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基于西西互译实践的翻译理论不可套用在中西互译上”，“把握翻译过程中的变异规律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键问题”，“平等的文化翻译应以优秀、殊特和有用为前提与基础”……近日，第十二届《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在山东济南举办，专家学者围绕翻译话题，带来精彩观点。

　　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翻译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就中华文明自身而言，尤其是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海量西方学术思想论著的译介传入，深度参与并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形塑、演进和发展。新世纪以来，“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成为大势所趋，备受瞩目。在此背景下，2014年《文史哲》国际版（JournalofChineseHumanities）应运而生。2024年4月20日，适逢《文史哲》国际版创刊十周年之际，本年度《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聚焦“翻译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来自北京大学、香港岭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近三十位专家学者，展开了密集、热烈的讨论。

　　本次论坛开幕式由《文史哲》杂志主编杜泽逊教授主持，由名誉主编王学典教授致欢迎词，阐明此次高端论坛以“翻译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主题的缘由：中国文化走出去目前受到较大挑战，翻译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媒介，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这一“解题”在与会学者中引起强烈共鸣。

　　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汉学》编辑部张西平教授强调应该建立文化自觉，唯有此才能真正做好中国文化的外译工作。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曹顺庆教授提醒我们注意，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不仅应关注其覆盖范围的拓展，更需聚焦于传播深度的挖掘，而这无疑离不开对文化固有差异的深刻理解与对文明异质性的尊重。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不仅需要“走出去”传播得广，更需要“走进去”传播得深。北京大学中文系张沛教授集中论述了“走出去”与“拿来”的辩证法。他考辨现代英文“translation”拉丁文词源“translatio”及对应的希腊语“μεταφορá”的本意，认为其自身兼具拿来与隐喻的双重含义。进而讨论翻译和文化交流中走出去和拿进来两个方向，强调“走出去”不仅仅是“送出去”，而“送出去”不一定能“走出去”，真正优秀的文化，对方会主动求取。张沛教授从鲁迅先生《摩罗诗力说》（1907）“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中提炼出“审己知人”一语，视翻译为审己知人的基础或根本前提。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傅有德教授重点阐发文明互鉴的必要性，指出翻译的目的是助益文明互鉴，以改进和完善中国以及人类的文明。

　　下午的分组讨论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过常宝教授从学科建设的高度，结合国外考察的体验，指出当下古代文学学科遇到的困难，并对解决的方法给出建议。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申富英教授目前所承担《中国历代民歌史论》英译项目，以提升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历代民歌研究的认可度、推动中国民歌研究成果的国际传播为具体目标定位。清华大学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戚悦结合新译迈克尔·伍德《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沿着杜甫的足迹》（MichaelWood,China’sGreat⁃estPoet:IntheFootstepsofDuFu），表示通过翻译消除隔阂，实现文化的交流互鉴是可能的。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马文教授指出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呼吁顺应时代大变局，构建翻译大格局。基于现今国际形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迎来重要机遇的同时，也需要面对国际话语“卡嗓子”的挑战，亦即有话说不出、说出来也没人听的问题。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刘光临教授讨论美国汉学中人文与社科间的“恩怨情仇”，强调中国史真正的意义，特别是其全球意义，依赖于本国学者，特别是本国人文学者水涨船高、学科整合。对此，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海学刊》杂志社赵涛教授心有戚戚焉，表示应以更加平常的心态看待海外学说，更重要的是把中国高质量的研究学说翻译成外文，并对未来中国海外研究和翻译工作提出三点建议：鼓励中外对话，避免西方理论独白，要使相关研究成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有益滋养；在传统海外汉学关注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基础之上，海外中国研究及翻译要实现当代转向；除西方发达国家外，还要关注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世界意义上的海外中国研究。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两次西学翻译运动，即钱锺书先生“凡所考论，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所称“二西”，具体指西竺（或西域）与泰西（欧罗巴）。张沛教授点明历史上中国一直是“勇于接受”的文化翻译大国。王子今教授讨论近年河西地区所出土关于民族语言翻译专职人员的简牍资料，认为它们记录了西域诸国间的交往，涉及“胡译”“羌译”“羌胡译”“匈奴译”等，为我们了解汉代民族关系史和丝绸之路交通史，都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悬泉汉简中的“译者”“译人”作为普通人，通过特殊的语言能力参与了民族交往实践，也参与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进程。

