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2世纪古希腊学者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在《地理志》一书中描述“赛里斯国”到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形成了西方通过寻找“丝绸→丝国→通往丝国之路”认知中国的学术传统。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西方列强掀起西域探险研究热，在研究古丝路的同时，对当时的丝路状况作了详细记录 ，初步从各个学科确定了丝绸之路研究的范围和方向，为其“在20世纪后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科学基础”，但殖民者的掠夺野心使丝路学烙上西方殖民主义印记。

　　1936年，瑞士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因在《丝绸之路》（Series of Western Regions’Exploration）一书中赋予“丝绸之路”概念学术内涵而成为真正奠定“丝绸之路”学术地位的第一人。

　　1942年，法国科学院院士勒内·格鲁塞（René Grousset）在《中国史》一书增设“丝绸之路”专章，成为“丝绸之路”概念被西方学术界逐步认同并广泛使用的标志 。

　　1963年，法国汉学家布尔努瓦 (Luce Boulnois) 在《丝绸之路》(La Route De La Soie）一书中框定了丝路学聚焦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的核心议题，表明丝路学因具有专业性、系统性的概念、范畴、命题揭示了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构成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统一体，成为成熟的、健全的学科，最终得到国际社会与学术界的共同认可，形成中国学派、美国学派、欧洲学派及俄罗斯、中亚、日本、韩国等研究重镇，彰显了丝路学作为百年显学的特有魅力。

　　在1877年李希霍芬借丝路探究西中关系之际，西北舆地学的横空出世既回应了中国知识群体的陆权与海权之争，又关注中外丝路关系相处问题。自20世纪20年代起，向达、冯承钧、黄文弼、张星烺、季羡林等学者在中西交通史领域作出开拓性贡献。

　　1927年黄文弼邂逅“欧洲丝路学派”→ 1979年季羡林发现“丝绸之路学”→ 1997年《丝绸之路》杂志组织探究“丝绸之路学理论”→ 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等对全球丝路学转型与中国丝路学振兴产生双重带动效应的四个阶段，是中国丝路学先驱致力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的探索之旅。

　　虽然中外丝路学演进路径迥异，但在文明交往、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等理论探讨“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相处问题过程中，形成了由成体系的学科理论构成的学术体系；在丝绸之路元概念研究中，形成了由成体系的概念构成的话语体系；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最终塑成丝路学的学科体系。在丝路学三大体系形成过程中，元概念、关系问题、三大理论以及跨学科研究方法等共同构成具有操作性的学科分析框架，在统一时间标准内搭建了可供讨论的丝路认知区间，延续了中外百余年共研丝绸之路的学科发展态势。

　　笔者从“丝路学”概念考释的样本分析入手，在还原中国丝路学发现、对接、立学的成长三部曲以及分析黄文弼现象、季羡林现象、耿昇现象等现实影响的基础上，廓清了“一带一路”学术话语权建设的经验、不足及启示。

　　针对“一带一路”国际学术前沿“美欧领跑与中国失语”的窘境，主要探讨以三大体系为抓手建设“一带一路”学术话语权的中国路径，进而实现三个研究目标。第一，揭示“丝路学”概念认知历程伴生中国丝路学成长之旅的真相。第二，揭示由三大现象催生的知识生产机制带动中国丝路学三大体系构建的事实。第三，通过发掘问题、修正理论、丰富概念重构丝路学三大体系的中国路径，是“一带一路”学术话语权建设的关键。在聚力研究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共处问题中，回应哲学之问、学术之问、时代之问。

　　1979年8月，季羡林发现国际兴起的敦煌学与“丝绸之路学”，认为后者从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艺、语言等角度，用综合与比较法对新疆等进行研究，表明其对丝路学跨学科性、涉疆议题研究惯例及其与敦煌学关联性等具有敏锐的洞察力。1981年，《丝路考古·代序》指出：“国际上两门新的学科——敦煌学和丝绸之路学正在兴起。”1982年，高等教育部建议从五方面“建立我国的敦煌学”，宣告“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的中心也在中国”。1983年，季羡林建议从八个方面开展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及人才培养，在博采中外方法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驾驭资料，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敦煌、吐鲁番学 ，并担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组织跟进国际“丝绸之路学”，推动产生大批论著，增强了中国学术界的立学意识。

