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是今天会议的东道主，我在这个学术团队中年龄最大，古代文学学科向有尊老的传统，童岭副院长就让我来发个言。我一向怕谈宏观的问题，一看会议的题目是“中国特色学术体系与古代文学研究论坛”，心里有点发虚。再看与会代表名单，皆我平日所畏者，更加忐忑不安。于是想乘这个机会把心中的困惑提出来向大家请教，就是“何为学术”与“学术何为”这两个问题。

　　何为学术？我曾在南京大学当过两届校学术委员会的委员，现在也还是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与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的学术委员会委员，照理说应该知道何为学术。但就像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所说：“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给他解释，却茫然不解了。”真要让我说清楚什么是学术，我倒糊涂起来了。有人说“学术”一词是舶来品，源于古希腊柏拉图讲学的学院academy,这种说法高而不切，因为那样的话就势必否认中国古代自有学术。《汉语大辞典》关于“学术”一词有十来项义项，其中比较符合现代人认知的有学问、学识、学说三项。《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则是：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但是到底专门或系统到什么程度的学问才能称为学术，其界线仍较模糊。而且根据我与理科学者或社会科学学者的接触，他们对学术的理解与我们大相径庭。所以我们必须把讨论的范围限定于人文学科。但即使如此，大家的见解仍是歧说纷纭。历朝正史的人物列传把学者分成儒林、文苑、道学三类，他们似乎属银河galaxy官网于不同的圈子，身兼数任者有如凤毛麟角。北宋程颐认为学术可分成文章之学、训诂之学和儒者之学。到了清代，姚鼐进而提出：“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虽说“同为不可废”，但从史实来看，好像清代学术史上最享盛名的乾嘉学派最擅长的工作只是“考证”，乾嘉学术从而被后人称为朴学或考据学。至于“义理”与“文章”二者，即使没被彻底否定，也是被束之高阁了。这种倾向一直延伸到现代，最重要的体现便是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他们掌控着民国时代学术界的最高话语权。“史语所”即历史语言研究所，其名称中不包括文学，古人所说的文章之学已被明文排斥在外。请在座的各位同仁注意，我们的学科，即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在“史语所”的评价标准中是不算学术的。这种对辞章之学的轻视当然并非“史语所”独创，而是由来已久的学术偏见。“史语所”的独创之处在于，他们又将是否采用西方学术方法也树为标准，著名学者钱穆著作等身，但由于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土学者，对西学比较陌生，傅斯年就对其极为轻蔑，声称“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以至于钱穆直到晚年才被评上“中研院院士”。“史语所”在1949年迁台后已经失去了在大陆学界的话语权，但其影响至今尚存。试看2010年出版的《现代学林点将录》在“例言”中标明的评价标准，便有如下一条：“重西方现代学术训练及背景，不重中国传统本位的学术取向。”此书中被点将的学者，主攻的专业都是中国文史研究，居然还要以“不重中国传统本位的学术取向”为先决条件！此外，《点将录》中还有一条重要的取舍标准：“重实证主义的踏实工作，不重形而上学的古典思辨。”这就把姚鼐所说的“义理、文章”都予排除，剩下的只有“考证”一类。所以《点将录》公然声明把那些“学力深、著作多而风格不彰者”排除在外，其中公开点名的学者有俞平伯、高亨、姜亮夫、吴世昌、程千帆等人，没有点名的有游国恩、林庚、浦江清、任半塘等人。这些前辈学者都是我辈眼中的泰山北斗，但在他们眼中视若无物。此外，此书中章太炎虽列卷首，但被比作晁盖，其目的是“摒于正榜之外”。至于章门高足黄季刚先生，就只在章太炎一条中附记负面评价数句而已。身为古代文学研究界的一员，我对上述倾向持什么态度呢？我的态度是置之不理。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不是少数人的专利。他们当然可以提出他们的标准，我们也可以坚持我们的标准。道不同不相为谋，大家各行其是可也。所以学术评价的事情，最好不要追求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标准。不但文科与理科迥然相异，就是文科内部的各个分支，也是各有特点，绝无统一规范可言。我认为所谓的学术共同体，最好是限定在较小的学术范畴之内，大家才能有共同语言。否则的话鸡与鸭讲，根本无法对话。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而言，近年来颇有同仁从事本学科学术史的梳理工作，我读过的著作就有郭英德《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赵敏俐《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黄霖《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他们全面地归纳总结了本学科的学术历史或学术现状，这才是我们要关注的对象。

