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学派是目前在国内颇具影响的学术流派,其治学方法与实践很值得关注和探讨。华南学派史学理论的形成，植根于中山大学文科建设以来“眼光向下”与跨学科治学的学术传统，师承傅衣凌、梁方仲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在此基础上积极吸收西方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并在与海外学者长期的合作与交流中形成了共通的治学理念。华南学派史学理论的形成，与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及其学术思潮的变迁密切相关，反映出中国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某些共有特征。探寻该学派史学理论的形成过程，对于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应具一定的启示意义。

　　近三十余年来，一批历史学和人类学学者以“华南”为试验场，在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其“研究范式已水到渠成”。他们将在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概括为：一是提倡历史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取向；二是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提倡田野调查与文献分析、历时性研究与结构性分析、上层精英研究与基层社会研究的有机结合；三是强调从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和中国人自己的意识出发，理解传统社会发展的各种现象，在理论分析中注意建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己的方法体系和学术范畴。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学术群体，其核心成员包括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赵世瑜以及海外的科大卫、萧凤霞、蔡志祥等人，他们“一直有一个学术共识和理想：由地方调查的经验所了解到平民的日常生活与想法，来改写中国史。也就是这个学术共识，造就了‘华南研究’”。按照2009年时任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的说法：“我们的历史人类学已经形成了‘华南研究’或‘华南学派’，我们的历史人类学团队及其研究已经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华南学派称得上是“中国历史学和人类学界不多见的能够和世界学术前沿对话的群体”。它的形成，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同时又深深扎根于自己的传统。华南学派在中国史坛的崛起虽是近年之事，但其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他们的先辈以筚路蓝缕、开启山林的精神，为华南学派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石，其理论、方法、实践和学术远见，皆足以为后人垂范。鉴此，本文有意将该学派置于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变化的脉络之中，客观评估其与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关系，以加深对中国近代学术史的认识。

　　由顾颉刚和傅斯年共同创立的中山大学（下称“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下称“语史所”），不仅奠定了今天中大人文学术的根基，更为重要的是，该所留下的“眼光向下”及跨学科研究传统，已成为华南学派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建构过程中最重要的思想渊源之一。

　　1927年前后，顾颉刚为语史所主办的《语史所周刊》《民俗周刊》作了两篇反映该所工作旨趣的《发刊词》。在顾颉刚看来，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学界开辟学术新路，须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学术方向和范围、材料的状况和最新治学方法等问题有清醒的认识。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建设新学问须打破学问的功利性，以求真为目标；须打破偶像的权威，以彰显理性。在此基础上，他呼吁研究所同仁应“承受了现代研究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中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语言历史学与其他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

　　以上论述，无论是在治学理念、方法，还是在内容上，都包含有一种新意。首先是“眼光向下”，走出书斋，拓宽了搜集材料的路径与范围。如果说，1923年胡适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所关注的重点仍在传世文献方面，那么，此时的顾氏已认识到“在故纸堆中找材料和在自然界中找材料是没有什么高下的分别”，开始明确主张通过田野调查或者考古，广泛搜集社会各个角落非文字的材料，诸如民间传说、歌谣、谜语、谚语、神话、童话、故事，以及被传统学术研究弃之不顾的档案、账本、契约、民俗物品等材料，来拓展研究的范围。

　　其次，“眼光向下”，建设“全民众”的历史。自1897年梁启超首次撰文主张建设以民史为中心内容的“新史学”，此后流风所及，尽管不少史家也发出过相类的言论，但具体到如何才能修出民史，认识并不一致。至于如何表现“民”的历史，既无成果，又缺史料，不知从何下手，因而“未能真正深入各个历史时期民众生活的层面，做到以民为历史的中心加以展现，民史建设大都只能停留在理想的层面”。

　　究其原因，其一，在研究途径上，清季学人未能找到建设民史的合适切入点，而一味地模仿泰西体例，隔靴搔痒，不能深入民众生活；其二，可能在于思想观念上“知识阶级的自尊自贵的恶习总不容易除掉，所以只听得‘到民间去’的声音，看不见到‘到民间去’的事实”。直到语史所成立后，以顾颉刚为首的语史所同仁才实现民俗学研究与民史建设的成功对接，成为“民史”建设的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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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敬文认为：“民俗文化是一定群体成员生活中，最基础的，也是极重要的一种文化。因为世上没有比民俗文化更为广泛地贴近群众生活、渗透群众生活的文化现象了。”顾颉刚早年参与北京大学国学门的歌谣收集和整理工作，稍后又到厦门大学组织闽学会，继续民间史料的搜集和调查，深谙民俗材料对于民间社会历史重建的作用，因而他主张将全民众历史文化建设与民俗学研究结合起来，实自北大国学门以来对中国民俗学建设长时间的参与后的一种切身体认。

　　1928年3月，顾颉刚代表语史所同仁为《民俗》作发刊词。在《发刊词》中，他猛烈抨击“圣贤”历史，鼓吹建设“全民众”的历史，说：历来的政治、教育、文艺都给圣贤们包办了，不容小民露脸，经史百家是皇帝、士大夫们的故事和礼法，不仅大半虚伪，且完全不见社会底层民众的真实生活。随着时代的改变，“皇帝打倒了，士大夫们随着跌翻了，小民的地位却提高了。到了现在，他们自己的面目和心情都可以透露出来了”！他并呼吁：

　　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我们要探检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的社会！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该各各体验自己的生活！我们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间艺术、民间信仰、民间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

　　顾颉刚在《民俗周刊》上的发刊词，与彼时其他民俗学团体的刊物相比，以史学为中心而不是以文学为中心的取向显得相当特别。杨堃见证了这场民俗学运动全过程，他曾撰文指出《发刊词》中的“民俗”是包括民间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等“整个的民众社会”，“《发刊词》的语气完全是一种战斗的口吻”，代表着一种新思想，因此更像是“一篇新史学运动的宣言，想不到它原是《民俗》的发刊辞”，故而“这个民俗学运动原是一种新史学运动”。桑兵认为这是顾颉刚到民间求新史学的重要表述。