　　中国学术界发现并积极跟进国际“丝绸之路学”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20世纪 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引发丝路热，从丝路的社会普及、媒体传播、推动经济与旅游发展以及在丝绸之路理论研究和方法深化、内涵扩展、多学科学者参与等方面，呈现丝路研究与社会丝路热相互影响、相得益彰的趋势。二是 20世纪90年代，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陆上丝路、海上丝路和草原丝路三次考察的鼓舞下，中外学术界出版大批丝路研究论著，缩小了中外在丝绸之路研究上的差距，为发展国际丝绸之路学研究作出贡献。三是世纪之交，在践行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背景下，加快欧亚大陆桥经济合作，使“丝绸之路”成为西北乃至全国的文化热点。

　　季羡林意外发现国际“丝绸之路学”，表明中国学者认同“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并伴生“丝绸之路”的研究热潮，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研究“丝绸之路”与构建“丝绸之路学”的中国丝路学发展新趋势。

　　在 1927－1935 年中瑞西北科考活动的影响下，诞生了中国丝路学这一带有学科理论构建等先天不足的“早产儿”。随着中外丝路学交流逐渐增多，学科化建设成为中国丝路学发展的内生需求。1997年3月，张海峰认为，丝路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弘扬历史、指导现实，应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将丝路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建立起来。

　　1997年8月，《丝绸之路》杂志社组织20余位专家召开“丝绸之路学理论研讨会”，并刊发专题文章，对中国丝路学学科理论的“先天不足”开展“集体补课”，其编者按强调，尽管丝绸之路学已成为一门世界性显学，但中国学术界对其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其对象、范围、特点和研究方法是什么，各种类型的结构和功能有何异同，与哪些相邻学科在什么阶段与范围内存在交叉、重合、相似的中介环节，本身发展和演变的规律是什么等问题的探讨仍显薄弱， 与会者围绕建构丝绸之路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丝绸之路学的涵义、内容、结构和范围，丝绸之路学的研究方法等问题展开研讨，认为研究丝绸之路，既要统观世界，又要研究其与现实的关系，“丝绸之路学”有待不断深化认识，进行新的概括总结， 使之符合学科发展的实际 。

　　其中，李正宇认为，丝绸之路学是近现代才出现并逐渐形成的一门学问；齐陈骏认为，近百年来丝路学和敦煌学两个名称已为世界各国学者认同，应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研究西部的问题；侯灿认为，丝绸之路学是研究以丝绸贸易为大宗的陆路干线上发生的经济文化交流及其相关的人物事件、绿洲城镇、自然景观等为对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在西部大开发战略背景下探讨丝绸之路学的理论构建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此次“集体补课”激发了中国学术界的理论探讨热情。1998年，建宽认为，丝绸之路学已具备作为独立学科的基本条件，需在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2004年，周红认为，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后，“丝绸之路学”渐成一门专门学问，即“丝路学”，《丝路春秋》是“丝路学研究”的重要收获。2005年，李明伟认为，《敦煌学大辞典》、《中国丝绸之路辞典》以及《丝绸之路大辞典》的出版，彰显了中国学术界的力量，黄文弼、向达等学者的考察研究，使我国的丝路研究建立了科学的方法论和手段。2006年，周伟洲认为，中国丝路学历经三个时期，具有内涵有扩展、理论方法有创新、包含敦煌学与吐鲁番学分支学科以及与中国现实日益密切等特点。2006年，周义颦认为，丝绸之路学已成一门新兴的、专门的学科，应根据《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为其专门立类。

　　2007年，耿昇认为，“丝绸之路”研究现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呈现生机勃勃、繁荣兴盛的景象 。2008年，萨仁娜认为， 丝绸之路热的出现，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殖民者、探险家及学者等对中国西部地区的考察或探 险有一定关系，《丝绸之路大辞典》折射出丝路如 何成为国际研究显学。2009年，芮传明从七个方面将丝绸之路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认为应将 “丝绸之路学”或“丝路学”的理论纳入研究生教材体系。

　　2009年，沈福伟定义丝路学是一门 20世纪才问世的、研究多元文化的跨学科，因其源自 “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得到国际社会与学术界的共同认可，在中国学术界的努力下，扭转了丝绸 之路在中国，丝路学中心在西方的窘境。2010年，张克非认为，由西方学者开创、建立的丝路 学，与同期中国学者的西北史地之学存在根本区 别，反映了以往中国传统西北之学的局限与当今 中国学术界的差距和不足，并为丝路学研究提供 了有益启示。2011年，刘再聪认为，从黄文弼等开创中国学者研究“丝绸之路学”，到“丝绸之路 学”或“丝路学”概念在国内学术界的广泛使用， 直至《丝绸之路》主办“丝绸之路学理论建构学术研讨会”，意味着中国学术界对“丝绸之路学”的正式认可。

