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集团网址登录6月22日，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北大文研院”）在第三十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联合发布了“普林斯顿-文研中国讲坛系列”（Princeton-Wenyan China Lecture Series）。这是全球首例由国际一流大学出版社和中国顶尖学术机构共同策划、以英文学术书籍出版为策略目标的中国研究系列讲座。

　　该系列首讲学者为著名历史人类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客座讲席教授王明珂，演讲主题为“从边缘看文明——全球视野中的文明发展与历史反思”，这也是他首次将出版英文著作。当日上午，王明珂教授在“普林斯顿-文研中国讲坛系列”发布会致辞，以下为致辞全文。

　　各位贵宾，Christie社长，杨院长，大家早。由于飞机误点，我今天凌晨三点抵北京，因而没时间准备讲稿，但是我非常珍惜今天这个场合：也就是，我能够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跟北大文研院合作的重要出版系列里担任首发作者。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荣耀，也让我战战兢兢。

　　我明白我被选来当作首发的作者有一个理由，北大有很多非常杰出的学者，他们都已经有英文的著作了，而除了一些外语论文外我没有一本英文专著。在这里，我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在1992年拿到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以后，1994年我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那个时候我已经40岁了。当时我有几个选择，以我读的游牧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nomadism）， 我想跟一些蒙古族学者合作研究蒙古游牧，我也想跟考古学界合作，以动物考古学（Zooarchaeology）材料来研究青海等地的游牧起源。

　　当时，我跟各个单位都谈的很好，但是在旅程的最后一站，我来到了羌族地区，当地的老人跟我说，他们过去从来没有听过“羌族”这名称，而是自称“尔玛”。那个时候是1990年代，后现代解构非常流行，我可以回去写一篇文章，看中国是怎么样建构“羌族”。但是，我认为那种思考过于简单。事实上，从1990年代到2000年代，各个文明互相解构，而解构并没有带给我们更好的世界。正是秉持这个理念，我做了十年的田野。十年中，我很少参加国际会议。因为我做完了羌族的田野以后，我就想，旁边的嘉绒藏族跟羌族一样，都有山神信仰，但不一样的是，羌族没有受强大土司管辖，而嘉绒藏族则统于各个土司。那么嘉绒藏族在历史记忆等方面和羌族有什么样的差别？于是，我又花了两三年去研究嘉绒藏族。其次，羌族和嘉绒藏族都有山神信仰，都非常注重自己的地盘。但是在整个青藏高原的东缘，有一个族群叫做彝族，他们被认为是不尊重别人的地盘，常搬迁，我就想他们有没有山神信仰？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我在青藏高原东缘花了30多年的时间做研究。

　　事实上，我要感谢我美丽的太太，多年来她一直鼓励我写本英文专著，为此我四次到美国作长达一年的访问。可是每次回来，我倒是又出了一本中文书。因为对我来讲，那些一个接着一个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我的同事出版英文著作，特别是在美国有名的出版社，经常要花上六年、八年甚至十年的功夫，我确实被吓到了。

　　讲到国际沟通和国际学术交流，如同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交流，真的是非常困难。我可以举羌族为例。在他们成为“羌族”之前，他们自称“尔玛”，而这个称谓也并不统一，有的地方的人自称“尔玛”，有些地方的人自称“尔勒玛”或者“尔日麦”。即使是同样自称“尔玛”的人，他也不认为旁边自称“尔玛”的人和他是一个民族，而是各说各话。过去羌族村寨人群的“尔玛”认同有相当孤立性、隔绝性。不只是岷江上游地区，整个青藏高原东缘都是如此，一个非常丰富的人类学田野，有许多语言、文化，甚至于遗传基因的孤岛。人们都不听对方在讲什么，也不管对方的认同。甚至于所谓的“羌语”，他们自己都说这话走不远，没有办法跟远方的人沟通。其实我们学术界也是一样的，国际之间，包括学科之间的沟通都是很困难的。从这一点来讲，也表现了我的边缘性，因为我既不是历史学家，又不是考古学家或者人类学家，我是另外一种边缘。

　　人类学其实对这种跨文化认知和表述困境是有反思的，如所称“crisis of representation”。意思是：不只是我们表述一个异文化事物很困难，我们认识一个异文化都是非常困难的。这也是我对于用英文发表研究成果一直非常犹豫的原因之一——我怎样把我认识的羌族或者中国文化，用另外一种语言来介绍给一些思想与文化范式完全不一样的人，这真的非常困难。我还是举一个羌族的例子。我的羌族朋友有一次跟我讲，羌族的亲戚关系跟汉人不一样，羌族讲的亲戚是跟着地方画圈圈，而不是跟着血缘画圈圈。大家想想看，英文的kinship（亲属关系）怎么会是跟地方画圈圈而跟血缘无关呢？这就牵扯到我们的语言跟文化等各个方面在沟通上有很大的困难。

　　在这里，我还是要感谢一下Christie和她的团队对我这书的架构做了些很好的建议。这些建议和我一直期望做的学术贡献是一致的。我第一次给他们提供的是十个章节的结构，后来他们建议我将它们调整为四个章节，更为简洁有力。我一直有一个理想。哈佛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百货公司叫Harvard COOP。过去Harvard COOP进门左手边有个小书架，上面有不到100本书，这应是哈佛认为最值得骄傲的一些哈佛教授们的著作。我只举一个作者，大家就会知道——Edward O．Wilson（社会生物学的主要开创者），他的著作可以影响很多不同的学科。所以我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有一个共识，我们都希望这本著作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我最后举一个例子，我在台湾当中兴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时候，跟一些自然科学的院长开会时经常受气。他们批评、质疑文学院有些教授的学术著作看来并不学术。我常要为他们辩护。有一次，我举了一个例子，我拿起我的手机来说：我很感谢你们科学家，能够让我享受手机，但是我不需要知道手机背后的所有科学原理，我就可以使用它。但是人文的知识不一样，因为人类的偏见，经常藏在一些最简单、自然的常识中。因而人文知识，最重要的就是要用最简洁的表述方式，普及、深入人心，突破大众的偏见。我想这也是我跟北大文研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之间的共识。谢谢各位。

　　著名历史人类学家，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1983），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1992），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2017-2020年曾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2014年当选为“中研院”第30届人文社会科学组院士。2010-2013年曾任台湾中兴大学历史系教授、文学院院长。2023年起出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客座讲席教授。

　　主要著作有《毒药猫理论：恐惧与暴力的社会根源》、《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文本与表征分析》，以及《寻羌》《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等田野杂记。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