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器论片断”只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个过渡环节，其中还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此时他还没有建立科学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和相对剩余价值学说，也没有准确揭示一般智力与剩余价值生产之间的内在关系，致使他把“魁奈之谜”当作资本主义崩溃的根本依据，未能实现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解剖。而《资本论》则全面克服了这些局限性，实现了对这一片断的内在超越和发展。当意大利自治主义者从纯粹主体逻辑出发，将这一片断视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顶峰，进而将《资本论》视为它的历史倒退时，不仅夸大了这一片断的历史地位，抹杀了《资本论》的哲学意义和政治意蕴，而且也从根本上曲解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和历史辩证法的实质。

　　【关键词】 机器论片断； 《资本论》； 意大利自治主义； 历史辩证法； 阶级斗争

　　【作者】孙乐强，南京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副教授（江苏南京 210023）。

　　【摘 要】自由作为根本道德价值固然值得珍视，但是其运用依然需要受到限制甚至强制。遵循普遍的道德法则来保持自由的存在并增进其实现的可能，这一价值取向乃是康德确立法权学说的根本出发点。道德命令（分别表现为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乃是为了确保每个人的自由与其他任何人的自由都能够在普遍原则之下得以存续和提升，所有人因此能够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自由追寻合理的目的。尽管道德法则在具体运用中呈现出外在强制和自我限制的双重面向，但是基于“融贯论”的解读方式，康德法权学说及其蕴含的强制性特征直接源于普遍性的道德命令和人自身即是目的这一价值旨趣，进而为维护和增进自由价值确立前提条件。在此意义上，纯粹实践理性及其表征的自由价值乃是证成法权原则的规范性前提，也区别于经由慎思理性确立权利和主权原则的社会契约论传统。质疑此完备性自由主义思路的“分离论”观点割裂了个体自主和公共自主的关联，从而难以展现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完整形态和根本意图，也会导致在政治正当性论证中出现诸多缺失。

　　【作者】卞绍斌，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摘 要】 宋明思想谱系的一贯性可以说是自理学形成以来一直到今天人们对于宋明理学的一种基本共识，但在宋、明两代理学之间，则既存在着思想指向之一定程度的游离，同时也存在着探索侧重的不断转向。对于这种游离与转向，人们既可以从理学的发展——比如朱子学裂变的角度进行分析，当然也可以从社会思潮转向的角度进行说明。但从作为朱明王朝所钦定之官方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则明代集权专制的强化与士人政治生态的恶化既是导致朱子学裂变的真正原因，同时也促使其原本带有“公共”性质的天理本体论不得不向着个体精神的层面进行落实；正是朱子学的裂变以及思想专制与政治生态的持续恶化所导致的个体觉醒，构成了阳明心学所以崛起的思想文化氛围；而其“随时知是知非”的良知则在唤醒个体精神的同时，也将宋代的“得君行道”追求推进到明代的“觉民行道”层面。

　　【作者】丁为祥，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陕西西安 710119）。

　　【摘要】本文尝试构建一个产权与社会秩序的框架，通过建立产权安排-产权保护-社会秩序之间的联系，帮助我们理解发展中国家绩效不佳的根源。已有理论强调了产权安排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本文将这一研究延伸到产权的保护与实施，分析国家与其他主体互动中产权保护与实施的复杂性。沿着诺思等在权利开放与社会秩序演进方面的努力，本文进一步建立起产权理论与社会秩序研究的关联，分析产权安排及保护与社会秩序演进的关系。从产权与社会秩序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的落后主要是产权保护上的人格化以及从权利限制秩序向权利开放秩序转型的障碍。只有建立权利开放秩序，让所有公民享受同样的权利，将产权保护的范围扩大到全体公民，法律和政策对不同群体一视同仁，放开经济组织的准入与竞争，才能保持一个社会的长期、平稳、可持续发展。

　　【作者】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路乾，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北京 100081）。

　　【摘要】本文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探讨以自贸区（FTA）为代表的区域主义的发展机制，认为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是导致区域主义兴起、进而导致WTO多边贸易体制边缘化的根本原因。在此背景下，对中国而言，最好的自贸区发展战略应该是“垂直型”，而非“低端水平型”的。但垂直型自贸区对成员方的影响往往是非对称的，处于价值链低端的成员存在被锁定低端的风险。为了对冲这一风险，中国需要在两个方面采取措施：一是对内通过更多、更好的改革形成制度与体制优势，以弥补目前正在丧失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与国内市场规模优势；二是对外拓展竞争与合作空间，不要止步于与特定国家构建自贸区，而是要积极考虑参加具有垂直型分工特征的区域性自贸区。