　　综上所述，这里所谓的“眼光向下”所涵括的内容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随着西方史学思想、方法的传入，语史所同仁在从事历史研究的过程中，认为单纯地依靠从故纸堆中寻找材料的纯文献研究方法已远远不能适应新时代学术发展的需求，他们重新估定文献的价值，开始走出书斋，眼光向下，实地搜罗材料，各种民间文献、实物、语言、图像和口述资料进入了史料的搜索范围。二是在20世纪初的史界革命浪潮中，新史学家们严厉批判旧史学为“君史”，大力倡导“民史”以来，语史所同仁积极响应学界的号召，以“打破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揭发全民众的历史”为己任，开始眼光向下，关注、发掘底层民众的生产、生活、风俗、文化等领域。同时，语史所同仁将民史建设与其所倡导的民俗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扩大了史学研究的战场。

　　最后，《发刊词》还主张跨学科学术研究的范式，丰富了科学方法论的内涵。顾颉刚倡导的“语言历史学与其他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之内涵究竟是什么？观顾颉刚《1926年始刊词》可知：

　　所谓科学，并不是他的本质而在他的方法，他的本质乃是科学的材料。科学的材料是无所不包的，上自星辰，下至河海，变换如人心，污秽如屎溺，没有不可以加以科学的研究。

　　国学和自然科学不仅在治学方法上有共通之处，自然科学知识本身对于语言历史学的研究也同样有用。他说：“我们深知道别种科学不发达时，国学方面也要因为没有帮助而不得不十分进展的，所以我们酷望别种科学的兴起。”地质学家、语言学家、医学家、动物学家以及植物学家的研究，可以补正考古学、语言学、古代医学史以及中国古代动植物的形状和分布区域。

　　在此，我们不难明白顾氏所指：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历史学要利用诸如人类学、社会学、地质学、考古学、语言学、医学、动植物学等学科的成果，为其研究提供工具。而对自然科学工具的运用，涵括两层意思，一是将自然科学的知识直接运用于历史研究领域，二是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史学领域。他们在实践中秉此思想为指引，不仅打破了中国旧学范围和治学方法的束缚，引起了知识上、思想上的一种深刻的改革，还直接推动了历史科学和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整合，并在此基础之上催生了史学与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新兴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语史所建立后，通过提倡新史学，鼓吹民俗学运动，在南方造就了一个崭新的学术研究基地，其影响力并迅速向全国辐射。1928年，顾颉刚在致胡适的信中说到：“我深信这一年中已为广东学界造成一个新风气。”也正是在这种学术新风的影响之下，语史所及其后起机构的同仁都能前赴后继将先辈开创的学术事业发扬光大，他们所倡导的学术研究新范式亦逐渐形成。1932年，朱希祖在总结中大民俗学研究的方法时说到：

　　（民俗学研究）今后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纵的，从历史的记载上搜集材料；一是横的，从地理的分布上调查材料；再须协合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宗教学家、艺术家，以及民族心理学家等等，共同商定条理，着手搜集调查，研究整理。

　　朱希祖所总结的“纵”“横”结合的研究范式，即在材料搜集、整理与研究上上，“历时性”（历史）与“共时性”（地理）相结合，文本梳理分析与实际调查所得相结合，这种方法也曾在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中得到过充分的运用。朱氏同时还指出要在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辅助下进行民俗学研究。

　　由顾颉刚等人发起的南方民俗学运动最重要的成果是实现了民俗学学科范式的人类学转型。于此过程中，我国早期的民族学、人类学的奠基人杨成志是关键的人物。1927年，杨成志从岭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受傅斯年和顾颉刚的赏识，进入语史所任职。翌年夏，又在顾傅二人的支持下，参加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西南调查活动，由此蜚声学界。杨成志后来曾回忆到，在他进入语史所之后，就“在傅斯年、顾颉刚等领导主持下提倡‘到民间去’，开展民俗学与民族学调查研究活动”。1929后，随着傅斯年、顾颉刚先后离开语史所，杨成志便举起了南方民俗学运动的旗帜。

　　1935年，杨成志获巴黎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中大历史系教授暨历史研究所（由语史所更名）人类学组主任，继承了语史所的学术传统，肩负起中大的民俗学、人类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重任。1948年，杨成志向教育部申请在中山大学成立人类学系，他在陈述建系的第一条“理由”时，首先指出中大人类学研究始于二十年前的语史所的建立，具有深厚的学术积累。钟敬文也同样指出，语史所同仁起初是研究民俗学，“后来却与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会合起来了”。

　　以杨成志及其弟子为核心的学术团队，开展了一系列旨在探究南方社会历史文化全貌的田野调查、研究和人才培养，在研究实践中注意将人类学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相互结合，“将历时性的研究与共时性的研究融入一体,进行了纵、横结合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被学界称为中国人类学的“南派”，以区别燕京大学以吴文藻为首的人类学“北派”。“北派”讲理论、重应用，主要受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理论的影响，致力于近代民族社区和社会结构的分析和研究；“南派”则注重实践，主张在“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文献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利用已有的历史资料进行人类学研究”。即通过历史文献与人类学田野调查、测量相结合，进行跨学科交叉研究，形成一定程度上的“互证”效果，因而又有人称之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学派”。

　　由上可知，在中大，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渊源深厚。1949年前，中大的人类学系是从历史系孕育出来，新中国建立后，中大人类学系被取消，先前从历史系分离出去建立人类学系的教师又回到了历史系，人类学的学科传统在历史系一直得以保留。所以，刘志伟认为这些有历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背景的教师“留下的东西都是跨学科的”，并没有学科分界的紧张。当刘志伟在中大历史系读书的时候，对于《民俗》《民俗学会丛书》中的内容稔熟于心，在不自觉中了解了民俗学和人类学方面的知识。谈及1930年代南方民俗学运动对今天华南学派的学术影响，刘志伟说：