　　中国学术界通过出版论著、编篡辞典、定义概念等方式弥补了中国丝路学学科理论的不足，在对接国际显学的过程中增强了学科意识，形成研究“丝绸之路”与阐释“丝路学”并存的中国丝路学发展新格局。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不仅引发中外丝路研究热，而且面临美西方高频发布“一带一路” 智库报告以及丝路学术大国舆论围剿“一带一路” 等现象。中国学术界面临如何向国际社会阐明“一带一路”，并助力丝路学由西方化向全球性蜕变的严峻挑战。

　　2014年，马丽蓉在《丝路学研究：基于中国人文外交的阐释框架》一书中揭示了丝绸之路对中华文明成长、中国外交缘起的塑造作用，强调中国特色治理模式助力丝路学发展的现实意义；并指出丝路外交、人民外交及人文外交间的良性互促， 使丝路伙伴关系研究成为中国丝路学研究的比较优势。2015年，周伟洲认为，丝路研究将与我国政治、经济的重大战略决策相关，1990年的多国新亚欧大陆桥构想、1997年的日本丝绸之路外交、2011年的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以及“一带一路” 等均应成为丝路研究的新内容。2016年，陈高华认为，敦煌研究与丝路研究密切关联，提出“一带一路”与我国学术研究方面的长期准备存在密切联系。马丽蓉认为，中国丝路学的振兴已成为全球丝路学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球治理学研究贡献了中国话语。魏志江认为，“一带一路”使丝路研究成为显学，但作为“一带一路”学术支撑和理论基础的丝绸之路学科体系亟待构建，应从三方面探讨构建具有中国理论范式的丝绸之路学科体系。2017 年，王健认为，广义的丝绸之路研究涵盖环境、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等内容，是庞大的综合学科。马丽蓉认为，比较丝路学的三大学派旨在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丝路学的振兴之路。马丽蓉指出，丝路学实为聚焦中国与世界关系研究的百年显学，揭示文明交往规律与伙伴行为逻辑以及丝路精神，对全球治理具有现实意义的一门学科。2018年，马丽蓉认为，应从立论、献策、构建丝路学术共同体三个层面振兴中国丝路学；在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的新时代，中国丝路学振兴恰逢其时且势不可挡；美澳印日德的“一带一路”消极论调折射出西方欲继续把控丝路学话语权的霸权本质。田澍等学者指出，“一带一路”是 21 世纪“丝绸之路”的中国表达，是中国对“丝绸之路”认知的超越，是中国对丝路精神的发扬光大。葛承雍认为，丝绸之路研究需要求真求实、创新开拓、不断升华的成果。聂静洁认为，“一带一路”对应的地理概念为“陆丝”和“海丝”，应使二者共同从属于“丝绸之路”，助力构建“丝路学”概念体系。刘进宝认为，丝绸之路已成为古代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统称，甚至突破了中外关系史和中西交通史，“一带一路”是这一历史名称在当下的现实反映。《南国学术》指出，近年丝路历史研究正由区域史、专门史研究逐步形成体系化的、独立的学术领域，具有研究推向深入、视野更为宏观、关注丝路整体研究等特征。2019年，马丽蓉等学者认为，美西方的“一带一路”分歧性认知折射出大国围绕“一带一路”的话语权博弈成为新挑战，中国学术界唯有用自己的理论范式和话 语体系影响世界，才能增强“一带一路”国际学术认同。马丽蓉认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为塑造 中国形象注入新动力，应在推进全球丝路学转型与 中国丝路学振兴进程中构塑中国学术形象；加强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建设是提升“一带一路”阐释 能力的关键；研究中国新疆周边地区与国家是阐释 “一带一路”的难点 。武斌认为，周伟洲等主编的两部丝路辞典是丝绸之路学的奠基之作，对学科建 设具有重要意义。李鸿宾认为，丝路蕴含古典王朝、大小国家交往联系的事实，与丝路表征的古典 文化之兴盛景象紧密相连，透过“一带一路”得以畅行。2020年，李继凯认为，应从宏观与微观努力建构当代“丝路学”，作为其分支的敦煌学能够 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问，“丝路学”也必将成 为一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真正大学问。马丽蓉认为，从丝路学视角研究“一带一路”学术话语，既 可以向中外学者敞开统一丝路学的认知区间，又能 借丝路学传统话语体系展开修正研究以增加共识， 更因助力丝路精神的话语传播提升中国话语权。刘伟、王文主编的《“一带一路”大百科》作为中国首部关于“一带一路”知识的专题性、纲要性工具书，为“一带一路”知识理论进行专业化、技术化及系统化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2021年，周伟洲指出，丝路学是综合学科，包括对古丝路、近现代新丝路，尤其是“一带一路”的研究，敦煌学与吐鲁番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将引入丝路学研究，促其发展和创新。马丽蓉认为，美西方对政治操弄涉疆议题作了长期学术准备，应在丝路学视域发掘涉疆议题学理旨趣，力争在丝路学话语体系内开展中外涉疆议题对线年，马丽蓉在《丝路学研究：形成、发展及其转型》一书中梳理了全球丝路学形成、发展及其转型、中国丝路学砥砺奋进的成长史以及“一带一路”新实践带动丝路学由西方化向全球性蜕变的趋势，彰显了中国学术界渐强的学科意识及其自主知识生产的切实努力。

