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8日是第21个记者节，同时也是深度营开营四周年的纪念日。

　　记者们的日常，好像不是忙着采访，就是忙着写稿，他们奔波在热点现场之间，撰写出一篇又一篇稿件，甚至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他们匆忙的步履一如往昔。但对于新闻学子们而言，他们对这个节日充满感情，记者这个“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职业，也让新闻学子充满向往。

　　在这个记者节前后，作为新闻学子大本营，深度训练营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一系列文章，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一一推送。

　　林子人是界面文化的记者。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系毕业后，她从界面新闻的商业记者做起，后来进入文化频道。

　　采访她的那一天，正是美国大选的开票首日，林子人在工作之余始终跟进。她在微博转发了《加缪手记》一句：我耐心地等待着一个迟迟不来的大灾难。

　　身处二〇年代之始，面对诡谲的全球图景和地方情势，身居书斋的文化记者身处的位置为何？这位自嘲醒着的时候都在工作的记者，她对自己工作的责任始终清晰。在学院与公众之间，在纷杂雾漫的话语场里，文化报道切实地有其意义：「你的义务是用知识让世界变得更好」。

　　A：二零一五年，硕士毕业后，我进入了界面新闻。那时界面刚成立差不多一周年。一开始的两三年，我是商业记者，我的本职工作是采访形形的人，像是在沪工作的外籍人士，九零后创业者，或是全球五百强的公司。

　　A： 最初界面没有文化版，归入文娱频道。还是商业记者时，我因为很想写文化报道，在跟领导和编辑沟通后，自告奋勇，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给文娱频道写稿子。大概我入职一年后，界面新闻成立了文化频道。二〇一八年，我转入了界面文化，正式成为文化记者。

　　A：事实上，从读大学到现在，我对世界所有的好奇心的出发点就是一个，作为一名当代中国人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可以从很多方向去延展，我现在的选题思路也与之密切相关。

　　在美国读硕士时，我的专业是东亚研究，论文的指导老师是一位文化人类学的教授。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是我硕士时期的研究兴趣，我的论文题目是中国的城市遗产保护。

　　我是杭州人，论文选择的研究对象是杭州的一个历史文化街区，南宋御街。我采访了街区开发过程中的各个利益相关方：街道办（开发街区的主要责任人），在街区生活的居民（遗产的保护措施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有直接影响），商户和游客。我发现田野中的各方利益是有冲突的，到御街的游客很强调原真性，在意所见是不是假古董，在意是不是有建筑被拆了，他们所期待的是看到真正的历史；政府想发展旅游业，但招商政策会影响到居民的生活；而当地居民的需求也和游客的需求并不一致。

　　A：我并不这么觉得，这段做商业记者的经历让我受益很多。我的本科读的是英语，没有受过新闻专业的学科训练，对于怎么做记者，对于新闻生产的理解，完全是这份工作带给我的。作为商业记者，你要接触形形的人，要学会应对突发事件、想办法突破采访，颇有挑战性，还是很锻炼人的。当然，学术背景也很有意义，比如让你知道应该问什么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能力。

　　A：人类学告诉我们，当下的生活不是理所当然的，要透过表象，去看到某种结构性的问题。人类学的典型视角——从个体经历去理解结构性问题，对于现在的文化报道还是蛮重要的 。但我自己其实不太喜欢定义自己是在用人类学的方法在书写，各个学科之间没有必要过分地去区分。

　　A：我认为基础性的能力是所谓批判性思考，即不能视万事为理所应当，要弄清楚其背后的东西是什么。作为人文社科的学生，这是最重要的技能。这个技能对记者也很重要，因为记者最重要的就是去质疑——你不能认为现状就是理所当然的。此外，像是如何快速查找信息和学习新知识，如何问好问题，这些都是学术训练给我带来的。但是在做记者过程中，我也需要不断学习和阅读，不可能靠吃老本。社会热点不停出现，很多话题其实是在你认知范围之外的，不可能因为不熟悉，就不写了。

　　A：学者和记者的角度思考在我看来其实是差不多的，可以说，你是怎么写论文的就是怎么写报道的。真正的差异之处在于选择话题的角度和最终呈现的文本。

　　书写报道时，你要考虑话题有没有公共性。在学院内这不是最重要的，作为学者，你需要有自己的研究领域，甚至可以是特别小特别小的，只有五个人会读也没关系——只要你的研究够新。媒体就不行，无论现实中的阅读量是怎么样的，其出发点是要到达所有的读者。作为记者，银河官方官网你要考虑如何既保证信息量，保证严谨性，又要是平易近人的。用平实的语言，让对这个话题一无所知的人了解这个话题 。