　　民俗学运动在很多方面都留下了很重要的思想学术遗产。其中在学术理念上对我们影响最深的，是《民俗周刊》的《发刊词》中最后的几句口号，它提出：“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我们要探检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的社会！”这可以说是“华南研究”一直坚持的信念，直接联系着理论来源。华南研究的目标在于改写中国历史，实质上要探索如何从民众的生活和欲求来认识整个社会。

　　2001年，以中大历史系和人类学系教师为主体成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宣告成立。在述及语史所与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关系时，中大历史系张荣芳教授道出两者之间的深厚学术渊源。他说：“为了继承和发扬傅斯年、顾颉刚等20世纪20年代在中大倡导的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研究风格和学术传统，以历史学和人类学系具有相近学术兴趣的教师为主体，正式组建了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该中心的成立，“是历史学与人类学互动的一个标志性成果，是学科渗透的创新，提升了历史人类学的学术品味，是傅斯年、顾颉刚在中大开创的事业的基础和发展”。

　　华南学派学术风格的形成，与该学派的核心成员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等闽粤学人师承傅衣凌和梁方仲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脉紧密相关。

　　作为我国现代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奠基人，傅、梁二人在社会经济史园地里耕耘数十年，其门生及再传弟子遍布国内高校及学术研究机构，形成了广泛的学术影响。林有能指出，1980年代以来，在福建和广东两地的经济史研究领域曾经孕育出一个“闽粤学派”，他们之所以被冠以“学派”雅名，主要原因就是福建的傅衣凌和广东的梁方仲分别培养了一批学有所成的弟子，从而使他们的研究方向和学术风范得以传承和弘扬。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很大部分是由傅衣凌、梁方仲先生留下的团队进行的”。

　　傅衣凌和梁方仲进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领域，均源于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在这场论战开始时，傅衣凌正在厦门大学历史系读书，发表了几篇社会史研究的文章，开始意识到“论战期”的社会史研究中存在“公式化”弊端。他指出中国社会经济自具特殊性，“农民的特质”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最真实的基础”，故不能简单照搬西洋的学术来“刻画”中国的社会，应从其自身的特点入手对“其特殊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进行研究。但是，对于长期生活在福州、厦门等沿海大城市的傅衣凌来说，其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认识仍相当模糊，以致他在这一时期有关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只能停留在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等较为宏观层面的讨论。抗战爆发后，一次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将傅衣凌的学术研究引入了一个新境界。1939年夏，傅氏为避开日机的轰炸，辗转来到乡间，无意中发现了一批从明代嘉靖年间到民国时期的土地契约文书。他依据这些材料，写成了影响深远的《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地区研究开拓了一个新领域。

　　1933年，梁方仲从清华大学经济学专业硕士毕业，随即进入北平社会调查所经济史组工作，并与吴晗、汤象龙三人联合发起史学研究会，正式步入史坛。针对当时学界在社会史论战中只谈公式理论而不注重实证研究的现状，梁方仲认为，要认识中国社会，须从农村社会入手，而田赋制度则是理解中国农村的关节点所在。因此他选择明清田赋史作为探索中国社会性质的突破口，从对相关制度的实证研究中，得出对明清以后中国社会性质的独到认识。

　　作为20世纪我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两位杰出学者，傅、梁二人所从事的研究主题虽不尽相同，但他们治学旨趣与方法却颇有相通之处。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注重“局部”个案研究与探求社会“总体系”的目标相结合。傅衣凌认为社会史论战多年，未见令人满意的述作，究其原因，多为史料收集不足所致。尽管不少研究者通过概括性的研究已经构筑了颇为新颖的理论体系，但仍属以一斑而窥全豹的粗放式研究，往往“以偏概全”，一旦涉及某特定问题的深入探讨，破绽立显，以致影响到“总的体系的建立”。为改变这种现状，他希望通过民间史料的采集，以地方志﹑寺庙志及民间契约为基础，对农村经济展开深入的专题研究。他的《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虽侧重于福建经济社区的研究，然亦“未放弃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之总的轮廓的说明，尤其对于中国型封建主义的特点的指明的责任”。日本学者田中正俊认为傅衣凌在该书的开拓性贡献在于：“为了弄清中国农村社会的真实情况”，而“将具体的原始史料与当时的社会整体构造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再作深入的研究”，并号召日本的经济史研究同仁借鉴傅氏的治史新法。

　　无独有偶，梁方仲强调“小题大做”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路径。梁方仲参与创立的史学研究会曾向学界声称：“中国史上的问题太多了，我们愿意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就个人的兴趣和所学，对每一个问题作广博深湛的检讨。”史学研究会及其所办的刊物以“大处着眼，小处下手”的研究倾向，深刻地影响了梁方仲日后的治史路向。梁方仲在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选题上提倡“小题大做”。所谓“小题”指从个案研究入手，切忌游谈无根。所谓“大做”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大量搜集资料，充分掌握全面的历史事实，务求本末兼备，探源溯流；二是指将某一具体专题置于整个时代背景之中去作综合的考察，以求得对整个社会经济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这一研究取向在其赋役制度史研究理论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他曾毫不讳言地指出：以往中国学界讨论田赋制度史的论著多偏重于通论，而不注重把握各地区田赋实施的差异性。实际上，中国田赋问题是“地方的问题”，不仅南方各地田赋问题不同，各省的问题不同，甚至同一省的不同地区也有不同，故田赋问题宜先分区研究，集合更多的人力，将全国各地有关田赋资料搜集在一起，排比编次，才能作出综合的说明。

