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评估是经世致用之学。中国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演变的历史、学科体系的完备以及理论体系的发展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之中。现有的评估知识体系主要有两方面不足：一是评估知识体系构建之初主要是引进西方的理论，随着中国公共政策评估体系迈入体制机制建设深水区，组成知识体系架构的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之间的不适用性越来越突出；二是重大政策和实践导向的本土化评估理论取得较大进展，适用性较强但普适性和学理性不足，无法对更高层次的知识体系构成贡献。由此，从宏观层面刻画和明确中国自主的公共政策评估知识体系框架与构建途径，引导理论创新、学科发展与知识生产，尤为必要。

　　作者：李志军，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山东青岛266102）；张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100029）。

　　摘要：以规范主义和科学主义为核心旨趣、以刑法文本解读为基本范式的教义刑法学，乃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刑法学知识的主流方法论。苏联刑法学和借鉴自苏联的新中国刑法学，在方法论层面追根溯源都是19世纪欧陆特别是德国刑法学的扬弃，属于教义刑法学知识谱系，因此在中国刑法学语境中，或许存在教义学深化的持续问题，但并不存在所谓教义学转型的特别问题。中国刑法学需要以知识涌现和变革推动转型升级，但这种转型不应当是唯一、排他的纯粹理性建构主义过程，而应当放大与开阔时空观念，既要在中国与世界之间顾盼，推动与全球多元刑事法治文明的交流互鉴，又要在传统与现实之间流连，体现对中华本土刑事法治文明的尊重赓续，以内生性与开放化兼具的代际整合姿态完成中国刑法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和中国式现代化转型。

　　摘要：长期以来，在东亚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学界更多地将研究目光聚焦于欧美社会学的知识引进及由此而衍生出的东亚社会学自身的本土化问题。虽然上述路径对于当代东亚社会学学科发展至关重要，但学界似乎普遍对社会政策实践路径所具有的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功能有所忽略。事实上，社会政策实践与社会学知识体系构建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社会学可以为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基本的理论前提预设和知识论、价值论意义上的支撑；另一方面，在社会政策的实践推进过程中，随着政策的不断推出及付诸实践，也会为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新的概念命题，增添新的知识内涵。此外，比较社会政策也可为社会学知识体系开辟新的研究视域。社会政策实践之所以可以为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增加新的理论命题和分析灵感，主要是因为，在现实中政府部门往往要直面真实紧迫、且不能回避的社会问题，其问题发现的时间早，解决问题亦需要政府、市场、社会间复杂的互动。当然，社会学的学科价值取向也可为社会政策提供特定的理念支持。

　　摘要：清代对传统“华夷之辨”和“天下共主”观念的改造和摒弃，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两大步骤。这两大转变在18世纪中叶发生的“曾静—吕留良案”和“马嘎尔尼访华案”及此后事件中具有明显的体现。为消解曾静等汉族知识分子基于华夷之辨原则给清朝统治所带来的挑战，雍正等统治者对“夷”字语义进行重塑和推广，力图塑造出一种各民族相济发展的融合格局。由于马嘎尔尼等英国人对“夷”称的持续抗议和压迫，清朝统治者被迫取消“夷”字并替之以“西”“洋”“外”等词汇，反映出当时统治者从“天下共主”观念向“万国成员”观念的转变。“夷”字的语义转变及其历史命运反映出清中期现代国家建构在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维度上的早期展开方式。现代国家建构是一个包含复合要素的范畴，基于不同的要素，现代国家建构的时间、内容和方式也不同。

　　摘要：近现代民族概念在英国最初生成时，是由国家疆域来界定的国民民族。随着19世纪末民族主义主流的族裔化，族裔民族或“民族国家”曾长时期被视为民族或现代国家的典型样态。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是20世纪的“政治羞耻”。可是只要国家存在，人类社会就无法规避国民民族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可以做到的，只能是与上述两种民族主义的激进形式都保持距离，而接受温和的国民民族与温和的族裔民族在现实的社会政治存。

　　摘要：在关于《资本论》的研究中，列斐伏尔看到了方法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将历史生成性与结构结合起来的历时性图式中的生成性的结构，这种所谓的历史生成的结构就是生产方式。这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正因为找到了这一重要的方法论线索，促使了列斐伏尔自己在方法论上的转变。无论他是否自觉意识到这一点，从历史性发生的生产方式去观察一个社会断面，思考一种不合理的社会历史现象，也就会逐渐摆脱抽象的人本主义话语统摄。

　　关键词：列斐伏尔；《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形式、功能与结构》；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阿尔都塞