　　综上所述，立足“丝路学”概念考释样本分析，还原中国丝路学发现、对接、立学的成长三部曲，在聚力重释丝路学核心议题中形成从历史－现实、概念－理论、问题－议题等多维并进的立学探索之旅，是全球丝路学转型的重要现象，为“一带一路”学术话语权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2022年4月，习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丝路学的成长之旅是构建中国自主丝路学知识体系探索之旅。其中，在黄文弼、季羡林、耿昇等学者的引领下，推动了中国丝路学知识生产机制建设，促成三次自主知识生产高峰，三位学者的引领作用极具立学意义，成为中国丝路学领域的重要学术现象。

　　作为中国丝路学的开拓者，黄文弼参与了中瑞西北科考合作框架下丝路学知识的生产，萌发“通过发表”捍卫学术话语权以西方学术殖民主义的学科意识，对中外共研丝绸之路产生深远影响， 成为中外共建丝路学术共同体这一知识生产机制的黄文弼现象。

　　从某种意义上看，中瑞西北科考活动是中外共建丝路学术共同体知识生产机制的新探索，尤其是黄文弼的参与更具革故鼎新意义。

　　一是西方列强的“西域探险热”刺醒了中国知识精英群体的爱国情怀。英国埃及学学者弗林德·佩特里的《考古学的方法与目的》一书露骨的学术殖民主义思想极大影响了西方列强的“西域探险热”。1927年4月，《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作为既维护国家权益又有利于中国学术发展的协议，开创了中外平等合作考察的范例。黄文弼正是在获悉外国探险者从新疆甘肃等地掠去的珍贵古籍、艺术品、简牍、文书等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后，其思想意识和治学方向发生重大变化。

　　二是西方学者的知识生产启蒙中国学者的学术话语权意识。佩特里在《考古学的方法与目的》一书中强调成果发表之于知识权利的重要性，对西方丝路学家的知识生产影响深远。例如，在中瑞西北科考活动中，外方成员发表了煌煌五十五巨卷的考察报告，中方成员发表成果的数量与质量均难以与之相比，但黄文弼带回80余箱采集品，出版“三记”与“两集”等，表明中瑞西北科考第一次实现了在中国政府监管下对丝绸之路沿线埋藏的珍贵文物进行发掘、搜集并妥善保管，为中国学术界建立丝路学、以中国为主体进行国际合作搭建了中外科学家相互交流的平台。外方成员的知识生产成效激发了黄文弼等学者练就从事丝路学研究的双重能力，使其萌发学术话语权意识，认识到成果发表是衡量学者知识生产力及话语权的基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学术话语权的前提，更是中国知识精英西方学术殖民的关键。

　　三是丝路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为中外共研丝绸之路提供了机制基础。作为中瑞西北科考活动发起者，斯文·赫定肯定了与中国学者的合作对于一个在中国境内的欧西考察团的重要性，也肯定了中国考察团团员对自己考察事业给予的无上价值 (1)，确证了中外共建丝路学术共同体的重大意义。作为中瑞西北科考活动的参与者和中国新疆考古的开拓者，黄文弼改变了西方学者主导中国新疆探险的旧局面，成为我国近代简牍学和吐鲁番学开创者，推动了我国丝路学专题研究，更从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相处问题探究中开启了中外共研丝绸之路的新篇章，使中国丝路学在 90 年内逐步练就立论与献策的两种技能，并产出论著与报告等标志性成果，对框定丝路学国际合作路径、创建中国丝路学派以及整合国内外资源打造丝路学知识生产机制等产生深远影响，开启了在共研丝路中生成丝路学知识的国际合作新模式，为中外共研“一带一路” 提供了机制基础，凸显了黄文弼现象的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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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丝路学的引路人，季羡林组建了敦煌吐鲁番学会框架下中国丝路学自主知识生产机制， 在北京、兰州、乌鲁木齐分建机构布设全国学术协同机制网络，扭转了中国在国际敦煌学的失语窘境，对缓解中国丝路学碎片化处境与提升“一带一路”首倡国话语权产生深远影响，成为中国丝路学加快构建自主知识生产机制的季羡林现象。