　　Q：作为新兴的媒介形式，越来越多的媒体人，甚至文化媒体、出版社采取播客的方式生产知识，作为同样参与其中的播客制作者，您如何看待播客在知识生产和传播中的价值。

　　A：我的确是眼看着这个媒介在迅速崛起，身边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听起了播客。其实现在市面上做的最好的文化类播客，像是《忽左忽右》和《随机波动》，都是我的朋友做的。

　　我觉得播客确实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媒介。和传统媒体相比，受众以更轻松的方式接收知识，就像在沙龙里听别人聊天。我注意到会有很多听众在听后留言询问在对话中引用、提及到的书是什么。我觉得播客可能是一个让大家接触到阅读的窗口，听众听到主播引用书中的观点去讨论问题，可能就会有想进一步了解这些书的想法。有一个印象很深的例子是，我有一位在英国的好朋友，在我的记忆里她此前是没有阅读习惯的，我在播客里聊的那些话题我也不会和她聊。但是在疫情里，她听起了播客，开始思考一些问题，而且还开始读书了。

　　此外，我也觉得播客要比传统机构媒体更灵活，有些操作方式的创新是我完全想不到的，比如说之前《随机波动》和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合作的跨界访谈，邀请不同领域的人士来和作家对谈，以跨界的碰撞打破壁垒，这在一般的机构媒体操作思路里是不太会出现的——你不可能在文学奖的报道中这么做。

　　Q：上面提到学院和媒体知识生产的异同，在这个意义上，如何理解文化记者所做的工作？

　　A :媒体可以是学院和公众之间很好的媒介。往往在学术界内部有非常厉害、非常好的研究，研究成果对公众也很有意义，但却被局限在学院内部。要让大众能够看到最新的研究成果，文化媒体就起到了一种桥梁的作用，通过介绍学院的知识，帮助大家理解自己当下的生活，为困惑提供解决方案。

　　曾有学院中人批评说一些文化媒体人是二道知识贩子，我写了回应。我的感受是，你既然如此强调学术，那么做学术是为了什么？学者这个身份意味着责任和义务，如果拥有知识是特权，那么你的义务就是用知识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觉得这是学者和记者共同的义务，我们处于知识生产和消费链条的不同环节上，学者是生产知识的人，记者是帮助学者传播的人。我会觉得两者之间也应该是合作的关系，而不是对抗。

　　Q：文化记者更多是坐在书斋里，而非在第一现场进行调查报道。比较其他类型的记者，文化记者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是什么？

　　A ：我们确实不是冲在前线的位置，但也有其价值。作为学院和大众的桥梁作用之外，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在于，我们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看清楚事情。帮助大家解释一个事件到底是什么，是怎么发生的，我认为这是文化记者挺重要的功能。

　　比方说，最近我写了“打工人”这个题，同时也有很多其他领域的记者在跟，而从我作为文化记者的角度来说，我会比较想讲清楚的是：这不是一个新鲜事。从早几年讲的码农、社畜，到今年的内卷，这些词汇的流行是一个一以贯之的事情，也就是社会上焦虑越来越重，而年轻人的阶级意识在提升。我想要在文章中探究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从早几年的搬砖、码农，到社畜、内卷和如今的打工人，网络热词更迭的背后是白领工作的一步步祛魅，以及年轻人越来越敏锐的阶级意识。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高速增长期被遮蔽的种种隐忧——劳资关系不对等、社会流动性收紧——也开始在当下中国人的生命经验中浮现。很大程度上来说，它们其实是近四十年来全球劳动者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而中国劳动者在近年来感受到了某种同时性。

　　A ：我觉得自己是文化记者，细分而言，在界面文化的编辑部内部将记者分为社科和文学两类，我属于社科记者。我的文章，大概包括文化评论，学者作家的专访，社科类新书的评介，还有一些固定的栏目更新，像是每个月的演出和展览推荐、归纳每周热点的“思想界”栏目。

　　A： 从比较实操的层面上说，我们编辑部人手少，因此很多狭义的文化报道很难顾及，可能花费人力和成本制作出来阅读者寥寥。所以像是虽然我很喜欢艺术展，但并不常写这样的题。我们的出发点还是要有公共性，即那些不关注所谓纯粹的文化议题的读者也会感兴趣的题材。

　　追热点是需要的，一般而言选题都是源自于看大家在讨论的热点，通过微博热搜、公众号文章和媒体报道去找到。一方面，编辑部会有追热点的要求，但也会给记者足够多的自由度去探索自己感兴趣的题。有一次，我稿子写不出来，便在YouTube看视频，然后我就刷到了一首用中世纪音乐风格改编的流行歌曲，发现同类型的曲子特别多，于是我就写了关于2020年的年轻人为什么喜欢中世纪风音乐的文章，而且意外地发现阅读量也不差，读者反馈很好。