　　作者：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苏南京210023）。

　　摘要：儒家正名论的认知心理学本质，乃是通过某种被先验接受的概念规范来对外部信息进行快速分类，由此提高认知主体的信息处理效率。因此，一个诉诸“正名”机制的地方伦理共同体就能以更高的效率促成内部的团结。然而，在孔子提出正名理论时他所处的春秋小共同体社会结构渐渐演化为秦汉式的超级帝国后，统治者所要面对的社会关系的复杂度便有了全面的提升，这就使得本只能处理简单人际关系的正名理论不敷使用了。在这里，文明的分歧也便出现了：希腊—罗马社会开始演化出一套基于“慢思维”的新社会建制来弥补“快思维”的疏漏；而与之相较，汉儒们则通过系统整理儒家的仪轨而将在“快思维”中模糊呈现的先天社会规范予以明述化，由此强行达成“全社会行动整齐划一”的效果。然而，这种“整齐划一”效果的达成，必然是依赖于创制者所掌握的社会资源的，而这一点也就使得资源掌控者有更多的机会让新创制的名分成为牟取私利的工具。这最终使得旨在强化政治稳定的名分论很难不经由这种私利的掺杂而走向自己的反面：谣言。

　　摘要：当下流行于欧美学界的“共同性”思想尚未在国内学界被系统研究，但这股思想潮流不仅是国外学界前沿理论动态，更是马克思主义最新思想资源。“共同性”思想根植于近年来在欧美流行的公地运动及其相关研究，以及在这一实践与理论进程中产生的治理方法与公地形态两个层次的突破性进展。以奈格里、哈特等人主导的思想共同体作为参考点，对目前“共同性”思想的整体发展情况可从两个层面展开分析：从对话性补充一侧来看，这一思想共同体内部的拓展，使得“共同性”从物的单一维度拓展至物—关系的双重维度，并最终将“共同性”锚定为一种生产方式；从论战性批判一侧来看，针对“共同性”思想的自治主义政治取向、公地运动渊源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色，各自形成了分别基于上述三个维度的批判。更进一步地，激进左翼学者将从公地研究中抽象出的“共同性”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思想相结合，试图一方面借助最新的思想与实践资源在当代激活马克思曾提出的设想，一方面又以自身深厚的历史积淀来为“共同性”思想注入革命力量。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动力机制究竟是依靠消费驱动还是依靠投资驱动，这不仅成为影响当前中国各级政府政策制定者经济发展决策的核心问题，也成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性研究问题。在构建供给侧和需求侧结构决定下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速水平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短中期融合机制支撑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理论假说，以及当前发展阶段投资和消费之间的重要联动和传导机制。将之归纳为：（1）以制造业为主实体经济部门转型升级蕴含的高质量投资扩张→创造高收入就业岗位→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中高端消费需求扩张的传导机制；（2）产业企业部门以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主导的研发投入扩张→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中高端消费需求扩张的传导机制；（3）以创新为主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创造高收入就业岗位→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中高端消费需求扩张的传导机制。基于束缚和阻碍当前中国“投资需求-消费需求”良性循环机制形成的突出因素，可采取相应的重点改革突破口和关键政策举措。

　　关键词：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水平；“投资-消费”；良性循环机制；突出障碍因素；改革突破口

　　作者：张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100872）。

　　摘要：基于60个国家2007—202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可以考察供应链时代的贸易对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根据联合国大会投票构造多个指标衡量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使用增加值贸易数据构建国与国之间的供应链关系，采用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发现，两国间供应链贸易的水平越高，它们的政治关系越友好。进一步地，通过区分不同类型的供应链关系以及拓展性的分析，研究发现，紧密型和复杂型的供应链关系对于政治关系的促进效应显著地强于松散型和简单型。此外，两国间的供应链关系越对称、双方中任何一方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程度越深，以及它们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角色越不同，供应链关系对政治关系的促进效应越强烈。研究结果表明，在全球供应链重组的背景下，要突破传统贸易的视野，从供应链视角谋划中国的对外贸易，从“贸易外交”走向“供应链外交”，让贸易关系真正成为政治关系的“压舱石”。

　　作者：罗长远，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上海200433）；王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银河集团网址登录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

　　摘要：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学分支，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与结论之间的关系，很容易发现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以及与其他制度经济学流派之间的替代与互补关系，从中发现新制度经济学的演变及其融合的发展趋势，对新古典经济学除了修正还有些革命意蕴，亟待加以系统研究。研究表明，作为一门理性选择科学，各大制度经济学流派不过是对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反应情况下的连续体，处于光谱两端的不同位置上，并不是狭义理性选择所能囊括的，更需要考虑广义的理性选择，从而加强了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与非主流制度经济学之间的对话，降低它们之间的对抗，避免出现制度理论停滞和重复建设，更好地推动当代制度经济学的创新。因此，基于中国现实经验构建理论诠释实践，对于推动中国特色制度经济学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促使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摘要：社会治理的理念强调在法治背景下实现自治与德治的融合，其运作方式是通过包括道德规则在内的社会规则体系完成社会秩序的整合。企业合规治理也是通过建构一套以法治为背景、以商业道德为核心的规则体系，实现德治与自治的融合，以达到内部秩序的整合，并最终通向自治。企业合规治理在全球已经变成一种流行的治理方式和风险防控机制，同时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路径。企业合规治理体系是企业自我监管、自我发展、自我整改的表现，其本质是一种社会自治，在整个治理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社会治理体系的形成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形成，这种文化是以道德为核心、以自治为特色、以法治为背景的。而企业的合规治理也是为了促成一种企业文化的形成，这种企业文化也是以商业道德为核心、以公司自治为特色、以国家法治为背景的。