　　下午第一组第一场5位专家的发言均与此主题相关。上海师范大学《国际比较文学》编辑部纪建勋教授认为，“二西”是今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很好的参照与样本。第一次西学翻译运动以“格义”译天竺，第二次西学翻译运动以“况义”译泰西。“格义”和“况义”的相同点在于都是西学翻译运动里与中国文化进行交流的方法；不同点在于前者以中释西，最终目的是实现本土化，后者则以西释中，效果在于达到异质化。其余4位发言者专门围绕佛经翻译展开。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陈明教授和山东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徐美德聚焦于唐代西行求法高僧义净的译经实践。陈明教授提炼出佛经翻译在时空、源流、知识谱系、文化流通、融合与生成以及方法上的特点，呼应纪建勋教授的主张，认为全面回顾和总结汉文佛经的外译事业，有助于我们认识佛经翻译的不同侧面，并为中华文化典籍的对外翻译提供借鉴。个案考察中，他将义净译经中省略与省译现象的特点归纳如下：一是“广说”的表达方式，二是义净和其他译者都讨论过的“略出”，三是对于偈颂的处理，四是程式的省译，此外还有将对话中的排比句进行省略等现象。他表示省略和省译具有多样性，需详细对比，相关研究可从梵汉对勘及与前代译经进行比较两方面着眼。徐美德通过义净译经论述了印度哲学中的重要部分“六师外道”。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志远通过对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唐初道宣《续高僧传·译经篇》的比勘，发现从南北朝到隋朝，译场发生了关键性变化，其中存在北方草原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影响，提示我们注意经典传来的强度和路线并非均质。北京大学哲学系王颂教授提醒我们关注，具有前见的翻译并不能用“格义”笼统而论，前见没有影响翻译的准确，反而生发出了创新性，实际上是一种思想的结合。狭义上的“名相”特指一些抽象的哲学概念，他以《庄子》中反复出现的常见词，同时也是佛经翻译频繁使用的“取”（upādāna）和“得”（prāpti）为例，说明汉译佛典中抽象哲学概念在理解上需要有很强的思想文化背景，而此问题又不能简单用“格义”一概而论。这就涉及到进一步的翻译标准讨论。

　　根据翻译实践总结出哪些翻译原则和具体方法？众多专家都贡献了自己的意见。张西平教授呼吁探索“中国自主的翻译学”。他指出，翻译时要注意“外译中”和“中译外”两种不同方向的翻译所形成的各自特点。现在流行的西方翻译理论建基于西西互译实践之上，套用在中西互译方面并不合适。中译外翻译史的研究有待加强，需要创造根据汉字为特点的中译外理论。他相信，将中国哲学著作翻译成西方语言时，主要是强调中国思想概念的特殊性，并援引王国维观点加以佐证。静安先生认为辜鸿铭的《中庸》翻译存在两个根本性错误，其一是翻译时把中国思想概念统一于西方思想概念之中，其二是以西洋哲学解释《中庸》。

　　曹顺庆教授谈及谢天振教授“创造性叛逆”的译介学理论，它源自法国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Escarpit）“‘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的关键”（CreativeTreasonasakeytoliterature）的论断，被众多教材收录，但此观点争议不断，尤以王向远教授有关是否存在“破坏性叛逆”的追问为代表。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刘新文教授援引《红楼梦》第四十六回，从金岳霖先生的哲学体系中勾勒出关于“虚构中的真”（truthinfiction）的理论框架，以此回应奎因（WillardQuine）“翻译不确定性”（theindeterminacyoftranslation）的观点。