　　其次，注重民间文献的收集与整理，补正史文献之不足。在傅衣凌看来，历史是一种综合的知识，除常见的文献资料外，研究者还应广辟史料来源,任何文字记载、口碑、传说等别人看去“不屑一顾的东西”，在有心的史学工作者眼中都有价值，关键在于研究者如何使用这些材料，把“死材料变成活东西”，“化腐朽为神奇”，以补正史文献不足的缺憾。他在《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中积极提倡：“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应注重于民间记录的搜集，所以近代史家对于素为人所不知道的商店账簿、民间契约等等都珍重地保存、利用，供为研究的素材。”对于傅氏的治史新径，田中正俊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傅衣凌利用“迄今未能引起注意的民间文约”来证史，“不得不说是中国史学史上划时代的事件”。

　　梁方仲所在的北平社会调查所曾主办《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该杂志的《发刊词》颇能代表该所同仁的学术志趣。其中谈到史料的搜集范围时，他们向学界声称：私人或家庭的流水账，店铺的生意账，工料的清单，户口钱粮的清册等常为研究者，“抛弃”的经济史料，“现在都变成最有趣的，最可宝贵的经济史料了”。在《史学》发刊词中，他们再次表明对于那些“零烂的”，一向不被人们所重视的正史以外的若干记载，也同样地加以注意，因为“这里面往往含有令人惊异的新史料”。梁方仲在研究明清田赋问题的实践中，悉心发掘地方志、笔记、民间文学等书本上的材料，以及不为人注意的有关民间文献，如赋役全书、粮册、黄册、奏销册、土地执照、田契、串票，以及民间的各种完粮的收据与凭单等。

　　第三，注重实地调查和跨学科的治史方法。傅衣凌曾多次著文申述：研究历史“不能枯坐在书斋里，尽看那些书本知识”，同时要“接触社会，认识社会，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文字与死材料两者结合起来，互相补充，才能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推向前进”。实地调查，不仅能获得大量民间历史文献，更重要的是，还能观察、体验当地的民风、民俗、山川、河流、地貌、建筑等历史遗存。而“和当地人访问、谈话中，也常常得到文字上无法得到的材料，足以引人思考，从中得到启发”，对于深入、准确解读历史文献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同样，梁方仲也非常重视社会调查。如《北京市田赋概况》便是根据北平市的调查统计资料写成，详细考察了北平市田赋沿革、种类科则，并提出改革北平田赋的具体意见。此外，1939年9月，梁方仲进入陕甘宁边区，随后又进入四川、陕西、甘肃等省，对这些地区的土地、赋税情况进行了八个多月的调查，写成《田赋折价问题：改征实物或实物折价与折价之标准》作为调查报告。

　　傅梁二氏虽以中国史研究为业，但均受到过良好的经济学、社会学方等面的学科训练，这些学术训练为他们后来从事历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傅衣凌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其研究对象涵盖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史家要“成一家之言”，须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他本人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总是尝试将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理论、方法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梁方仲在清华读书期间主修经济学，后来进入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受到过良好的经济学和社会学训练，其社会经济史研究更逐渐形成了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相互融合的特色。正因为二人在研究领域和治学方法上的诸多叠加和相通之处，为他们的后学在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彼此频繁交流、取长补短创造了有利条件。

　　“文革”结束后，中大历史系古代史研究面临八大教授相继去世的严峻局面。汤明檖承前启后，把继承和发扬老师梁方仲倡导的学术研究道路和学风作为自己的使命。他首先恢复了梁方仲开设的“中国经济史”课程，重新整理校对在“文革”前已经排出校样的书稿，整理出版梁方仲遗稿；将梁方仲的学生和在广东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的学者凝聚到一起，成立广东明清经济史研究会，并亲任会长；主持第一批国家哲学社会学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之一的“广东的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在中大开始招收明清经济史研究生，传授梁方仲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和优良学风。在汤明檖的努力之下，“广东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继承了梁方仲教授开创的传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成为国内外都有影响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研究重镇之一”。

　　陈春声1982年自中大历史系本科毕业，随即追随汤明檖攻读社会经济史方向的硕士，1984年完成硕士论文《清代乾隆年间广东的米价和米粮贸易》，1986年复入厦门大学，师从傅衣凌攻读博士学位。他在傅衣凌的耳提面命之下，“学到了许多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有效的理论和方法，开始注意传统农村基层社会的研究，学术价值观有了很大的转变”，后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了《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其治学路径明显继承并综合了梁方仲与傅衣凌的学术路径。

　　在陈春声看来，区域研究与田野调查、民间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对于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一方面，受人类学经典社区研究的影响，社区的变迁日益也受到社会史研究者的重视。小社区的典型研究对于理解一个社会内部多因素的相互关系，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发展方向，具有其他研究所不能取代的意义。如果把社区（在自然村，或有相近文化特征或社会经济关系的地域）理解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那么通过实地深入观察而获得对社区内部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外部联系的了解，对于深化整个社会史的科学认识是有积极意义的。这种小社区的研究实际上已带有揭示“整体历史”的意义。

　　其次，在小社区研究过程中，田野调查的方法是基本的工作方式。在田野调查中，不仅可以搜集到在图书馆中无法获见且极为丰富的民间文献，更为重要的是，在调查时可以听到大量有关区域社会内部的传说和故事，这些口碑资料，所揭示的社会文化内涵往往是文献记载是未能表达的。走出书斋，置身于民间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中，踏勘史迹，采访耆老，尽量摆脱文化优越感和异文化感，努力从乡民的情感和立场出发去理解所见所闻的种种事件和现象，常常有一种只可意会的文化体验，而这种体验又往往能带来新的学术思想的灵感。

　　由此看来，田野调查绝非仅仅搜集民间文献资料而已，除此之外还在此过程中于历史发生的现场中寻找体验，以便更好地解读文献。对此，弟子陈春声总结傅衣凌所强调的“活文字与死材料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包括了社会经济史研究者要在心智上和情感上回到历史现场的深刻意涵”。事实上，在实地调查中回归历史现场，踏勘史迹，采访耆老，游神冥想，置身于古人曾经生活与思想过的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中，常常会产生一种只可意会的文化体验，而这种体验有助于阅读文献。