　　【作者】 程大中，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教授（上海 200433）；姜彬，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魏如青，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摘要】 本文试图厘清“民营经济”概念在新中国的发展与演变、共识与争论，并揭示形成这一过程的历史逻辑与推动机制。研究发现：从经济史的视角，“民营经济”概念伴随民营经济实践的沉浮消长历经了一段从有到无、再从无到有的历史过程；从学术史的视角，该概念本身同时也经历了从企业类型称谓向经济学术概念转变的动态演化；整个过程是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历史实践与学术思想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在此过程中，政界、学界曾先后以概念兴起、概念停用、概念界定为焦点展开了三次集中讨论，最终达成对“民营经济”概念提法必要性问题的共识，但在概念界定方法及范畴表述方面仍存歧见。本文认为，新中国“民营经济”是指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与多种经营方式相结合的、不同于计划经济模式下国有国营经济的全部新型经济形式的总称。

　　【作者】程霖，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刘凝霜，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摘要】 当前，由网络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交融而型构的虚拟文化及其内在结构的冲突，既有可能推动现实社会问题及结构性矛盾的解决，也有可能造成现实社会的失序和混乱。从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的哲学视角审视，其对政治文化的发展和政治生态的变迁，既可以产生促进或聚合其发展与变迁的同化作用，也可以起到阻碍或消解其发展与变迁的异化作用。对于其阻碍或消解政治文化健康发展以及政治生态正向变迁的异化影响，应该采取多主体的协同治理模式，即采取网络虚拟社会的自我管理、国家或政府对于网络虚拟社会的治理与现实社会治理的统一及其相互作用的协同治理策略，以促进虚拟和现实之间的良性互动。

　　【作者】杨嵘均，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在发生重大案件时，当案件信息被泄露到媒体，媒体往往会根据自己的职业利益向社会扩散，这在触发、集聚民意的同时也有影响司法独立之虞。在法治国意义上，法官应当是不受外界干扰的独立裁判者，其有能力抵御外在压力，从而作出以法律旨意为最高原则的判决。然而，应当承认法官并不是书斋里的法律家，其也是政治的人或者社会的人，存在着被媒体或民意“污染”的可能性，这也说明了相关制度规制的重要性。现代国家应以法治为原则，以媒体与司法的关系为主轴制定相关制度或者规则，以此来防范媒体或者民意对法官造成的不利影响。

　　【摘 要】 城市文化生产、文化生活、文化生态是构成一个城市的文化发展系统的重要因子，三大要素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城市文化体系。中国城市文化指标体系的构建应遵循文化生产、文化生活与文化生态之间的内在逻辑，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本文构建的中国城市文化发展指标体系包括三大一级指标、八大二级指标与108个三级指标，其中，城市文化生产一级指标包括文化投入、文化产出、文化产品与服务三个二级指标，城市文化生活一级指标包括文化生活消费和文化参与两个二级指标，城市文化生态一级指标包括文化资源、文化环境与文化多样性等三个二级指标。城市文化指标体系在实践中呈现常态差异性与动态变迁特点。

　　【作者】黄昌勇，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上海 200040）；解学芳，同济大学文化产业系副教授（上海 200092）。

　　【摘要】 因为存在主义“是一个行动的学说”，所以，萨特阐发了一种“介入”文学观。“介入”文学观的要旨有三：什么是写作？为什么写作？为谁写作？在萨特看来，“什么是写作”，就是“通过揭露而行动”，而“揭露就是变革”。对“为什么写作”这一问题，萨特是从作者与读者的辩证关系上加以解说的。萨特的论述，有着现象学美学的明显成分，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他的自由理论运用到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中。对第三个问题“为谁写作？”萨特通过回顾文学史，明白了作品有其时效性，作家有其主要的、特定的读者群，作家及其创作在不同的时代处于不同的历史状态中。这样他虽仍然坚持文学是对于自由的召唤，但社会的、历史的因素却是大大地增强了。他在《什么是文学？》中提出了“处境小说”与“处境戏剧”的概念。这可以说是他对于介入文学的具体设计。萨特的“介入文学”观，其主要的缺点在于：一是不正确地将诗排斥在外，二是它的目的是狭隘的，作出揭露引起变革，只能是文学的一个目的。萨特在其思想历程的第二个阶段中，亦即他的存在主义哲学观形成并通过他的哲学及文学作品发生很大影响的阶段，共创作了六个剧本。综观萨特这六个剧本，可以用三个词对其加以概括：观念化、处境剧、介入文学。观念化，又决定了其剧作的人物必然具有或浓或淡的抽象性。