　　自1979年洞悉国际盛行“丝绸之路学”后， 季羡林倡导以敦煌学与吐鲁番学为突破口搭建中国丝路学自主知识生产机制。1983年8月，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暨学会成立大会上，季羡林被推选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与常书鸿、任继愈等联名申述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意义，申请分建北京、兰州、乌鲁木齐资料中心的资助。自1983年起，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相继建成三个资料中心，搭设了敦煌吐鲁番学会框架下中国丝路学自主知识生产机制，标志着中国丝路学为扭转碎片化学术生态迈出重要一步。

　　一是倡导中国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学科理念。季羡林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暨学会成立大会开幕式的致辞中，提出“敦煌吐鲁番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在全世界”的学科理念，消释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敦煌学名分上的一个难题，在凝聚全世界敦煌学专家的力量，体现敦煌学已是国际之学的现实的同时，也包含要从世界的角度认识敦煌学的发展之意，对加强敦煌学研究的国际合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敦煌学研究从此由各自地域性狭隘研究演变为世界性合作研究的一门显学。20世纪90年代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新亚欧大陆桥的贯通，中外学者频繁进行学术交流，在国际上形成丝绸之路与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热潮，敦煌研究院逐渐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世界高地，是季羡林学科理念的实践范例。

　　二是组织自主性知识大生产以扭转中国敦煌学的失语窘境。自1983年担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终身会长以来，季羡林引领有组织的中国自主性知识大生产，在倡导敦煌学研究思想观念转变、提出四大文化体系理论、推动敦煌研究繁荣、编撰研究文献、留下散文杂记等方面对敦煌学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彰显了其在中国自主性知识大生产以扭转中国敦煌学失语窘境方面的引领作用。

　　三是布设中国丝路学知识生产机制基本格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带动了中国丝路学知识生产机制建设，在全国布设新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对扩大中国丝路学国际影响力、扭转其碎片化学术生态以及统合全国学术资源打造中国丝路学知识生产主力军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开启了以敦煌学与吐鲁番学为突破口、搭建中国丝路学自主知识生产机制的新实践，为国内形成“一带一路”阐释合力提供了机制基础，凸显了季羡林现象的重要现实意义。

　　作为中国丝路学国际化的铺路人，耿昇在经典论著翻译、核心议题研究及学科建构要素探索等方面贡献突出，在中外关系史学会合作框架下深化丝路学知识生产机制建设，消除丝路学“三化现象”与助力丝路学全球性蜕变产生深远影响，成为中外助力构建全球性丝路学知识生产机制的耿昇现象。

　　耿昇以译者、学者、会长三重身份致力于对接丝路学国际前沿，并在引进知识、生产知识、更新知识三方面引领中国丝路学国际化进程。

　　一是因译介法国丝路学经典成为引入丝路学学术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作为译者，耿昇认为法国丝路学“始终在这一领域中占据优势地位”，译介了《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两千年》、《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丝绸之路上的人、神与神线部法国丝路学名著，对中国学术界系统认识丝绸之路的发展沿革意义重大，开阔了丝绸之路研究的视野，提供丰富的史料，就丝绸之路的认识路径给予指引。季羡林指出，在读了耿昇译的译著后，眼前豁然开 朗，仿佛看到一个崭新的“丝路”。原来根本没有 想到的问题，书中想得很深了。这大大提高了其对 “丝路”的认识。此外，耿昇还译介《伯希和西域探险记》、《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1906-1908）》、《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等，助力中国学术界从不同视角探究丝路学的核心议题。耿昇的译介提供了世界丝路学最佳范本，使国内学术界得以于学术研究中与之接轨 ， 助力中国丝路学国际化进入内涵对接新阶段，从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及研究范式等方面，对我国丝路学知识体系构建极具借鉴意义。

　　二是从包容性视角研究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相处问题，助力丝路学全球性蜕变。作为学者，耿昇主张学问要从具体问题作起，从三个维度探究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相处问题。透过耿昇译介的丝路学名著，得以以西方人的视角看待中国问题 ，尤其对法国丝路学名家名作名刊名智库的研究，对中国丝路学的成长颇有裨益，提供了从西方视角研究古今丝路问题的样本。耿昇从中国视角探究中法中西古今丝路关系相处问题后发现，丝绸之路的研究范围是沿着丝路一个文明与另一个文明的交往问题，在涉及中外交往时，丝绸之路研究就是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外丝路交往史是中西交通史，也是中外关系史。耿昇在译介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的《中国社会史》时发现， 作者以一种平视的视角论述问题，其对中国问题的独到见解和对中华文明的肯定，有助于促进国内相关研究的发展，还有助于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的提升，故借此超越西方视角与中国视角思考丝路学全球性蜕变问题，并肯定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 对丝路学形成和发展的巨大贡献。