　　这些看法，在华南学派的内部已成共识。刘志伟认为，历史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展开的，时空存在着复杂而辩证的关系，史学工作者可以通过阅读文献间接感受，至于空间，还有可能去直接感受，虽然历史发生的场景大多早已“面目全非”，但研究者仍可能置身该事件发生的场所，通过反复观察或体验，从中获得某种历史的感悟。他说：“我们始终有一个信念——如果不了解那个地方就无法真正读懂文献，也就是说，我们做田野是为了能更好地读懂文献。”在经过一番田野实地考察之后，再回头读文献，原来没有意义的文献内容在田野经验的积累中就会变得易于把握。郑振满也指出：“为了直接体验空间的历史，我们就亲自到文献中所记载的那些地方去做田野调查。那些文献上死的历史在田野中就变得活生生的，而且在田野中还会发现文献上没有记载的内容，并且看到他们原本就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周围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历史就变成立体的。然后，我们反过来再到文献中去寻找在田野中所发现的一切。”

　　进入1980年代，刘志伟、陈春声、郑振满、周大鸣等人在继承既有学术传统基础上，积极与海外有共同学术志趣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展开对话、合作，对华南区域社会进行了一系列学术研讨和田野调查活动。这些合作促成了人类学者和历史学者，研究闽粤（含台湾和香港）的学者，以及具有西方和中国大陆不同教育背景的学者聚集在一起，通过密切的学术交流，逐渐发展出一种关于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理论与方法，直接促成了华南学派学术共同体的形成。

　　1983年6月，汤明檖受邀前往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担任东亚语言文化学系一年的客座教授。法国是西方汉学的重镇，也是年鉴学派的发源地，该学派提倡“整体地”、“总体地”研究历史的成就，在1980年代的国际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全世界历史学家进行科学性历史研究的典范”。年鉴学派主张将注意力集中于“历史的社会、经济层次研究，集中于作为群体的人的研究”，与传统史学注重政治史、事件史、个人史的研究表现出明显的异趣。在具体研究取向上，年鉴学派关注日常生活和底层小人物的命运。该学派的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安德烈·比尔吉埃尔认为年鉴学派推行着一种“种群主义”，注重发掘底层民众的历史。在他看来，一个改良过采伐技术的普通农民与赢得了一次战役的将军是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人物，从而将历史研究建立在社会现实的每一个层次，这些层次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在研究材料的来源上，年鉴学派第三代的另一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主张扩大历史文献的搜集范围，将以前主要依据的书面文献，代之以一种包括这些史料包括各种书写材料、图像、考古、口述等来自民间和非文本多元的史料；同时认为早期年鉴学派倡导研究的经济、社会史已不再是新史学的先锋领域了，人类学都超越了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成为新史学的优先对话者，并主张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一个新学科——历史人类学。

　　在法讲学期间，汤明檖与年鉴学派有过密切的接触，这对于与世界学术隔绝了三十余年的中国学者来说，冲击之大不难想象。回国后，汤明檖对国内中国经济史研究与国际学术潮流间存在的差距颇感忧虑，他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这一现状。当1980年代国内学界对年鉴学派尚处于介绍阶段之时，他就开始直接指导陈春声、刘志伟等人运用年鉴学派的理论进行具体的中国史研究。在为李龙潜《明清经济史》和陈春声的《市场经济与社会变迁》二书所作的序言中，汤明檖指出：“法国年鉴学派的出现，更促进了经济史研究从社会总体上把握经济现象的趋势。当代的经济史已经摆脱了画地为牢的学科藩篱，越来越具有一种全面的综合的历史阐释色彩。”历史研究中的考释工作对社会经济史研究仍然十分重要，除此之外，“还应多尝试吸取社会学、人类学、计量经济学等方法，对某些经济现象作出近似的、多样化的推算和估算，这种尝试或许是有益的”。在他看来，经济史研究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去解释经济现象，需要从整体上来把握一个时代，重视经济活动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意义，并鼓励陈春声、刘志伟等学生与海外的人类学家积极合作，将研究兴趣转到文化的研究上，在小社区开展田野调查研究，探求对社会经济史整体性理解的新途径。

　　1993年，勒高夫受邀来中国访问，第一站便在华南学派的大本营——中大历史系座谈，这反映出勒高夫的学术见解与华南学派的学术诉求有合拍之处。勒高夫在中大历史系的演讲中，继续为建立历史人类学鸣锣开道。他说：“人种学在变成人类学，即关于人的科学，而不是关于种族的科学。这样的研究方向对我们十分重要，因为我们得以更好地理解人们日常生活的历史，一切人的历史，而不单纯是理解社会上层的历史。然而，人类学主要是从功能主义（lefonctionnalisme）和结构主义（lestructuralisme）两个学派内部发展起来的。可是，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并不重视时间，也不考虑历史。所以，有意成为人类学家的史学家应当创立一门历史人类学。”勒高夫这段演讲词被华南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在不同场合加以引用，成为华南学派论证历史人类学“合法性”的理论来源。

　　在汤明檖的鼓励与支持下，陈春声、刘志伟等中大历史系同仁与海外人类学、历史学学者建立了密切的合作联系。汤明檖去世后，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系东亚委员会主席萧凤霞在唁函中回忆了汤明檖对促进这种合作的贡献。她说：

　　80年代在学术上是令人振奋的十年。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学术研究的结构和思想都有了空前的变化。当时汤教授正从法国归来，我们谈话的主题，正是欧洲史学和人类学研究的新方向。我们的学术思想交融之时，正值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当时全世界的历史学已经历了从重视政治史到重视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转变过程，文化的意义在历史运动中的角色日益受到重视；与此同时人类学也摆脱了共时性的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分析模式，转而关心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重现的文化意义，这种新的研究规范的核心，在于历史感。

　　诚如萧氏所言，正是汤明檖将国际学术界充满活力的思想介绍给研究中国的海内外同行，使他们认识到：跨学科的研究趋势可以为中国历史的实证性研究作出贡献。所以在萧凤霞的眼中，汤明檖的学术活动，“表达了一种将中国和西方学术传统的精华融合为一种新的综合的坚定信念”。