　　申富英教授等学者介绍了自身翻译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申富英教授指出，应把诗歌翻译提到艺术创作的高度，既要保持民族特色，也要使得读者读得懂，还要保留原诗的“诗性”。基于自身翻译实践，她提出“创造性翻译”，包括加注以解释物境和情境的直译，直译加注释来处理意境及声音双关的译法，对具体文本加以阐释以便目标读者理解的翻译，为了押韵而增加或改变一些不影响诗歌整体的意象的翻译，以及增加主语等原文中没有的部分的翻译。山东大学文学院刘晓艺教授通过以五言古风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论证“深文理”（highculture）翻译的可行性。作为19世纪西方传教士在翻译活动中所创翻译策略，深文理是以精英知识阶层为受众、脱离了浅白旨趣的文言写作，广受严复等近代士人推崇。通过翻译实践，她得出结论：古今、中西的诗心可通而且应通，深文理翻译是可能的津梁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娄林作为当下汉译柏拉图学说的主力，认为柏拉图对话是一种鲜活的对话，中国古典亦类似，表面好古，实则朝向未来，形成一条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长久的文明联系，而这种关联性若与柏拉图对比，我们会发现其中有某种共性，也有差异，最明显的差异便在于孔子“述而不作”。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徐松岩教授历时20年完成“希腊三史”的翻译（希罗多德《历史》、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色诺芬《希腊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2020年），认为百余年来国内学界对希腊文明以及东西方文明异同的许多看法存在不少误判和偏见，“中文版的古希腊史需要重写”。研读外国著作，首先要下功夫把语言学好，吃透文本原意但又不能拘泥于文本；其次要对其文明发展历程作整体把握，更准确理解其语境和文化背景；其三是最好能兼顾同时代文史哲各类作品综合研读，更好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将翻译视为嫁接的观念本次论坛中并不鲜见。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引驰教授指出，翻译实际上都是把一种思想观念做转移，外来学术成果的汉译可区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个层次，难度逐渐增加，重点讨论翻译何为事实、何为真实的问题，进而认为对学术翻译进行学术研究非常有必要。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全球史研究院李雪涛教授援引冯友兰先生所出AShort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中国哲学简史》，1948）提及BuddhisminChina（佛教在中国）与ChineseBuddhism（中国佛教）之别：前者指只遵守印度宗教和哲学传统而不与中国发生接触的宗派，属于简单移植；后者则与中国思想传统相结合发展而成，才是真正嫁接。吕澂先生强调“我们不能把中国佛学看成是印度佛学的单纯‘移植’，恰当地说，乃是‘嫁接’”，植基于此，李雪涛教授集中阐发翻译的跨文化性（transkulturalität，又译作“超文化性”）特质。

　　在本次论坛上，多位专家讨论到翻译的跨文化性。曹顺庆教授就张西平教授“创造中国的翻译理论”接着讲，其TheVariationTheoryofComparativeLiterature（《比较文学变异学》，2013）里的变异学正是提出了创新性的中国话语，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和讨论。他指出在翻译过程中，文学文本将经历多个层次的变异：包括语言层面，词语的变异、句式的变异、修辞的变异等等；文化层面，特定的历史背景、社会习俗、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需要被恰当解释或转换，以避免文化隔阂；审美层面，原作的艺术风格、情感基调、象征意象等需在译文中尽可能保留与再现。翻译的变异建构的是健康、动态、活跃、变化的世界文学生态，文化的国际传播必然伴随变异。基于“异质性”与“变异性”的变异学理论带给翻译研究的理论启迪就在于“翻译变异不可避免”。李雪涛教授在随后发言中深化此议题，他从对顾彬教授回译曾留德多年的冯至《十四行集》其五《威尼斯》（“Venedig”）的解读切入，认为回到德文语境此诗其义自见。冯至先生关心的问题不只是中国学者自身，而是放眼全人类，用文学意象接续雅斯贝尔斯、布伯、伽达默尔等前辈德国哲学家的讨论更进一步。这些资源的激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回译后产生的，正是在德文语境下，冯至先生笔下的很多意象开始与时代精神发生关联。李雪涛教授指出这些在单一语种下难以进行，强调多语和全球观念的重要性，表示今天的个人本身就是跨文化的，我们都是文化的混血儿（kulturelleMis⁃chlinge），跨文化性而非单一文化性是人类生存的特点。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麻国庆教授从公共记忆与文化往还的角度析论东南亚华人的家国情怀，认为从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与现实可以看出，流动的文化不是流而不回，而是流而又回，它形成了故乡和他乡、他乡变故乡的文化往还过程，公共记忆在文化往还中又不断被建构，处处彰显文化的理解与包容。用文化的“往还”很能抓住今天在全球化背景里面如何看待物的文化和精神的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彭春凌教授亦着眼于此，她的发言围绕新著《原道：章太炎与两洋三语的思想世界（1851—19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展开，兼及绘制近代全球思想史地图的方法。她认为全球史不是一个现在的建构，而是当时人实在的感受和体验。当运用新的宇宙和人的观念解析某一文明时，就出现了利益攸关各方对主导权的争夺，如导致清末国学家与海外汉学家的交往里出现激烈对峙。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理想的翻译模式呢？无论是张西平教授呼吁鼓励更多的汉学家参加到中国政府的各类“中译外”项目里，将中外合作翻译作为基本工作原则；还是申富英教授认为翻译除语言水平外，还需要专业知识，尤其是对文学作品，应选择有专业知识的译者，语言能力和文学水平也需考虑在内，甚至本人就进行相关文学创作的译者可能更适合文学研究的翻译；抑或是马文教授相信翻译中国已成潮流，其主力军是中国译者，当下亟需推动翻译与文、理、农、银河国际galaxy网站工、医多学科交叉融合，翻译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和理解，从而破解“两张皮”的问题。虽然表述不同、角度不一、立场有别，但殊途同归，都旨在强调翻译中合作的重要性，如果以史为鉴，可以发现这在古代的翻译实践中并不鲜见。陈志远通过考察便告诉我们，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并非由个人独立完成，而是多人配合的集体作业，其根本特点在于“因陋就简”，外语（双语）人才相对稀缺，因此不得不采取多人配合等工作方式。张沛教授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翻译模式是合作的，就像中国古代佛教译经时行之有效的做法，从初译、审校到最后的润色，中外同道多人合作完成。如此，则翻译的主体或译者的身份就不是一个单数概念（translator），而是一个复数概念（translators）。

