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交流》2021年第4期
栏目:学术交流 发布时间:2024-05-24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简洁、朴素、大方的深色夹克成为党员领导干部群体公开场合着装的主流和基调,这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和现实指向,也是新时代中国政治符号建构的重要举措,其实践功能包括以配合全面从严治党发挥政治符号的训导功能、以塑造党的作风建设的象征系统凸显政治符号的建构价值、以实现政党历史目标的生动呈现释放政治符号的精神感召、以政党自信的外在物化形式放大政治符号的传播效果。中国着装形象的转型营造了引人注目的视觉标识系统,学界应当进一步拓展政党研究的微观层面和全新视角,高度关注新时代中国形象建设和政治符号再生产,更好地赋能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向世界展现百年大党的治理经验、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

  [摘要]科层制组织理论提供了理解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建构逻辑的理论资源,在此基础上,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的内容设置呈现出执规责任层级化配置与责任下沉、执规责任全面化配置与制度环境营造、执规责任配置伴随组织激励、意识形态强化等制度特征。责任机制、工作机制、保障机制共同建立了阐释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的制度内容及其背后机制作用与治理秩序的有效视角,这为深入理解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的制度与实践意义提供了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方案。

  [摘要]“生态文明的价值旨归是环境正义还是生态正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围绕着生态文明的研究所产生的一些争论。但是,对环境正义和生态正义概念的混用忽视了两种概念背后所代表着的哲学基础属性。经过对两种概念的深入分析可知:“生态正义”的价值追求是建立在“非人存在物具有内在价值”这一哲学基础上的,其核心在于颠覆传统的人际伦理学和主观价值论;“环境正义”则是建立在批判原则上的一种社会正义理论,它坚决反对在人类之外的自然之间寻求对正义的考察。关于如何实现环境正义,浅绿思潮所支持的“修正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支持的“变革论”也有分歧。笔者认为,在现阶段的中国,实现环境正义是需要浅绿的柔性生态政策的,而生态文明价值旨归的最终形式只能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作为“生态性正义”的环境正义。

  [摘要]魏晋士人崇尚自然的生态智慧与皈依自然的生命选择。他们对本真、自由的自然之性的追求具有明显的生态完善性原则和生态伦理价值取向,而其追求在日常生活中与自然融为一体,相亲相乐,则说明魏晋士人从个人的本真存在着眼,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对话,追求个体生存的自我超越,表现出一种生态智慧和人文情怀。在“仕”与“隐”之间,“自然”既是魏晋士人所依赖和亲近的生存环境,也是他们的精神、灵魂的寄托与归宿。这种古典形态的生态智慧与生命选择充分体现了现代生态伦理精神,对于我们在现代社会中重新审视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倡导生态型的生产、生活方式,塑造顺应、尊重、保护自然的理想生态人格,具有指导意义。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以后,学界开始了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制度构想和“沙盘推演”,对法规范合宪性审查的制度构想则主要集中于法律的合宪性审查,但在我国法规范体系中,特别是地方性法规制定主体扩容于设区的市的人大之后,地方性法规在法规范体系中的数量激增,受制于立法能力和现有审查体制的不足等因素的影响,未来地方性法规所引发的合宪性争议可能是法规范合宪性审查中最多的一个场域。现有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存在着客观抽象审查模式、审查手段柔性有余刚性不足、省级人大常委会陷入“制度”空转等弱点,应以体系化思维重构由省级人大常委会和省级高级人民法院分层次承担地方性法规合宪性审查的初步判断和提请审查功能,采用主观与客观审查、具体与抽象审查相结合的方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最终作出合宪性审查决定的地方性法规合宪性审查机制,以有效推进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实现“依宪治国”,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水平。

  [摘要]2018年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规定正式写入宪法第100条第2款,实现了设区的市立法权在宪法规范层面的确认和升格。设区的市立法权入宪具有重要的规范价值、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规范价值体现为形式上提供设区的市立法权的宪法依据、内容上明确设区的市立法的权责统一性、体系上健全立法权的宪法规范结构。理论价值体现为终结设区的市立法权合宪性的理论纷争、推动设区的市立法研究的纵深发展、增强立法学研究的决策功能。实践价值体现为调动地方立法主动性和积极性、提升地方治理的法治化水平、推进宪法的全面实施。

  [摘要]赋予设区的市以立法权,不仅是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下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实现“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的重要制度安排。地方立法权的扩容,为市域治理的法治化提供了合法性根据,不仅可以激发地方发展活力,促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而且可以有助于完善地方法制,提升国家整体法治水平。地方竞争格局下,市级立法尚存在着立法现象严重、立法权滥用问题突出以及立法的创制性表达不彰等问题。

  [摘要]以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为代表的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因合法性危机经历着重大变革,其未来走向直接关切各国的利益。但是,南北国家、北北国家以及南南国家对国际投资仲裁的改革立场呈现差异特征。依据国家理性主义认为,国家的偏好不是固定不变的,国际权力结构和行为者的观念变化会影响国家的成本收益分析。国家作为理性行为体根据国际投资身份和国际投资仲裁认知变量对国际投资仲裁仲裁制度进行综合计算以便达到帕累托最优。

  [摘要]俄罗斯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与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最大的国家。跨境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的对外贸易形式,推动了中俄传统贸易的转型升级,对进一步促进两国的经贸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以“一带一路”背景下中俄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为主线,分析了中俄跨境电商的发展优势,以及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促进中俄跨境电商持续发展的对策。

