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源自于历史 是人民的选择
栏目:学术交流 发布时间:2024-08-08

  面对外国政要和知名学者,说:“中国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在这段话提到一个政治学上非常重要的概念:执政党的“合法性”。特别要说的是,这是最高层领导,第一次论述中国的合法性问题,可以说是在话语体系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殷鉴不远,切不可沉湎于“打天下就能坐天下”的陈旧观念。这个论述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学习大国(XXDAGUO)为您解读。

  9月9日,会见了一批外国客人,他们是60多位国(境)外前政要及知名学者,有南非前总统姆贝基、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等,气场强大。这些重量级人物刚刚参加了一个会议,会议的名称也颇具新意——“2015中国与世界对话会”。想必诸位已经注意到,这个对线日在北京开幕的,主题是“从严治党:执政党的使命”。

  类似的交流研讨活动并不少见,官方的或者民间的,高端或者草根的,时有所见,举办的初衷当然是为了增进国际社会对的认知与了解。那么,这次对话会有何特别之处?

  从新闻通稿来看,本次对话会的主题是“从严治党:执政党的使命”,其背景是明确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老虎”“苍蝇”一起打,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其主办方是引人注目的: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与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高级智库与部门,体现国际视野;参会人员层次高、影响大;会议成果正面,外方代表积极评价从严治党的理念和做法,认为与世界对话彰显了的自信与开放。

  看到这里,诸位也许还是不解渴——这样一个会议或许更多的是学术性的,甚至是友谊性的,有什么值得“学习大国”解读的?

  而关键点就是在会见与会外方代表时出现的。“学习大国”这就为你点出——

  此次会见,不止于寒暄致意、总结祈愿,讲了话,以其一贯的棱角分明、干脆畅达的风格,从执政党的角度论述了从严治党的意义。在这段讲话中,提到了一个政治学上非常重要的概念:执政党的“合法性”,特别要说的是,这是最高层领导亦即以上,第一次论述中国的合法性问题,可以说是在话语体系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指出,执政党的使命决定了必须从严治党,执政党对人民的承诺就是它的使命。要兑现承诺,执政党必须对自身严格要求。中国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办好中国的事情,就要看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执政党代表人民、服务人民,就要确立核心价值观,坚守在行动上。

  合法性是政治学上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与法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学上的合法性,是指某种行为是否符合既定的法律规范。而政治学上的合法性,是指人们对某种政治权力秩序是否认同及其认同程度如何的问题,也称为“正统性”“正当性”。合法性的基础是同意。当合法性受到侵蚀时,政治权力的行使或者政府的统治就会陷入危机。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复杂原因,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存在着这样一些观念:以革命的合理性“打江山”,它自然就可以“坐江山”,这是天经地义的,天然合理合法的。更何况,以其阶级基础、理论武装、历史使命等标注的先进性,足以证明其与资产阶级政党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在许多人看来,只要取得了政权,就天然具备了领导国家和社会的执政资格。如果要谈论合法性,也只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存在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从来很少讨论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似乎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对和社会主义的怀疑。东欧剧变、苏共败亡的教训,给人们上了深刻的一课,“应然”的理论设定并不等于“实然”的客观事实,也可能面临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流失与枯竭,直至丧失执政地位。的合法性问题,绝非无中生有、危言耸听。研究执政的合法性,从理论层面上看,有助于深化认识执政规律,有助于人们对执政规律的理解;从实践层面上看,有助于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转变,有助于执政能力的提高。

  查阅公开报道,特别是检索人民日报创刊以来的数据库,并没有发现几代领导人关于执政合法性的直接论述。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领导人文献中没有提及“合法性”一词,但并不意味着对此命题予以回避,相关的论述以“党的建设”思想,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中。而党的建设的主线,就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一些论断广为人知。例如,确立“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告诫全党坚持“两个务必”继续“赶考”,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党面临“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习强调“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

  其中,与执政合法性具有直接关系的,是“执政能力”概念。 的提出。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开宗明义:“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

  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又通过《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概括了6个“坚持”,第一次从执政党建设的角度总结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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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见2008年12月18日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合法性”论述的要义在长期执政实践中,中国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课题,不断进行探索。“观世情、察国情、看党情”,“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改革发展不断深入,关于这一课题的思考不断深化。

  对照之前的梳理看出,9日首次论述执政党合法性问题,诠释了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指出:“执政党的使命决定了必须从严治党,执政党对人民的承诺就是它的使命。要兑现承诺,执政党必须对自身严格要求。”

  ——中国“对人民的承诺”是什么?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贯彻执政理念、兑现承诺,就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指出:“中国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

  ——“合法性”一词在此提出。这个论断,源自于“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等等论述。

  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就要看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

  ——这个论断领导干部多有引用,出自论述。郑重提出,必须以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归宿;反复强调,做一切事情都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

  指出:“执政党代表人民、服务人民,就要确立核心价值观,坚守在行动上。”

  ——这个论断总结了根本宗旨、执政基础、价值引领等方面的论断,与执政党要“兑现承诺”表述呼应。首次论述合法性问题释放什么信号?不再回避“合法性”这一概念,并且对其展开论述,从理论发展的层面看,无疑是探索思考的深化。为什么现在提出?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中国重返世界舞台中央,这都是大的背景。而从此次晤谈的对象、论述的语境来看,“中国与世界对话会”是一个合适的场合。所以,首先彰显的是执政的自信。而从学术交流的开放互鉴来观察,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以西方的话语体系来审视,的执政也完全是理直气壮的。

  就自身来说,从执政党的角度提出“合法性”的问题,背后是对长治久安、生死存亡的现实的、理性的体认与警醒。执政党的合法性,从根本上说,是以其执政绩效、执政能力和民众的支持率为标志的。从一个革命党成为一个执政党,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奋斗牺牲,而取得政权之后,如果不树立正确的执政理念,建立完善的执政体制,不注意增强执政基础,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不注意开拓执政的合法性资源,预防和克服执政的合法性危机,而是沉湎于“打天下就能坐天下”的陈旧观念,那么,殷鉴不远,重蹈苏联的覆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从这点来看,提出执政合法性问题,蕴含着深刻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而这也是“学习大国”与你分享的核心观点。

  据外媒报道,泰国者8日称,英拉被解职后,看守内阁任命的新任临时政府总理没有“合法性”,将“指定新的政府”。随后,英拉在与泰国选举委员会成员会面,双方确定7月20日重新举行大选,这仍然遭到主要反对党的反对。

  我的观点是:中国政府比任何西方政府享有更大的合法性。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托尼?萨奇经过一系列调查后发现,80%至95%的中国人对中央政府较为满意或非常满意。国家在中国社会中享有如此高的地位,这一事实赋予政府巨大的权威、无所不在的存在和强大的能力。


本文由:银河国际科学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