　　那么，放在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内部，我怎么回答“何为学术”这个问题呢？就每个学者的微观角度来说，我认为学术研究，尤其是文学研究，必须像我们的研究对象自身一样，不拘一格，千姿百态。所以只要是从事严肃认真的思考与撰述，都是值得肯定的学术工作，我们必须尊重学者的学术个性。我本人主要从事唐宋诗歌的研究，我看好的成果便是这方面的著述。而且我只看学术本身，决不顾及学者所在平台之高低，所有头衔之大小，或是有无项目经费的支撑或获奖等级的加持。比如淮阴师范学院已故的两位前辈于北山与周本淳，我认为他们的著作便是优秀的学术成果。于先生的主要成果是《于北山年谱著作三种》，也即《陆游年谱》《杨万里年谱》《范成大年谱》。三书的撰写、修订长达36年，是于老一生心血的结晶。对于三书的学术价值，上海古籍出版社所撰的《出版说明》说得很清楚：“于北山教授编撰年谱，一改此前年谱纯客观记录之作法，融年谱、评传为一体，关键处不乏自己的评论、分析，体现了学术进步之迹。”“其篇幅之巨，考证之详，至今无可替代者。”这个评价非常准确，非常到位，我完全同意。于北山先生生前从未获得任何“项目”的支持，也未获得任何级别的奖励，这与时下某些项目无数、获奖频频的学者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真正推动学术前进的却是前者而决绝非后者。周本淳先生的《读常见书札记》则是一本毫不起眼的小书，但我经常翻阅，还曾向南大的研究生推荐此书，因为周先生做学问非常踏实，他学习顾亭林写《日知录》“采铜于山”的精神，一条一条地排比资料、考辨是非，几乎每一条都提出了很好的见解。

　　但是从整个学术界的宏观层面来说，我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应该有其共性，也就是总体目标和研究重点。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长达三千多年，由于在文体方面存在着“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规律，当它的某种样式在某个时代达到巅峰状态后，其高度成就很难被后人超越，从而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经典作品，并成为后代读者永久性的审美对象。又由于中国古代文学以生动而具体的方式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所以其经典作品无不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道德理想与审美旨趣，在陶冶情操、培育人格诸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从《诗经》《楚辞》，到《红楼梦》《聊斋志异》，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无不身兼优美的文学作品与深刻的人生指南的双重身份。在长达三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中，发展得最成熟的文学样式首推诗歌。早在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提出了“诗言志”的观点，成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中国古诗的主要内容就是吟咏人们的现实生活，抒发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内心情志，她和以歌颂神灵为主要内容的古代西方史诗有根本的区别。正因如此，在中国古代，“诗言志”不是少数诗人的专利，而是全民族陶写心声的普遍方式。“诗言志”不是偶然情境中的灵感突现，而是一切生活场合中的抒情渠道。从先秦时代起，作诗便成为普遍的文化活动。“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是说社会上层人士以诗歌为必备的技艺。而传说中的“采诗”“献诗”制度则反映出社会下层的创作情形 。《诗经》与《楚辞》以无与伦比的美学标准标志着中国诗歌的早熟，成为中华文化的诗意特征的最早体现。汉代以后，中国诗歌历经两千多年从不间断，从形式、内容到风格都得到了尽善尽美的充分发展。优秀诗人灿若繁星，名章迥句美不胜收。中华文化赋予诗歌以无比强大的功能，成为深入人心的文化形态。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志士仁人的生命火花为中华文化增辉添彩。当后人缅怀这些光辉人物时，诗歌往往成为最为耀眼的闪光点。行吟泽畔的屈原，飘泊江湖的杜甫，他们凭借其壮丽诗篇在中国人民心中获得了永生。文天祥舍生取义的人格精神凝聚在“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诗中，林则徐奋不顾身的报国热情凝聚在“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两句诗中。可以说，没有其他古代经典可以更简洁而鲜活地表现志士仁人的一腔热血，也没有其他古代典籍可以在后人心头烙上更深的印痕。上述内容理应成为本学科学术研究关注的首要对象。