  [摘要]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网购消费随之升级,多元营销方式不断涌现,其中“电商+直播”新模式突破了传统电商模式的局限,可以通过提供实时性、强互动性的现场体验感与真实的信息,激发消费者购买动机,借助主播依赖关系方式实现引流带动销量,同时,电商直播模式能够降低中小型企业宣传成本,其依据自身模式的营销特点深受大众喜爱。对“电商+直播”模式提出如下建议:相关监管制度方面要在国家层面出台相应法律法规,重点明确主播“身份”规范。加强主播平台监管力度。强化消费者监督力度。直播内容创新方面要从体验感、产品遴选、内容差异方面出发进行改进。主播素质修养方面建议要从社会意识、专业技能等方面加强。以期完善直播平台发展体系,促进电商直播平台发展,从而构建起可持续发展的直播环境。

  [摘要]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红色文化与旅游融合共生是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是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有效保证。基于共生关系的视角,阐述红色文化与旅游融合必要性,从经济、政策、主体、生态、社会五方面分析乡村红色文旅融合的共生动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红色文旅融合共生模型,并以南泥湾红色旅游景区的案例分析乡村地区红色文化与旅游融合共生发展面临的困境,为提升中国乡村红色文化与旅游融合价值、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借鉴。

  [摘要]民航运输与区域发展之间具有相互协调、良性互动的关系,民航运输会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区域发展也反哺民航运输的快速发展。分析我国七个主要区局的民航运输与区域发展的互动发展现状,分析民航运输对区域发展的驱动机理,总结区域发展对民航运输业发展的拉动机理。提出民航运输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优化路径,加强融合发展,提升民航运输与区域发展协调度;区域间形成良性竞争,区域内实现错位发展;推动通用航空,物流货运产业发展;适应区域发展规模,动态优化民航运输产业布局。促进区域民航运输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达到1+1>2的集群效应。

  [摘要]先发国家的社会个体化是其日常生活样态与现代化制度因素相互生成的过程,并且与西方文化相亲和,但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发展道路、文化传统与西方不同。在这样的背景下,“空巢青年”作为中国社会个体化的代表性群体,其日常生活既蕴含个体化逻辑又具有国情特征。从日常生活结构看,他们偏离传统,在职场关系、趣缘“关系圈”、代际互动、居住形制等方面都呈现出第二现代性的新变化。从整体上看,“空巢青年”是个体化的一种自我主义样态,他们具有较强的个体自主性,形成了以“己”为中心的差序网络,可以发挥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弥合作用。

  [摘要]“非常规性纠纷”是对我国当前特定社会纠纷与冲突类型的高度凝练,其核心内涵在于诉求表达与纠纷解决的非常规性,其具体特征包括聚众性、社会侵害性和政治性。根据主要参与者的不同类别,非常规性纠纷可分为官民型、官际型、民际型,以及可在广义上归属于官民型但又具有自身特殊性的不满宣泄型。作为社会纠纷的一种特殊形态,“非常规性纠纷”在内涵特征、适用对象、学术研究规范性等方面,与冲突、集体行动、件等相关概念都有一定差异。相较而言,“非常规性纠纷”概念存在明显的时空特征,“非常规性纠纷”研究具有“件”研究难以取代的价值。

  [摘要]以独特的后政治经济学视野走出后现代主义“文本观念论”误区的柄谷行人,其文学批评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形成了理论共振效应。通过对20世纪以来以“文学性”为中心的文学科学方法的反思,柄谷行人突出了对马克思科学思维方式的考察,并对马克思《资本论》等成熟期作品进行了创造性解读。传统政治经济学模式背后潜隐着近代形而上学逻辑,马克思凭借其敏感的哲学思辨力超越了19世纪的经典科学范式,这是一种近乎当代“复杂性科学”的新视野。柄谷行人以其跨学科的理论姿态,为我们反思俄国以来的西方现代文学科学化道路,厘清文学与现代多元化历史实践的复杂关联,开拓人文社会科学新路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思路。

  [摘要]日本学者实藤惠秀以研究中日关系史闻名国际,他在二战之后表现出来的真诚“反省与悔罪”的中国观更是具有典型意义。实藤惠秀曾与其长子实藤远合著出版《中国新文学发展略史》,在日本“中国新文学史”纂述谱系中具有鲜明的特点和独特的意义。无论从日本“中国文学史”纂述史的角度,还是从中日关系的角度,实藤父子《中国新文学发展史》都是一部不可忽略的重要著作。

  [摘要]托妮·莫里森在其小说《天堂》中提出“身份建构”概念作为论述框架,并对美国传统文化模式和身份构建进行批判。其身份建构由个体角度转向群体,并对身份建构中一些重要论题进行反思:在种族身份方面,莫里森早期致力于反驳对黑人“妖魔化”,探索美国黑人的民族本真性,后期则显露出后现代倾向,对于种族纯粹主义进行更加尖锐的批驳;在性别身份方面,她一方面承认女性看待世界的特殊视角,另一方面坚称其小说创作绝无直接以性别为指向的计划。小说的开放式结尾,意味着“天堂”不是封闭、固定的,而是一个必须不断努力的过程。返回搜狐,查看更多银河集团网址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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