　　128 远游，我们可以走多远？——《剑桥中国文学史》“文学文化史”研究思路评析 （徐艳）

　　【摘要】《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写作观念以“文学文化史”为中心，对立于在国内文学史写作中尚处主流位置的标准叙事。如果说标准叙事有一种上浮倾向，专注于浮在最上层的经典的最动人之处；“文学文化史”叙事则一再下沉，最后回到当时完整的文化语境中，为挽救后代曲解作品寻求最充分的历史参照。在这个意义上，文本语境与文本一起，成了文学史中心。文本因被试图放入原生语境，而从多角度获得了新的研究方法，包括文本来源、文本选择、文本特征、文本间关系等方面，推动文学研究变得空前丰富、立体。同时，虽然《剑桥中国文学史》编撰者在理论上具有历史主义的执着，但在实际写作中，有时也会遵循某种“中间路线”，即更新部分内容，但大体上仍复制标准叙事。

　　【作者】徐艳，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 200433）。

　　135 清代图甲户籍与村落社会——以祁门县王鼎盛户《实征册》所见为中心（刘道胜）

　　【摘要】由明至清，图甲作为自上而下普遍实施的基层组织，在不断适应基层乡治实际中呈现出地方性和稳定性的一面。图在基层乡治中的稳定性，使得清代保甲编制难以另起炉灶，只能藉助既有图甲体系展开。无论是图甲设置抑或保甲编制，都以图为单位展开。甲作为图甲制、保甲制之下共同的基层组织形式，在推行中兼具“总户-子户”和“甲-牌”的包容性机制，不断适应村落实际，成为基层行政的有效单位和地方乡治的功能社区。在徽州，图甲总户和子户的房派归属性，以及以房派统合共享一甲总户的现象颇为突出。总户之下，存在大量家族性“公祀公会”，总户实际意义兼具田土产业归属、税粮征纳单位、乡族统合实体为一体。

　　【作者】刘道胜，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安徽芜湖 241002）。

　　【摘要】 全面抗战时期，以闽粤赣皖浙毗连地区国统区所组成的中国东南区域，是一块相对独立的抗战区域。以工业论，抗战初期，浙江、福建、广东、江西、安徽五省损失巨大；此后，东南区域出现了繁荣的工业化浪潮；抗战末期，工业趋于萧条。从内部看，东南区域存在各省工业发展水平不平衡，政府和民间投资取向迥异，工业结构“公轻民重”，化学、纺织、电气、饮食和机械工业优先发展，工业布局变动较大，工厂总体规模小、技术低、大多为半机械化等特点。而从整个国统区看，因地处抗战前线，东南区域工业相对落后，工厂数和资本额所占比重都比较低，与抗战大后方相比有同有异。东南区域工业对于启动或促进腹地的工业化进程和社会经济发展，满足整个国统区的军需民用，以及争取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均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不应忽视。

　　【作者】游海华，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明末来华耶稣会士龙华民在继承了利玛窦传教事业之后，对前任的宗教和文化策略有重大异议，并为此写作了《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成为中国教会史上的重大事件。同时，该文件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宗教学、儒家和儒教思想、比较经学领域中的最重要文献之一。该文在17、18、19世纪的欧洲有各种版本流行，通过莱布尼茨、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的著述，其结论渗透到关于中国文化、儒家学说和中国宗教的各种判断之中，并在19、20世纪影响中国本土学者。翻译这本要著为中文，理清中西方经学和神学之间的互动与诠释，对理解中国宗教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用文献考证、中西比较的方法来研究经学，是追本溯源解释中国思想本质的关键。银河国际galaxy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