　　摘要：新时期以来的乡土变革叙事在讲述“中国故事”过程中，对中国形象的营造异彩纷呈，紧贴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跟进式呈现是其鲜明的特色。宏观上看，它在营造中国形象方面，奏响的是一曲多部曲变奏，先后派生出了改革破冰期生机焕发、朝气蓬勃的“青春中国”,瓶颈期问题重重、上下求索的“探寻中国”，世纪之交格局异变时激情激荡、忧愤不已的“失衡中国”，新时代前后乡村振兴实践与愿景交织的“复兴中国”等一系列审美潮动。尽管也存在不少问题，但无可否认的是，其所建构的中国形象相当成功地起到了为时代精神的嬗变写真的功能。

　　摘要：周大新的长篇小说《走出盆地》通过描绘农村女青年邹艾从逃离家乡到被迫返乡、从创业再到失败的辛酸历程，揭示了当代农民长期遭受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与当代农村社会发展变迁存在互文性的《走出盆地》，可谓当代农民青年苦难、挣扎的心灵史的记录。同时，小说还关注了1980年代城市青年知识分子的出路难题与生存困境，触及了社会转型期的复杂性、思想观念的急遽变异及其背景动因。探究小说《走出盆地》与社会历史的互文性及其现实主义品格，有助于重审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复杂境遇与文学史意义。

　　摘要：近些年来，长篇小说的结尾难题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之所以出现固然与20世纪80、90年代之交的先锋小说对结尾的拆解有莫大的关系，但更与当前“轻快的现代性”的时代状况密不可分。一定程度上，选择的多样性、方向感的缺失和矛盾的无法解决是困扰当前长篇小说结尾的最主要的原因。对很多作家而言，面对如下问题，即如何让自己的主人公停留在人生的某一个点，这一个点既意味着终点，也意味着开始，既是小说创作的难题，更是现实的选择的难题。社会的“加速”发展之下，现实的阐释和重新理论化或许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之所在。

　　摘要：宋明以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许真君信仰及其内涵经历了一个不断建构和转换的过程。宋明时期，在以王安石、张位、万恭为代表的士人塑造下，许真君从“净明祖师作”转变为“祀典之神”。至清代，在地方官绅的推崇和阐释下，许真君成为“江西福主”，并得到商民阶层的认同和接受，增添了“乡土之神”的色彩。而民间社会中的香会、绅士、商人、移民和家族组织等社会群体的实践，赋予了许真君信仰多元的社会文化意义。许真君从“净明祖师”到“祀典之神”，再至“江西福主”和“乡土之神”的形象演变，既是不同历史时期士人群体、官方祀典、地方官绅对许真君信仰的诠释和建构的结果，又是特定乡村社会不同组织利用许真君信仰这一象征的产物，集中反映了王朝礼制、士大夫、商业化与地方文化创造的互动过程，揭示了中国社会文化统一多元形成的历史机制。

　　摘要：第二次战争以后，以外交官为代表的出洋士人，成为那个时代最早一批亲历西方世界的中国人。出洋士人留存日记中，有大量描写、议论甚至评价西方女性的文字，与受到诸多束缚的中国女性相比，除了穿着、打扮、行为举止迥异之外，西方女性的婚恋方式、家庭地位、教育程度、参与社会活动以及从事职业等方面更是与中国女性有天壤之别。这些观点和看法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出洋中国人心目中对西方女性形象的认知。对西方女性的认知形成及其变化过程，伴随着晚清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接纳，尽管其中存在相对普遍的认知偏差甚至误读，但却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西方之间社会、文化等层面的差别与差距，反映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进程。

　　摘要：北伐军进军上海前夕成立的海关华员联合会，是上海江海关内外班华员联合成立的行业组织，其最大诉求在于借助国内反帝爱国主义浪潮，改变中国近代海关中长期存在的华洋职权不等、待遇不均的现状，进而谋求收回关权。联合会在成立后，以革命组织自视，一方面配合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参与各类政治性集会和政治宣传，积极投身于要求关税自主运动，另一方面寄希望通过关税自主，改革海关旧有的人事及行政制度，进而改善群体待遇。然而，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关税自主”的实现，中国近代海关的“关制改革”也以维持旧有的外籍总税务司制度而告终，海关华员群体的政治诉求被国内外政治演变的浪潮所遮蔽，其组织也以解散而告终。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及对社会管控的收紧，北伐前后兴起的以反帝爱国主张为主要诉求的各类社会组织逐步转为注册登记的社团组织，各类自主性政治性活动也趋于式微，海关华员联合会可视为一典型个例。

　　摘要：中国经济学学科在2009—2018年取得了重大的发展成就，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实践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支高水平的经济学研究人才队伍、一批高质量的经济学学术期刊、一群以高校为代表的重量级经济学研究机构，并呈现出偏重中国视角和倾向跨学科融合研究的特点。在学术研究主题上，学者们始终关切和回应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持续跟踪经济增长、产业转型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问题。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学学科将重点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与安全等研究议题，着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作者：葛扬，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江苏南京210093）；侯祥鹏，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江苏南京210004）；魏维嘉，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