支撑作用、增强对外传播效能，进而推动面向未来的传统思想创新与中国话语传播。

　　作者：段博，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程霖，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教授（上海200433）。

　　摘要：“家”是一个牵动复杂情感的词。作为哲学研究，我们需要将对“家”的日常意识、历史机制、社科研究都悬置起来，澄清作为哲学概念的“家”，揭示“家”作为人类生存论结构的基本特征。现代性建基在“离家”的逻辑上，个体作为主体的优先地位发端于新教神学，深化于近代哲学，但个体—主体的深层次危机却催生了现代虚无主义。基于汉语世界对于救赎的解读路径，对于现代性的救赎给出了源于汉语世界的方案，“归家”成为这种复归式救赎的方向。在这一视域的指引下，现代西方哲学同样显露出一条基于“家”的拯救路径。最终，我们要基于“家本体论”揭示出人类生存的“温暖”面向。

　　摘要：孟子的义利之辨因涉及社会秩序的建构、制度的正义性以及生命意义的贞定等问题，具有多个层面和丰富的内涵。第一个层面涉及政治秩序的建构，义先于利，只有建构公正、正义的政治秩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良善关系，才能更好地追求利。第二个层面涉及制度的正义性以及利益的分配问题，孟子主张以义为利，认为政治权力应当首先追求义而不应是利，但其所谓义实际又落实为民众的利，认为符合于民众的利才是真正的义。第三个层面则涉及生命意义的问题，在终极的意义上，孟子认为义高于利，当义与利发生冲突时，人应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如此方可确立生命的意义，显示人之为人的高贵与尊严。

　　摘要：深受维科的历史主义文化哲学传统影响，拉布里奥拉、蒙多尔佛、葛兰西在不同时期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各具创见的阐释，在总体上可概括为以“实践哲学”为核心的历史主义文化哲学阐释路向。拉布里奥拉以“批判的”称谓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种新人文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它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主的思想体系之尊严；蒙多尔佛提出“批判—实践”原则，将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为一种独特的人文历史主义，对金蒂莱关于费尔巴哈与马克思关系的理解作出了关键性修正；葛兰西则把“实践”提升至作为哲学世界观的原则高度，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进一步扩展到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以及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确立了一种新意识形态的文化批判哲学。尽管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存在局限，但他们在力图“重新回到马克思”、寻求马克思主义与意大利传统和现实的内在结合方面所作的努力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文化哲学；新人文主义；人文历史主义；绝对历史主义

　　摘要：人类实践和认识中存在主观主义和问题导向两种取向，主观主义根源于理论同实践相脱离、主观与客观相矛盾，问题导向则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转型起始于落后农业国而非发达工业国，决定了中国的道路选择与理论创造只能以问题为导向。中国理论创造的基本经验是直面国家和民族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以问题为导向、通过调查发现真问题、以中国问题界定中国特色、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把握问题和以解决中国道路问题为根本目的。基于此，中国在推动落后农业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实践中完成了理论创造，形成了既有别于经典理论、又有别于既有模式的建国论、富国论和强国论。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问题为导向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造仍是解决新时代新征程中重大问题的法宝。

　　作者：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100872）；熊雪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助理教授（北京100872）。

　　摘要：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在于能否保障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理论分析家庭劳动力流动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可以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通过排除户籍迁移群体的干扰以系统考察精准扶贫政策对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精准扶贫能显著提高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外出务工比例，并主要体现促进其在同区县内的流动。通过对精准扶贫瞄准性和作用路径的分析发现：对于低人力资本家庭，精准扶贫通过公共服务和转移就业政策可增加非农就业机会，达到促进家庭劳动力的流动；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精准扶贫通过基础设施和农业发展政策可促进农户扩大生产，但囿于现阶段的农业技术水平，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会为劳动力流动提供物质支持；对无劳动能力成员占比高的家庭，精准扶贫通过公共服务和生活保障政策来降低家庭在医疗和教育上的支出，以缓解家庭因素对劳动力流动形成的隐性约束。研究表明，劳动力流动更能准确地评估精准扶贫带来的可持续效应，对于促进脱贫地区衔接推进全面乡村振兴具有现实意义。

　　作者：朱平芳，上海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200235）；方顺超，上海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上海200235）。