　　科大卫和萧凤霞自1980年代起便与刘志伟、陈春声等有着“共通的兴趣”的国内学者开始合作，对珠江三角洲进行长达十余年的调查与研究。1995年，科大卫与萧凤霞合编《脚踏实地：华南的地缘》，该书总结了这一时期多人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均“强调把文献和田野研究结合才是‘脚踏实地’”的研究风格。”《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是科大卫集结了他二十多年华南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他从实证与理论两方面，再次明确了华南学派对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定位：“区域历史的研究，如果不能产生出宏观分析，就会变成狭隘的地方掌故。对于一个区域的优秀研究，会迫使我们对中国其他地区提出新问题，如果考虑周全的话，甚至会迫使我们对中国以外的社会提出新问题。”

　　与科大卫的史学科班出生不同，萧凤霞早年追随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施坚雅，受到过严格的人类学学科的训练，但他一向认为“跨越学科的界限，是学者应有的追求”。在萧凤霞的华南研究实践中，强调聆听多种历史声音，在“批判地运用文献的同时，脚踏实地地走进田野里去”，通过“阅读地方文献，进行实地调查，和官方文件互相比次，辨别各种叙述的弦外之音”。在这种取向的指导下，写出《文化活动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发展——关于中山小榄菊花会的考察》一文，是文通过田野调查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对菊花会在小榄镇的历史文化生活中的意义作出了初步考察。此后，又发表《传统与循环再生——小榄菊花会的文化、历史与政治经济》对这一问题的作了继续思考。她与刘志伟合作完成的《宗族、市场、盗寇与疍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一文，通过耙梳传统文献与田野调查所得民间资料，尝试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去探索珠江三角洲社会，用人类学的眼光去解读珠江三角洲的历史”，揭示出“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方人士在使用各种族群标签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复杂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的争夺”。

　　在与海外学者的诸多合作计划中，以1991年开始的“华南研究计划”最为重要。该计划由时任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陈其南主持，在大陆的负责人是刘志伟，参加成员包括：陈其南（香港中文大学）、萧凤霞（耶鲁大学）、科大卫（牛津大学）、蔡志祥（香港科技大学）、刘志伟（中山大学）、陈春声（中山大学）、罗一星（广东省社科院）、陈支平（厦门大学）、郑振满（厦门大学）、郑力民（安徽省社科院）。其后，该计划的很多学术活动，先后有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南地区问题研究者参与。其研究旨趣及最初的设想可以说主导了此后二十余年华南研究的方向。

　　“华南研究计划”全称“华南传统中国社会文化形态研究”，该计划的初期目标是结合人类学的田野研究和历史学的地方文献分析，针对华南几个代表性地区社会的主要社会文化层面展开深入考察。尝试运用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质提出一些属于本土性的观点，以为其他有关现代华南社会发展和变迁研究的提供立足点。并通过此种集体性的研究计划，加强研究者之间在方法和理论思考方面的交流，为共享地区个案研究的材料信息和下一个阶段提出有关中国社会的一般性理论做准备工作。同时，通过研习讨论和实地研究，期望就当代的学术思想和方法论与中国青年学者共同切磋学习。

　　该计划以明清以降至1949年之前的“传统”中国社会为研究对象，同时容许研究者依所研究小区和材料的限制做出调整。在研究方向上规定：（1）各研究者在实际研究中可能对不同的社会文化层面有所偏重，这些层面包括家族、宗族、小区组织、宗教信仰、族群意识、经济形态、政治结构或生态系统等等；（2）各研究者同时也将在区域和主题意识方面尽量提供可互相协作和整合的基础；（3）在研究的特色上，除了尝试结合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外，也主张将孤立的村落小区研究整合到区域社会的历史架构中。因此每位研究者所选定的小区研究点或探讨的个案，必须考虑到如何整合或关联到该区域或社会的横切面与历史的纵深架构中。

　　在预期的研究成果方面，则提出了“三步走”计划，具体为：第一年经过几次有计划的研习讨论之后，每位研究者提供至少一篇论文，根据各自过去的研究地区和研究课题，提出一个总结性的观点。为考虑到衔接下一阶段以本计划主题为中心的研究方向，这些论文经过研习会的批评和讨论，修改订正后即汇集成一本论文集，作为第一年的初步研究成果报告；第二年的主要工作在于田野资料的收集和分析，研究者根据第一年工作研讨会所得的结论，分别选择了合适的区域和小区个案，开始进行较长时期和较深入的文献和田野研究。期中也举行两三次的研习汇报，交换工作经验心得，保持工作方法和资料定位的一致性；第三年重点在于延续研究资料的分析整理和撰写工作。务必在第三年结束的时，各研究者能就自己所研究的小区和项目完成一本专书（monograph）,构成一个系列作为本研究计划的成果报告。其中也计划以研究小组的论文为核心，每年一次就特定的地区或主题举办研讨会，出版研究论文集。

　　整个计划的目的在于透过人类学小区研究和历史学地方史研究的结合，探讨传统中国小区社会的基本形态和社会制度特质。对研究基本对象村落单位的选择，须考虑其整合到大区域历史的可能性。研究应形成一方面可以充分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技术和理念，另一方面又能掌握和收集地方文献（谱牒、契据、口传、碑铭等）和区域社会史背景的特色。在研究理念方面，除了重视整理分析和形态建构的工作之外，希望每一个研究者透过这个“集体性”的合作计划，不但可经由其他参与者的批评讨论使自己的研究和著作获得改善精益，也可以扩展对其他地区和其他现象的了解，为更深一层的综合理论性研究建立基础。同时也期待经由这个研究小组的协力合作，尝试发展出有关中国社会文化的新方向。从1991年8月到1992年8月，科大卫、萧凤霞、陈春声、刘志伟、蔡志祥等人在广东新会、佛山、番禺、澄海，福建莆田以及香港等地召开数次工作坊，就各自田野点中的重要问题展开深入广泛的对话。在工作坊开展的过程中，每位成员最重要的任务包括交换田野研究方法的心得、文献材料的解读经验和人类学观念与方法的学习。透过这些小组工作研讨会，整个研究计划可获得完整的共识，而在研究方法和理念上也可达致沟通与协调。