　　三是在中外关系史学会平台上搭建全球性丝路学知识生产机制，助力“一带一路”话语权建设。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下设丝绸之路史专委会，耿昇会长持续组织丝路专题研讨会，在论述“2001丝绸之路年”现象时肯定我国丝绸之路的研究，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既与我国在外交上的几个突破有关，更是学术自身发展的趋势、需要和后果 。在主编15部会议论文集的实践中，耿昇确立了以丝路研究为内核的中外关系史发展新方向，从理论上将中国丝绸之路研究推向高峰，开创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学术发展的黄金时期，体现了学会为增强中国中外关系史知识体系、拓展学术体系、提升话语体系发挥的关键作用，尤其是耿昇架起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的桥梁，在探究中法中西古今丝路关系相处问题过程中，助力构建全球性丝路学知识体系，为形成中外共研“一带一路”学术生态提供了机制基础，凸显了耿昇现象的重要现实意义。

　　分析黄文弼现象、季羡林现象、耿昇现象可知，中国丝路学参与、布设、构建丝路学知识体系生成机制的奋进史，是中国丝路学由自觉的学科意识向自主的知识生产实践艰难迈进的嬗变历程，折射出中国丝路学在自主知识生产实践中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及话语体系的探索足迹，意义深远。

　　2021年11月19日，习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强调，“要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深入阐释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原则、方式等，共同讲好共建‘一带一路’故事”。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以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 配的国际话语权。笔者以三大体系为抓手，旨在从三个方面着力推进建设“一带一路”学术话语权。

　　（一）立足“一带一路”新实践，在发掘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相处问题中，重释丝路学核心议题，以构建“一带一路”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是以知识系统、科学分工、产业结构为基础的学科设置、专业划分和课程体系的集合”，构建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中国丝路学学科体系，是提升“一带一路”学术线年“一带一路”新实践面临与学科体系构建相关的诸多严峻挑战。一是“一带一路”引发全球丝路研究热，美西方学术界多将“一带一路”视为“新丝绸之路”纳入丝路学视域展开研究出版大批论著，还将“一带一路”纳入大国战略博弈框架展开研判并发布年度报告，通过舆论围剿“一带一路”等，表明围绕“一带一路”的大国话语权博弈已成不争事实。二是“一带一路”激发中国学术界的积极性，但面临如何向国际社会阐明“一带一路”、敦煌学服务“一带一路”以及反制美西方臆造“一带一路”涉疆黑洞等严峻挑战，凸显了“一带一路”学术话语权建设的紧迫性。三是“一带一路”需要跨学科阐释，但受中国丝路学碎片化发展态势影响，造成在历史学范畴研究丝绸之路、在政治学范畴研究“一带一路”的学科割裂现状，尚未形成中国研究“一带一路”的阐释合力。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色，也是中国丝路学在发掘新问题中助力“一带一路”学科体系构建的切入点。笔者建议立足“一带一路”新实践，遵循习“立足中国、借鉴国外， 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聚焦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共处问题研究并予以推进。一是在聚力中国与世界历史丝路关系相处问题研究框架下，开展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研究， 发掘敦煌学、西域学、吐鲁番学等丝路专题研究中的共性题旨，切实扭转中国丝路学碎片化发展的学术生态，塑造“一带一路”基础学科发展新格局。二是在聚力“中国与世界现实丝路关系”相处问题研究框架下，对“一带一路”新实践面临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治理问题作出“中国视角”分析，总结丝路治理经验、廓清丝路全球化中的中国贡献，揭示丝路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间的关联性，跨学科开展丝路治理问题研究，塑造“一带一路”应用学科发展新格局。三是在聚力“中国与世界未来丝路关系”相处问题研究框架下，分析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的意义，揭示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价值，阐明中国在探索人类前途命运等重大问题上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助力形成中外共研“一带一路”的学术生态，塑造“一带一路”新兴学科发展新格局。通过大历史思维下的问题发掘，进一步打破学科壁垒，构建冷门绝学与新兴学科互促的“一带一路”学科体系新格局。

　　（二）立足“一带一路”新实践，从不同维度研究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相处问题，修正丝路学三大理论，构建“一带一路”学术体系