　　摘要：以资本为核心，以精神帝国主义和武力优势主义为辅助的战略思维体系是支撑美国霸权运行的理论基础与政策来源。在长期演变中，三种思维各自形成了具有集团利益色彩的战略目的和手段。在三者良性互动之下，美国的能力建设服务于资本增值，且“资本”与“能力”转换顺畅、彼此纠偏，这为美国获取和延续霸权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精神帝国主义与武力优势主义对资本产生异化作用，“手段”终将脱离并反噬“目的”。20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美国战略思维对其霸权存续的影响是一个从有益到有害的演变过程。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霸权国无限扩张的内在倾向以及战略思维与客观条件的失配错位等要素来看，美国自我纠偏能力下降、霸权走向衰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作者：张一飞，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07）；吴白乙，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摘要：从治理视角来看，有为政府的本质在于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核心是要不断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发挥好政府作用，促进公共价值创造。人类社会正进入数字时代，加强有为政府建设是数字化发展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的现实需求。数字技术不仅影响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推动着政府治理方式变革。适应人民群众的美好数字生活需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内在地要求加强有为政府建设。这也意味着政府应将人民性贯彻于政府改革创新之中，以数字技术赋能重塑政府治理形态和模式，提升政府治理效能，进而在实践向度上做好推动构建良好数字生态、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保障数字公共服务普惠供给等基础性工作，提升人民群众对数字化发展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作者：何启志，浙江工商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教授（浙江杭州310018）；彭明生，安徽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部讲师（安徽合肥230601）。

　　摘要：恰当审查方法的缺失导致了目的正当性子原则的位阶争议，以及部分学者简单照搬普通法合理性原则判断目的不适当的方法到比例原则中产生审查错位、审查不足、过于主观和不准确等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重构目的正当性的审查方法。可以“比较”这一比例原则、法经济学、商谈理论共通的方法融合三者，构建目的正当性审查的新思路。从“比较”思维出发，可将目的正当性审查相关目的归结为“实现（保障）权利（利益）之目的”“限制权利（利益）之目的”两类，并比较和审查其对应的客观、主观内容。在审查步骤上，应先对目的对应的客观内容量化和审查，再审查目的对应的主观内容。在审查标准上，基于卡尔多-希克斯改进，目的对应之客观内容经法经济学量化后的正当性审查标准是价值量上“实现（保障）”大于“限制”；目的对应之主观内容的审查则通过平等、自由的商谈实现。目的对应之客观、主观内容通过正当性审查时，目的为正当。可结合比例原则和法经济学各自有益之处，以比例原则、法经济学、商谈理论共通的“比较”方法为联结点进行融合，更好地认识和实践比例原则。

　　作者：翟翌，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重庆400045）；金龙君，浙江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讲师、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浙江杭州311121）。

　　摘要：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存续已久，其中一个争议性的议题是定量研究在中国社会学发展中的定位。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所引发的对定量研究范式的批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峙、中国社会学主体性建设和研究规范化等问题亟待回应，定量研究范式在中国社会学本土化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基于可靠、一致的测量和规范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方法，定量比较研究有助于揭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服务于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建设，为世界学术共同体贡献中国的理论和经验。

　　作者：谢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871）。

　　摘要：探索家庭转变有助于了解婚姻、生育、代际互动等领域的变化，也可以反映出社会变迁如何形塑个体的家庭观念与行为。基于具有代表性的历时数据，采取一致和可比的测量，在国际比较视野下对中国家庭转变模式与未来趋势进行考察，可发现：婚姻在中国家庭中的核心地位依然稳固，生育与婚姻并不会迅速解绑。虽然中国当代家庭呈现高度的子女中心主义，现代化与性别平等化将对此产生强烈冲击，尤其是子女对婚姻的保护作用上。中国人依然持有较传统的孝道观念伦理与互动实践，但其可能会随经济发展与老龄化而改变。跨国比较的结果也显示出文化对家庭行为持久的塑造力，儒家文化圈在家庭转变的某些维度上具有高度共性。

　　作者：於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长聘副教授（北京100871）；何雨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摘要：中西方文明和国别之间的价值观差异是社会心理学和跨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现代化理论预测现代化过程中各国传统价值观会被现代价值观所取代，在不同文明之间形成价值观趋同。文化相对主义和本土心理学则强调儒家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持续性和推动作用。之前对中国价值观变迁的研究更多是基于思辨性的分析，或使用建立在西方文化之上的测量工具，缺乏具有本土测量视角的跨文化比较量化研究。使用基于儒家文化开发的本土化测量工具对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价值观进行比较，发现：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与美国人相比仍保有明显的文化独特性和儒家文化范式，尽管儒家传统价值观的某些维度已有所衰退。据此，应重新审视传统与现代价值观的关系，并重视儒家文化在中国现代化变迁中的研究价值，以跨文化视角和量化方法探索中国民众价值观的变迁。

　　作者：杨一纯，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博士后、助理研究员（北京100871）；张春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长聘副教授（北京100871）；孙妍，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副研究员（北京100871）。