　　下面谈第二个问题。学术何为？一言以蔽之，应该是探求真理。小至一个作品的写作年代或一首诗的真实意蕴，大至一种文学风尚的发生原因或一个文学团体的形成过程，学者的研究目标便是追求尽可能准确的解答。毫无疑问，真正的学术必然会排斥任何功利目的。中华先祖将“立言”与“立德”“立功”并列为人生不朽之事业，撰写学术著作显然是最重要的立言手段。既然如此重要，岂可掉以轻心？所以古人从事著述，莫不呕心沥血，躹躬尽瘁。司马迁著《史记》，既是遵守父亲的遗命，也是自觉继承孔子著《春秋》的文化传统，“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我每次读到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的“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眼前就会浮现出太史公在荧荧烛光中伏案疾书的身影，他笔下流淌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是“以者”。即使称不上“成一家之言”的学术工作，例如杜诗之注释，也多有毕生从事斯业者。宋人黄希注杜，至死未竟，其子黄鹤继之，方成全帙。清人钱谦益与朱鹤龄二人注杜，先合后分，整个过程长达二十余年，钱注在其身后三年方付梓，朱注也到65岁才刊行。这样的学术工作，岂容沾染志在功利的私心杂念？反观今人之著述态度，似乎适得其反。有些当代学者将学术视为沽名钓誉、获取利益的工具。由于在当代大学或学术机构中盛行所谓的数量化管理，评审职称只看著作、论文的数量，更有甚者干脆按论文的篇数及所载刊物的级别赏予奖金，在虚名与实利的双重诱导下，学术造假层出不穷，学术泡沫泛滥成灾。即使没有剽窃蹈袭的恶行，也难免粗制滥造的陋习。这样的学术，其目的必然是非学术的。但是这样的学术，能算是真正的学术吗？

　　那么，撇开当今的学界现状不说，单从学理而言，我们从事学术工作的目的究竟何在呢？有人说是为学术而学术，这话就学者个人来说当然没错，有些优秀的学者就是出于对研究对象的热爱而终生从事于斯，也有些优秀的学术成果就是在强烈兴趣的驱动下得以完成。但就整个学术界来说，是否存在或者应该具备明确的目的？我认为是，尤其是我们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更应如此。众所周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传承文化是维护民族长盛不衰的有效手段。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是为文化传承做出巨大贡献的古代学者，他声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指的便是传承文化。孔子以韦编三绝的精神从事古代典籍的整理研究，所谓“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就是对《诗经》的研究与整理，从而使《诗经》变得条理清晰、便于诵读，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最宝贵的学术传统。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观念文化，它不但在艺术上登峰造极，而且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社会价值。它不但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为鲜活生动、元气淋漓的核心内容，而且广泛、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无不身兼优美的文学作品与深刻的人生指南的双重身份，在陶冶情操、培育人格诸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事业中，中国古代文学无疑应该而且可能发挥重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古代文学的典籍浩如烟海，多数作品又比较高雅、深奥，它在当代社会的普及和传播都存在一些困难。这就对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提出了十分重要的迫切任务：一是从现代的立场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价值评估，从中精选最适合当代中国的经典名著来向社会大众进行介绍和推广。二是对精选出来的经典名著进行严格的文献整理和精深的学理探讨，在此基础上再向社会大众进行普及，提供有关经典名著的选本、注本及导读讲解的普及读物。这两个方面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也是我们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从这个角度着眼，我很钦佩安徽师范大学的刘学锴先生。刘先生当年主动从北大请调安师大，从此在芜湖小城安安静静地从事唐诗研究几十年。他的著作像《李商隐诗歌集解》等，厚重精深，定是传世之作。我也很重视他的唐诗选本《唐诗选注评鉴》，还为此书写了三句评语：“披沙拣金的选目，广征博引的笺评，独有会心的鉴赏。”承蒙出版社采纳，把它们印在此书十卷本每一卷的封底。对我来说，这真是如附骥尾，不胜荣幸！限于时间，现在只谈谈此书的选目与鉴赏。《唐诗选注评鉴》精选唐诗名篇650多首，数量比《唐诗三百首》扩大了一倍。更值得注意的是，此书的选目远比《唐诗三百首》更为精准，其入选大诗人的名次是杜甫、李白、李商隐、王维、白居易、李贺……既见手眼，也体现出读者本位的选学观念。此书为每首诗都写了鉴赏文章，分析深刻，文字优美，对于重点作品更是畅所欲言，淋漓酣畅。如《春江花月夜》的鉴赏长达8页，《北征》则长达9页。我细读全书，觉得刘先生是真正懂诗之人，还是一位“匡说诗，解人颐”的说诗之人。这样的唐诗选本体现出当代唐诗学界的最高学术水平，对广大读者理解唐诗有着难以估量的巨大引领作用。