　　本次论坛副标题为“《文史哲》国际版十周年回顾与展望”。《文史哲》国际版创办于2014年，由博睿（Brill）出版社在海外发行，每期一个主题，有专门的翻译队伍，以欧美青年学者为主体，他们大多接受过中国古典学训练，把新世纪以来中国学界最有代表性的成果，系统地向国际译介，在期刊建设方面努力实践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要求。

　　刘光临教授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被歪曲、误解，旨在说明美国汉学研究的变化趋势和特色，以此回应《文史哲》为什么要办国际版的问题，表达自己的支持立场。张沛教授对《文史哲》国际版的未来建设方向提出建议，认为可以请海外汉学家撰文或翻译，同时设立关注西方古典学、研究西方人文（包括海外汉学）的专栏或专号。《文史哲》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史哲”，也应该是世界的“文史哲”，即整体人类文明视野下的“文史哲”。

　　与此同时，部分参会专家也扩大议题，围绕当下人文社科外文期刊的困境与破局展开论述。清华大学出版社《科技与出版》杂志社郭田珍指出，英文人文社科期刊是我国期刊出版类别中较为特殊的刊种，具有明显的“两栖”特征：既要立足本土，又要面向世界，担负着促进国内外学术双循环交流的使命。在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传播中华文明、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先锋队和主力军。她认为，英文人文社科期刊讲好中国故事存在三个层面的要素：期刊，即传播载体；文章，即传播内容；平台，即传播途径。我国实施卓越计划五年来，新创129种英文科技期刊，极大满足了国内科研发表的需求，使得很多重要研究成果发表于国内期刊。在所有期刊类型中，从内容到传播，英文人文社科期刊是最不好做的。她认为，英文人文学术期刊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先锋队，理应得到更大的政策和经费支持。纪建勋教授对郭田珍的观点感同身受，他一直担任《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的主编。该杂志原来每期中英文论文比例基本各占一半，但不幸的是，其中英文论文的引用率或者转载率极低，而被迫将此前的双语期刊一分为二，一本继续沿用此前的名称在国内出版，另一本则名为Cowrie:ComparativeandWorldLiterature，由德古意特（DeGruyter）出版社发行。纪建勋教授希望以本次论坛为契机，有识之士共同努力，推动人文期刊的国际化建设，助力英文人文学术期刊走出困境，更好地完成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使命。

　　本次人文高端论坛不仅是对《文史哲》国际版创刊十周年的纪念，更是习2021年5月9日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三周年之际的回顾与展望，论坛的成功举办是在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上取得的重要创获。论坛最初预计涵括三方面议题：“1.学术文化翻译的时段性、对象性及区域性特点；2.外来思想、文化、学术之于本土的价值与意义；3.中华文化包括中国学术外译之反响与路向。”本次论坛的参加者都有丰富的翻译实践与深厚的理论建构，故而能对翻译做多元而整体地审视和考察，实际所涉范围远超原先设计。

　　在闭幕式上，麻国庆教授还特别表彰了年轻学者与会的重要性：“我们开会不能都是白发的老头，应该多一些年轻人，以突显学术会议的传帮带意义。”《文史哲》杂志主编杜泽逊表示，会务组为每位专家都安排了专门的青年学生负责整理相关发言与讨论内容，以便后续刊发，这在扩大学术影响的同时，也未尝不会留下一段对晚辈具有“传帮带意义”的佳话。

　　本次论坛还公布了“2023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涉及“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近现代女性群像”等精彩话题。热点之九“新版《柏拉图全集》中译本问世，西方古典学汉译工作日趋系统”和论坛主题“翻译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密切相关，此条解释语末句为“以晓畅的汉语通达西学资源是一桩无止境的事业，更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性工程”。如其所言，稍加调整，正是本次论坛的愿景：以晓畅的外来语言通达中华学术资源是一桩无止境的事业，更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