　　遗憾的是，随着陈其南1993年离开香港中文大学返回台湾任职，该计划在制度层面的运作便中止。如果用今天审查一个研究计划成功与否的标准来看，由于没有出版过一本真正完全属于这个计划的论文集或专书，可以说是以“零成果”收尾。然而刘志伟在回顾过去三十年“华南研究”发展的道路时却认为，这个计划在“华南研究”发展的历程上是“一个具有转折点意义的标志”：

　　这不仅因为这个计划采用的是田野工作坊的方式一直延续下来，成为我们开展各种集体学术研究活动的基本模式，甚至也应用在我们的学生训练实践中；也不仅仅因为这个计划把一群在学术上有共同追求的朋友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华南学派”的群体；更重要的是，这个计划把人类学者和历史学者、研究闽（含台湾）和研究粤（含香港）的学者，西方教育背景和中国大陆教育背景的学者聚集在一起，大家无拘无束地交换的研究心得，在历史现场考察中思想碰撞触发的灵感，在热烈讨论中的激烈争辩中，发展起一种关于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取向，形成了渐次清晰的理论思考，甚至建立起一种富有特色的研究模式，不仅影响了计划参与者，也影响了他们一大批学生的研究。

　　换言之，虽然该计划未能拿出“标志性”成果，其影响却是深远的。按照刘志伟的说法：“由这个计划聚集起来的研究群体，在后来十五年中并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他们走出的研究道路，一直在向前延伸。在‘华南研究计划’中形成共识的学术追求和研究取向，已经对今天关于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甚至在中国历史学新方向的探索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是远非计划预设的‘成果指标’完成了多少可以衡量的。”

　　诚如刘志伟所言，正是在该计划的组织体系和所传达的学术旨趣之下，使得这批具有相近研究志趣和具有独特治学观点、方法、风格的学者开始聚拢过来，“华南研究”共同的学术理念形成。

　　通过本文的梳理考察，可见对“华南学派”史学理论学术渊源的把握，主要不外“传统”、“师承”和“会通中外”三个维度。

　　首先，华南学派的形成植根于中大既有的学术“传统”。如果我们审视语史所的整个学术理念和运作实践，可以清晰地发现以下三个特点：一、研究对象已由注重社会上层或精英政治下移到民间风俗、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二、材料依据已由较为单一的传统文献转向了民间文献、考古发掘、田野调查实物、口述文化等多元材料的搜寻和综合运用。三、研究手段已进入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之间的交叉互动和整合。这种学术路向的转变，是对20世纪初以来“新史学”思潮的真正实践与深化。诚如当年陈锡襄总结国学研究特点时说到：“国学的研究自受了新史学和科学的洗礼，一方面扩大了眼光，从旧有的经史子集中打出一条‘到民间去’的血路；一方面缜密其方法，用统计学、社会学、人类学、地质学、生物学、考古学种种科学的方法来切实考求人文的真相，而予以簇新的解释。”

　　在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或者说是向“科学化”为主旋律的变革过程中，语史所的整个运作无疑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理论上，以顾颉刚、傅斯年为首的语史所同人受了西方传来的科学教育，秉持“没有功利的成见”，“一切学问不都是致用”的非功利主义态度，以进化的眼光重新认识历史，拓展研究视野，以具有“社会史性质的‘民史’和‘国史’取代昔日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实践上，为能实现将语言历史学建设成为与“其他的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的目标，他们加大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等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实验”性环节来提高所得材料的科学水准，并努力学习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如民族学、人类学及其最新研究成果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他们的学术，始终透达出一种中西学互相交织、摩荡融合的鲜明时代特征。

　　新中国建立后，中大的历史教育始终是跨越历史学和人类学两大学科。因此，当学界近年来对突然冒出来的“幽灵”——“历史人类学”这一新名词展开热烈讨论的时候，刘志伟指出：

　　近年来有关历史人类学的议论，制造了一种印象，好像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或对话，是一种新潮。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国人类学从一开始就和历史学结合得非常紧密，而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也从一开始就深受人类学的影响。大家都知道，1920年代傅斯年先生在中大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实际上真正有影响的是语史所——引者注），就是把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放在同一机构中的。解放后中大历史系中的著名教授，全部都有包括人类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的学科背景。这些学术渊源，对我们有非常深的影响。……我们在1980年代中期与人类学家合作开始在乡村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激励我们的，不正是顾颉刚、容肇祖这些史学前辈当年在北京的妙峰山、在广东的东莞考察的身影吗！

　　同样，陈春声在为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出版的“历史·田野丛书”总序中回顾史语所学术特色时曾指出：“傅斯年等先生20世纪20年代在这里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就倡导历史学、语言学与民俗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风格，并在研究所中设立人类学组，培养研究生，开展民族学与民俗学的调查研究；顾颉刚、容肇祖、钟敬文等先生开展具有奠基意义的民俗学研究，对民间宗教、民间文献和仪式行为给予高度关注，他们所开展的乡村社会调查，表现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特色。”并进一步指出，在史语所同仁的研究中，“文献分析与田野调查的结合，表现得和谐而富于创意，并未见后来一些研究者人为制造的那种紧张”。

　　对于中大既有的学术传统对华南学派形成的学术影响，赵世瑜也有同感。在1990年代中期，他曾将《民俗周刊》认真阅读一遍，甚觉与中大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所编辑的刊物《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有异曲同工之妙”，并认为“传统就是传统，无法割断”。正是在大量阅读这些民俗学、人类学方面的论著，给赵世瑜很大的启发，认为前人关于社会历史、宗教和文化的调查成绩不在现在之下，他近年所做的课题正是由前辈提出来的问题，或者没有回答完的问题，“于是真正明白我们应该往那条路上走”，而并非是他自己另起炉灶想出来的。