　　摘要：传统意义上的见证强调见证者的“在场”与“看见”，也因此赋予了见证者无可比拟的“事实权威”与“道德优势”。但在数字时代，随着媒介与技术的发展，见证的方式、性质和功能都发生了重要的转变。数字时代的见证有两个含义：一是数字见证，二是在数字时代见证。数字见证就是计算机取证与作证，其实质就是为数据赋权，以数字记忆代替完成人的记忆工作。数字见证不能完全取代人类自身的见证，在数字时代进行见证受到媒介的深度影响，是一种媒介见证和全民性的情境见证，它不以复原历史真相为目的，而强调经验转换和情感生成，它也重塑了见证者与过去的关系。

　　摘要：胡适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可谓一个开先锋的人物。他在哲学史、古典白话小说、禅宗史等领域的学术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至今绕不开且仍在使用着的观念和方法，如评判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等。胡适终生奉行并倡导的评判的态度与科学方法，实际上透露出一种强劲的“诠释学”精神，只不过因作为专门的学科门类的诠释学，在引介、吸收上都较晚，故而很难看到胡适作为中国现代诠释学的探索者、开创者的一面。如其不然，中国学问也许还在经典注疏、问答语录、清式朴学等传统形态之路上逗留良久，遑论任何学术的“现代”转换。就此而言，胡适是一位“无名”的却在“实际”意义上的“现代诠释学家”。这一论点可能从当今还在沿用的为学入路的自觉性、写作的论辩性、方法论上的反思性，一一显明出来。

　　作者：张凌雁，西南民族大学哲学学院讲师（四川成都610041）,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2）。

　　摘要：波德莱尔的Correspondance思想作为现代性理论的结晶影响甚大。代表性的汉译“应和”“交响”“契合”“通感”“感应”等均从文学史的角度表达波德莱尔力图恢复人与世界完整体的思想，但诸种汉译并未突显出Correspondance思想中重要的超验性意义。细绎Correspondance思想，水平方向的Correspondance以身体直观和“广阔性”语言的方式融合感官以及人与世界，垂直方向的Correspondance以象征为中心，借由从有限到无限的深度追求达至绝对美的理想，而作为现代生活的英雄的浪荡子也以审美救赎为己任，如是诸多面向皆具有神性、无限、审美救赎等非实在的实在论内涵。因此，此种内含着超验意义的Correspondance思想，用“神契”译之较之于“应和”“契合”等语词翻译更为合理，以此为波德莱尔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野的可能。

　　摘要：伴随清代“海势东迁”进程的加快，长江口近口段的河口水域环境变化明显，径流与潮流交互作用，造成了江阴常熟段沿江沙洲在清末以前的坍涨无常。长江口江阴常熟段的沙洲在清末至民国初年表现出大面积淤成且相对稳定的状态，还渐现向南岸归并的趋势。起初沙洲上的开垦者多由垦地为田来维持基本的生活，但由于沙洲本身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较差，加上官方的行政干预也相对薄弱，沙洲民众走出了一条凭借商品化的农业生产与不同副业的拓展配合，实现更充分开发沙洲目标的路子。

　　作者：王日根，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福建厦门361005）；江俊皓，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361005）。

　　摘要：五四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重要的取向之一，就是将文化普及到社会大众。而普及的方式虽有多样，最见成效并且具有展示度的就是出版物的勃兴。开始主要是各种定期出版物即杂志，通常所说各地兴办了400种白话报刊，其实是将五四前新思潮时期所办报刊以及五四运动期间的学生刊物混同在内，真正创办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并以新文化为内容的，大约不到一半。在刊物的浅薄重复弊病引起普遍批评后，运动者和出版界又将目光转向编辑丛书。只是学术的平民化难免浮泛的流弊，出版很快陷于停顿。识者提倡批评与重视理科，开源和节流双管齐下，以专门化增强创新力，以挽救新文化运动的破产。

　　受访人：谢宇，籍贯浙江，1959年出生于江苏镇江。银河集团网址登录1982年从上海工业大学（现上海大学）冶金工程专业毕业，获得教育部公派留学名额，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读研，先后获得科学史硕士和社会学硕士学位、社会学博士学位；1996年获得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正教授职位；2004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07年被授予Otis Dudley Duncan杰出大学讲座教授；2009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15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和国际研究Bert G. Kerstetter66大学教授；2009年起在北京大学担任讲座教授，同时任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荣誉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分层、研究方法与统计、人口统计学、科学社会学和中国研究。是“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项目的主要负责人（PI）之一。主要著作有：《分类数据分析的统计方法》（与Daniel Powers合著，2000年美国首次出版，2008年美国第二版，2009年国内首次出版）、《回归分析》（1991年美国首次出版，2010国内首次出版）、《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2006年国内首次出版，2012年再版）、《科学界的女性》（2003年美国首次出版）、《婚姻与同居》（2008年美国首次出版）、《美国亚裔人口统计描述》（2004年美国首次出版）、《美国的科学在衰退吗？》（2012年美国首次出版，2017年国内首次出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