　　学术体系内在包含理论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体系，凸显理论与方法、学理与实践相统一的学术本质。构建科学化、层次化、条理化的中国丝路学学术体系，是提升“一带一路”学术线年“一带一路”新实践面临与学术体系构建相关的诸多严峻挑战。一是西方单边主义全球治理理论如何阐释“一带一路”新实践，如何将“一带一路”纳入全球治理视域作学理阐释以完成世界表达，如何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观对全球治理新实践的理论贡献等成为从全球治理理论研究“一带一路”面临的新挑战。二是西方零和博弈国际关系理论如何阐释“一带一路”新实践，如何将塑造“一带一路”朋友圈新实践纳入国际关系视域作学理阐释以完成世界表达，如何提升中国国际关系理念对国际关系新实践的理论贡献等成为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一带一路”面临的新挑战。三是西方文明冲突理论如何阐释“一带一路”新实践，如何将“一带一路”的“心相通”举措纳入文明交往视域作学理阐释以完成世界表达，如何提升中国文明交往理念对丝路文明交往新实践的理论贡献等成为从文明交往理论研究“一带一路”面临的新挑战。

　　丝路学家从文明交往、全球治理、国际关系等维度开展核心议题研究，形成了由三大理论与双核 特质构成的学术体系，为美欧研究丝绸之路与“一 带一路”提供了理论知识体系与研究方法体系，修 正旧理论成为中国丝路学助力“一带一路”学术体 系构建的切入点。笔者建议从三方面修正西方三大 理论以提升中国研究“一带一路”的理论阐释力。一是通过剖析全球治理体系单边主义弊端、确立以 “文明力量”应对全球软治理挑战的新思路、廓清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取得的国际影响力与其在全 球治理中制度性话语缺失间落差激增的根由，揭示 “一带一路”负载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理念，对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具有修正作 用。二是通过重释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超越 西方国际关系中的大国兴衰循环论和大国对抗宿命 论，强调在中国与世界的互联互通和良性互动中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以及在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及党际外交中深化中国与世界的良 性互动，揭示“一带一路”负载的互利共赢国际关 系新理念，对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具有 修正作用。三是通过分析中国全球发展倡议是塑造 互惠型文明交往观的新主张、分析中国全球安全倡 议是塑造合作型文明交往观的新主张以及分析中国 全球文明倡议是塑造包容型文明交往观的新主张， 揭示“一带一路”负载的包容互鉴的文明交往新理 念，对西方主导的文明交往理论与实践具有修正作用。立足“一带一路”新实践，进一步修正西方三大理论，以构建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相结合的“一带一路”学术体系新格局。

　　（三）立足“一带一路”新实践，在提炼有关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的标识性概念中，丰富丝路学概念体系，以构建“一带一路”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思想精神、理论创造的外在反映，是以特定符号和言语表达指导人们思维方式和操作实践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结构。”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丝路学话语体系，是提升“一带一路”线年“一带一路”新实践面临与话语体系构建相关的诸多严峻挑战。一是在中国“一带一路”研究中，由于国内学术界概念提炼能力较弱、输出观念性国际公共产品较少，尚未形成中国特色概念阐释体系，成为陷入“一带一路”国际学术前沿“美欧领跑与中国失语”窘境的原因之一。二是在中国“一带一路”研究中，由于国内学术界议题设置能力较弱、话语权意识淡漠与国际洞察力仍存在不足等因素，尚未形成中国特色议题阐释体系，成为造成美欧日等国舆论围剿“一带一路”的原因之一。三是现阶段的“一带一路”研究遇到国内转冷、国际扭曲的消极现象，国内研究无法对冲国际扭曲，表明中国学术界套用西方理论治学，对“一带一路”新实践缺乏中国视角的学理支撑，尚未形成中国特色理论阐释体系，凸显了“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的紧迫性。

　　习强调在“话语体系建设”中要“提炼标识性概念”，借“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传播中国声音，为构建“一带一路” 话语体系指明了方向，丰富概念成为中国丝路学助力“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的切入点。笔者建议从三方面着力落实。一是提炼丝路标识性概念，助力中外丝路学家开展新旧丝路学概念研究，形成融通型学术话语以拓展“共通意义空间”，在消解中外丝路学话语壁垒过程中，提升“一带一路”国际学术认同度。二是研究“一带一路”核心思想包含的三个概念，在“丝路精神”、“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阐释中，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探究“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相处问题， 发掘易为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为“一带一路”核心思想的世界表达提供学理支撑。三是将“丝路精神”作为构建“一带一路”学术话语体系元概念展开研究，其包含的互惠型经济观、包容型人文观及合作型安全观，与西方零和博弈国际关系理论、文明冲突理论及单边主义全球治理理论等形成鲜明对比，在丝路学话语体系内形成丰富与修正的双重功效，为中国外交成长话语体系的构建注入新动力。