　　各位同仁！今天会议的另一主题是商务印书馆“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古代文学）发布会，我的《朱熹文学研究》也有幸列于丛书之中，下面谨以拙著的研究对象朱熹为例说说我对“学术何为”的看法。朱熹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无论是思想达到的高度、深度或广度，朱熹的成就都在宋代理学家中鹤立鸡群。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朱熹的地位也无与伦比，其思想的原创性足与先秦诸子先后辉映。从1982年开始，我在程千帆先生指导下攻读中国古代文学的博士学位。由于程先生指定阅读的典籍中包括朱熹编纂的《诗集传》与《楚辞集注》，我对朱熹的学术成就有了初步的了解。我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位长期被教科书说成轻视文学、排斥文学的理学家其实是一位文学大师。于是当我进行学位论文选题时，朱熹便成为考察的主要目标，最终在程先生的指点下确定以“朱熹文学思想研究”为题。可惜当时我虽已闻知钱穆先生刚在台湾出版了长达一千多页的巨著《朱子新学案》，却一时无法读到该书，于是被迫放弃这个选题。岁月荏苒，等到1997年我从韩国讲学归来，有感于彼邦学界对朱子学术的重视，才决心重新开始研究朱熹。历时两年，撰成《朱熹文学研究》一书。此书初版已逾二十年，早已绝版，读者求购不得，商务印书馆遂来与我接洽重版。说实话，如今我对朱熹的认识与评价已经稍有长进，但毕竟年逾七旬，精力有限，要想对全书内容进行大幅度的修订与改写，已经力不从心。所以我只对书中一些明显的错误予以改正，整个框架及论述则一仍其旧。学术随着时代而进步，如今朱熹的学术成就已经得到比较实事求是的准确评价，对朱熹的学术地位进行肆意贬毁的不良风气已成明日黄花。在多数的学术论著中，朱熹都被定位为中国思想史上成就杰出的伟大学者。但是我认为，朱熹的意义仍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朱熹生平的研究与思考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只对某些最重要的课题作深入研究，比如对性、理等重要概念的辨析；而对其他课题则但开风气，指示门径，并不穷究底蕴。保存在《朱子语类》中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观点，不知凡几。若加深究，不知能著成几文、勒成几书。《语类》中“韩诗平易”一句话，便曾指引我写成一篇专论韩愈诗风的论文。但朱熹仅以只言片语点到辄止，从而给后学留下无数的论述佳题。所以如此，当然有无法回避的客观原因，比如时间有限，精力不够，甚至是政途坎坷，心境不宁，等等。但是与此同时，是否也有其主观的原因呢？我认为是有的，那就是朱熹并不将著书立说看成最重要、最急迫的人生职责，并不像其他学者那样将著作等身视为名垂青史的主要手段。朱熹博学多才，他的古文写作在当时就享有盛名，他的诗歌在钱锺书看来可以列入宋代十大诗人的行列，《朱文公文集》与《朱子语类》说明他知识渊博，观察敏锐，思想深刻，完全有能力写出自成一家之言的学术专著。然而朱熹却把古代典籍的整理与研究看成自己的天职，在这方面，孔子就是朱熹心中的最高典范。朱熹在“述而不作”的方面与孔子心心相印。朱熹对儒学的最大贡献是《四书章句集注》，此书耗费了他大半辈子的心血。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对《论语》《孟子》“自三十岁便下功夫”，前后经过“四十余年理会”。朱熹文学天赋极高，但他并未多花心思从事诗文写作，也没有撰写诗话一类的文学论著，却用毕生精力编纂《诗集传》与《楚辞集注》。庆元六年（1200）二月，重病在身的朱熹赋诗一首：“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一怅然。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据朱门高足蔡沈说，直到朱熹去世的三天之前，他还“改《大学·诚意》章”，“又修《楚辞》一段。”《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最通行的儒学读本，《诗集传》与《楚辞集注》成为后人读诗、读骚的重要版本，这是朱熹学术事业的最大成就，是他对传承文化做出的最大贡献。朱熹往矣！当代学界恐怕难以产生如此伟大的学者，但是朱熹的学术精神应该成为我们的楷模。一个民族要想繁衍昌盛，永世长存，敬畏传统、传承文化便是最可行的生存策略，研究典籍、弘扬观念便是最有效的传播手段。在传承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成为时代精神的今天，我们尤其应该以朱熹的学术理念与献身精神为指引，在普及古典名著、弘扬传统文化上做出本学科应有的贡献。

　　（本文是2024年1月6日作者在中国特色学术体系与古代文学研究论坛暨“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古代文学]发布会上的发言。会议由南京大学文学院、商务印书馆、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南京大学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共同举办，也是南京大学文学院110周年院庆系列活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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