　　中世纪风，不过是翻唱的一种最新形式，在一个恰当的时间出现了——它把我们喜爱的歌曲放在了一个远比当下更恐怖绝望的时代背景下，提醒我们人类曾经历过更糟糕的时光。即便如此，音乐一如既往给予人们慰藉，无论是当下还是彼时。

　　Q：界面文化常关注美国。这种对美国的关心，除了客观的全球权力关系之外，您觉得对于中国的意义在何处。

　　A ：尼日利亚小说家阿迪契有一篇小说《美国佬》讲尼日利亚移民到美国的见闻，书中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世界上的穷人各有各的穷法，但富人似乎越来越千篇一律。”我觉得说得太对了。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全球中产的理想生活就是美国中产的理想生活。

　　全球权力关系的确没法忽略，它是那么客观庞大，美国的情况无论是对于中美关系还是世界的未来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可以说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世界秩序就是美国所主导的。我们至今还没有脱离这个世界秩序，因此对美国的关注是不可避免的，不只是作为中国人对美国的关注，更是作为地球人的。

　　当然，也可能和界面文化目前的记者多有美国留学的背景，因此对美国比对其他地区相对更了解。这是局限所在。

　　A ：说实话，我甚至不认为我们的报道可以改变立场不同的人。要改变别人是很难很难的。我觉得我们的目标是告诉那些和我们思想相似的人，你不是唯一的，你不孤独。能做到这点我就心满意足了。我觉得这也是所有文化媒体的抱负，就是说能够鼓励更多的人去过一种智性的生活。更清醒地生活，而不是被社会潮流推着走。

　　A :我会把阅读当作工作的一部分，选书主要还是以兴趣为导向。工作之后，我的阅读面反而要比在学院里广阔很多，而且阅读量急剧上升。做为记者你写的选题很多，要未雨绸缪。上学时知道你要研究什么，阅读就局限在某几个特定领域。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学术阅读的功利性是更重的。但现在有另一种功利心，就是在阅读大类上，非虚构和虚构书籍的比例越来越不平衡，文学书越来越少了。大学时读小说会很快乐，现在会有愧疚感。

　　工作以后，我开始对历史感兴趣，这几年读的越来越多。我发现历史是理解当下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工具，可以说人类历史在不断地循环，过去也发生过和当下差不多的事情，根源可以从历史中找寻。我现在写社会现象很喜欢追溯一个长的时间脉络，像是时下流行的内卷和打工人这些词反映出来的愤懑，和一个世纪两个世纪以前特别像。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清廷的“文化工程”——将官方价值观融入戏曲，借由这一流行文化媒介向大众灌输儒家保守主义思想——对文化实践和大众观念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而身处期间的大多数人根本无从抵抗这种压力。以史为鉴，在指责当下的年轻人越来越保守的同时，我们也要反思，保守主义回潮的因和果究竟是什么。当爱情这种人类天性中最原初、最本真的情感都被压抑、被嘲讽、被以身外之物衡量的时候，我们应该指责的绝不是一个发弹幕的年轻人那样简单。

　　A：做学生和工作之后我的阅读方式没有改变，基本都是精读，除非有特别急的稿子才会做泛读。

　　阅读时我会划重点，还会在重要的段落贴上标签纸，方便之后查找。在写稿之前，我会把所有我觉得会用到的书搬出来，把曾经划线标注过的段落在笔记本上再誊写一遍，思考如何运用。

　　A：记者既要关注热点报道时事，也要有自己的理论框架，知道如何去分析一件事。有些读者向我要我的书单，我能给出的阅读指南只能是：学会分辨哪些是重要的文本，通过阅读这些文本去搭建你的理论框架。而正如戴锦华所说，二十世纪以来文化批评的核心问题无非性别、种族和阶级，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理解框架，可以以此为基础延展自己的认知版图。

　　A：我会把需要用到的书拿出来翻一遍，把重点段落抄一遍，再构思写作大纲。当然，也会先阅读其他媒体的报道。但如果这个题记者本人没有知识储备，就要找专家。今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国家出台了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制度，我就访谈了一个专家，介绍学界是如何看待野生动物保护和疫情的关联的。

　　在做商业报道的时候，很多时候不需要考虑社会结构的问题，只要把事情讲清楚，不涉及更深的层次。总编辑曾就提醒我在做访谈时不用问太多对方是怎么想的，而是要去了解客观地发生了什么事，对方做了些什么。文化报道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此，因为和学者交流时更多讨论的是他们的想法，聊的是理论和观念。

　　A：今天上午，我在不停地看美国大选的实时开票结果，同时在安排其他记者的工作，也在编辑一些稿件。剩下的时间在整理一个采访。可以说，我醒着的时候都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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