　　笔者在研究中为“一带一路”学术话语权建设研究提供了新框架，不仅可以更精准地识别中国丝路学立学探索对“一带一路”话语权建设基础的塑造，而且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中国丝路学学术现象对“一带一路”话语权建设路径的启示，展示和解释了“一带一路”国际学术前沿“美欧领跑与中国失语”窘境背后未得到充分重视和分析的深层次问题。基于该框架可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通过“丝路学”概念考释样本分析后发现，中国丝路学对“一带一路”话语权建设基础具 有塑造作用，从三方面影响“一带一路”学术话语 权建设。一是中国学术界将“Silk Road Study”译为“丝绸之路学 / 丝路学”与“丝绸之路研究 / 丝路研究”，虽均指涉丝路学，但却纠缠于两个汉译 概念而无法合一，使“‘丝路学’或称‘丝路研究’逐渐成为中国学术界十分流行的一门专门学术门类，称之为‘丝路学’，可以说是名副其实”，在 丝路学视域展开中外“一带一路”学术对话，才是 提升首倡国学术话语权的新策略。二是重塑中国与 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的“一带一路”新实践，激发中 国学术界重释丝路学核心议题的自信心，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的宏阔视野中凝练“中国与 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相处的问题意识，形成跨学科 问题研究新范式，成为深化丝路学术共同体建设的 新纽带。三是习提出敦煌学要服务于 “一带一路”新要求，为中国学术界总结敦煌学国际化经验、认清美欧把控丝路学话语权本质以及揭 示大国围绕“一带一路”话语权博弈新挑战提供了 思想遵循与行动指南，为中国学术由避谈丝路学向必谈丝路学转型提供了新思路，为提升“一带一路”学术话语权注入新动力。

　　第二，通过研究黄文弼现象、季羡林现象、耿昇现象后发现，中国丝路学对“一带一路”话语权建设路径具有重要启示，从三方面影响“一带一路”学术话语权建设。一是中国丝路学历经从参与丝路学知识生产国际合作机制→布设中国丝路学自主知识生产的协作机制→构建全球性丝路学知识生产的对接机制三个重要阶段，实为从西方、中国、全球三个维度探索丝路学知识生成机制体系之旅，是中外共研丝路的可喜成果，也是助力中外共研“一带一路”的机制保障。二是由黄文弼参与中瑞丝路学术共同体的知识生产、季羡林统筹国内学科资源开展自主知识生产、耿昇对接中法助力全球性丝路学知识生产，形成由西方丝路学知识—中国丝路学知识—全球性丝路学知识组成的丝路学知识体系，成为“一带一路”话语权建设的知识依托。三是通过三大学术现象研究，厘清了中国丝路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经验、不足及启示，廓清了中国敦煌学赢得全球话语权的历史逻辑，进而确立以三大体系为抓手开展“一带一路” 学术话语权建设的“中国路径”。

　　第三，通过探索“一带一路”学术话语权建设的中国路径可知，以发掘问题、修正理论、丰富概念建设“一带一路”学术话语权，具有三重战略意义。一是构建“一带一路”学科体系，有助于在形成“一带一路”阐释合力中扭转中国丝路学的碎片化态势，有助于在中外共研“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相处问题中阐明“一带一路”，还有助于在丝路学视域内对“一带一路”展开跨学科研究，切实回应敦煌学服务“一带一路”这一重大现实诉求。二是构建“一带一路”学术体系，有助于在总结丝路文明交往经验中揭示中华文明的成长逻辑， 形成中国丝路学的原创性学术理念，有助于对“一带一路”展开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凸显丝路学学术性与实践性结合的双核特质，还有助于在修正西方理论与借鉴研究方法中构建中国丝路学学术体系，为“一带一路”话语权建设提供学术支撑。三是构建“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有助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学科体系为基础、以学术体系为依托推进“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有助于在建构科学合理的思想理论与知识体系的表达方法中获取话语权，维护国家意识形态主导权与国家上层建筑稳定度，有助于在聚力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研究中丰富丝路学概念体系，助力构建“一带一路”包容性话语体系，提升“一带一路”话语权。

　　重塑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的“一带一路”新实践，面临大国围绕“一带一路”话语权博弈的严峻挑战。提升“一带一路”学术话语权，是提升“一带一路”话语权的关键，要在聚焦丝路学核心议题研究中回应哲学之问、学术之问、时代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