　　郑振满认为，现在学界在谈论历史人类学时，将其与1980年代的社会史研究相关联的看法有点“狭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刻的“根源”在于，中大和厦大在民国时期都有人类学，“而且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几个学科从来都在一起，都在历史系”，甚至认为“历史人类学”的特征就是“研究民俗的历史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周大鸣认为2001年“中大历史人类学中心”的成立是中大既有学术发展“水到渠成”的一桩事。

　　其次，师承傅衣凌、梁方仲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特色。傅衣凌和梁方仲从事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均源于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这场大论战为背景，“社会史遂有取政治史而代之之趋势”。历史学家嵇文甫将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分为为概说、论战和搜讨三个时期。其中“论战期”的作品“材料取自过去的史家，解释取自过去的理论家，作者不过从中拍合一下子”，此类成果充其量只能叫做“中国史的社会学的解释”。以郭沫若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标志，中国社会史研究进入“搜讨期”，各种期刊杂志均能以搜集史料相号召，“偏重材料的搜集，而轻视理论的探讨”，这种学术风气的出现是由之前“空洞论战到处碰壁之后”的一种必然趋势。其中《食货》杂志的创办可以说是这种学风转变的风向标，从而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道路上，为“脱离宣传革命的窠臼，而走上了研究学术的大路”的功绩不可埋没。

　　此后，学界关于社会经济史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成为该领域研究中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如陶希圣的《搜读地方志的提议》，鞠清远的《地方志的读法》，瞿兑之的《读方志琐记》，王沉的《关于地方志》等论文，提倡收集地方志中的社会史学史料，以及出版地方政府卷宗档册，民间所藏的农民或家庭的流水账、店铺的生意账、公司的营业账等民间社会经济史资料。

　　正是在此学术背景之下，傅衣凌不仅注意方志在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作用，还通过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发掘大量前人所不重视的契约文书、族谱、账本、唱本、科仪书、日记、民间传说、宗教榜文、日用杂书、碑刻、墓志铭、民谣儿歌、乡规民约等民间文献或实物资料，逐渐形成了以民间文献证史，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的学术风格；而在众多提倡运用地方志资料的学者当中，梁方仲则是利用地方志资料来研究王朝制度与地方社会的学者中最成功的一位。

　　正因为华南学派的代表人物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等人早年的学术风格承傅衣凌和梁方仲社会经济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痕迹太重，有学者评道：“‘华南学派’的经济史味道太浓，有前辈遗留下来的决定论的嫌疑。”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该学派自1990年代以来开始“经营文化”，他们认为“了解传统社会经营行为的社会文化背景，是考察特定社会单位或行为经营方式的改变，或者他们对社会条件的适应机制所必需的”。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时候，从社会史及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尽量避免从“纯经济”的角度去讨论，而是力求展现多方面的、复杂的、互动的经营活动之实态，经营活动背后“权力空间”的影响与运作情形，以及这些活动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因素。诚如王学典所言，该学派开始从社会经济史蜕变为社会文化史，从社会经济史学派蜕变为历史人类学派。有趣的是，这一转变正与年鉴学派的若干成员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从社会经济史转向社会文化史的时间基本一致。

　　其三，1980年代以来与海外学术的交流合作直接促成了华南学派的兴起。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因政治氛围的影响，中国内地呈封闭状态，一些国外学者试图透过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华人社区的田野调查作为“外围”的“试验场”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家庭、宗族、婚姻、民间信仰、宗教仪式等特色。1980年代之后，国内政治、社会和学术逐渐开放，海内外历史学和人类学者交流合作渐趋频繁，开展了把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研究华南地域社会的学术实践。如科大卫、萧凤霞与刘志伟、罗一星等人开始合作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脚踏实地”开展田野调查工作；同一时期郑振满和丁荷生在福建莆田的调查；陈春声和蔡志祥在广东潮州的调查等。此时，施坚雅的关于中国农村市场和结构、弗里德曼关于中国的宗族等人类学理论逐渐被介绍到国内，并引起大陆学者的重视。在此过程中于1988年成立的华南研究会，以“打破传统学科的框架，结合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方法，从精致的地域研究延伸到文化国家的建构”为研究宗旨。1991年陈其南主持的“华南研究计划”便以该该会会员为基础，将来自海内外具有不同学术背景而有共同追求的学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华南学派”的主体，并逐渐摸索出人类学田野调查和历史学文献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模式。

　　在与海外学术交流的过程中，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年鉴学派倡导的关注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取向，与20世纪初梁启超提倡新史学应眼光向下，要求突破以帝王将相和政治史为基干的狭隘格局，转向“国史”或“民史”建设的新史学思想正相一致。正如赵世瑜所言，“眼光向下”并不是当下学界的发明，在清季民初的历史学界，如梁启超等人对“二十四史”的尖锐批判，1930年代从事民俗研究的学者便已积极倡导，便是例证。奇怪的是，当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学界日益关注民众的日常生活，关注小人物的生活与命运，“大家都说这是受年鉴学派的影响，但却没有意识到八九十年前我们的前辈就提出来了”。所以，他认为“眼光向下”这个口号的提出，是1930年代的学人“在民主大潮背景下，深刻反思的结果。从学术史来讲，对后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此，年鉴学派关注底层民众的史学思想，之所以被当代中国历史学者接受并引入实践领域，实际上也可视为与这一中国现代史学传统自然接榫的结果。

　　最后，笔者还要指出，本文探讨的主题，虽只是一个现代史学流派学术理论的形成过程，但由于这一过程与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及其学术思潮的变迁是如此息息相关，故其中折射出的实为中国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缩影，其间的曲折和成功，不仅对华南学派自身来说是一份值得珍视的遗产，对整个当代中国史学的建设，也不无相当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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