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6日，由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主办的“朱义禄学术著作研讨会”在同济大学云通楼召开。各学者围绕朱义禄教授的学术著作与学术贡献展开交流与讨论。以下刊发杨国荣等数位学者的发言。

　　得悉朱义禄教授去岁荣臻八秩，他的学术成果讨论会也即将召开，这是令人欣慰的事。因为其他事情无法直接与会，只能以视频的方式说几句，很遗憾。

　　朱义禄教授是我的师兄，是入冯契门下比较早的学生。80年代我在读本科的时候，他已经在读研究生了。入学之前，他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受过比较好的史学训练，为他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根基。当然他的学术生涯当中有些曲折，比如在研究生期间与研究生之后不是很顺利，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上，他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工作依然还是勤奋，创作的势头非常好。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师兄朱义禄教授的勤奋。最近他发给我退休后所作的、以及已经发表和出版的论著，让我非常吃惊：竟有320万字之多。作为退休教师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实在地说，很多在职的教师也达不到这样的成果。从学术上的勤奋来说，朱义禄教授确实是个榜样。

　　朱义禄教授的很多工作得益于我前面提到的史学训练。早年他有复旦历史学本科的经历，这对他后来的学术研究有长期影响，他的很多研究成果都是与之相关的。从研究对象来看，主要集中在明清思潮，包括王学以及王门后学等等，历史脉络清楚、材料比较翔实，体现了历史的品格。除史学特点之外，朱义禄教授投身于冯契门下，受到了比较好的哲学训练，具有哲学的眼光，他的很多著作都体现着这一点。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研究所作的描述性考察不同，他试图对所涉及的历史学派（如明清学派），作出理论上的分析，体现其历史脉络。

　　退休之后他有许多论著，其中代表作之一是《泰州王门思想研究》。顾名思义，这本书研究的是泰州学派的演化脉络。泰州学派是王门后学中的重要学派，具有独特的个性特点。这本书对王门后学的开启过程与泰州学派的思想脉络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对其思想作出了深入的考察；里面既涉及对代表性人物的个案研究，又关注到不同人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前后穿插呼应，表现出内在的思想相关性。同时，这本书对泰州王学在明清之际及其在中国近代的影响作了具体的分疏，展现出开阔的视野；在很多方面，是发前人所未发。这本书资料翔实、考论详备、脉络清晰，和朱义禄教授之前出版的《明清之际的启蒙文化心态》《黄宗羲与中国文化》《颜元李塨评传》等具有呼应的关系。从对象上来说，都集中在明清时期；从思想脉络来看，彼此之间都具有相关性，如明清时期的启蒙文化心态、黄宗羲与中国文化等等，都和泰州学派与王门后学有着密切关联；颜元、李塨等既对王学作出批判，也构成清代的一个思想独特的重要学派；对这些学派的分疏前后呼应，体现出作者在明清思想方面的进展和系统性。这几本书汇总起来，就是一幅系统的画卷。

　　同为冯契先生的学生，朱义禄教授比我早入师门，是我的学长。作为同门，我对朱义禄教授在明清思想研究中取得的成果感到非常高兴，也相信这些成果有助于推进学术界在这方面的发展。退休之后，他尤其体现出惊人的创造力，我前面提到的320万字著作，主要都是他退休后的作品。一般而言，退休后比较注意养生颐年，很少会进行学术性的探索，因为学术研究是艰苦的劳动。但朱义禄教授乐此不疲，在这个领域中辛勤耕耘，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显示出他旺盛的创造力，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从60多岁退休到80多岁，这期间一直笔耕不辍，多方面的成果通通涌现出来，给学界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提供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与思想资源。他的学术经验有值得关注之处，为我们的明清思想研究提供了开拓性的研究视角。这与朱义禄教授在历史、哲学等多方面的深厚训练是有关系的。

　　我希望朱义禄教授——我的师兄能够健康长寿，能够在学术上继续耕耘、做出更大的创造。谢谢！

　　朱义禄先生是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的弟子。冯先生是浙江诸暨人，对家乡的学术事业历来比较关心，与浙江省社科院、杭州大学、宁波大学等学术机构有很深的交情。朱老师经常随师来浙参会，加之其本人祖籍宁波，因此亦与浙江学术界交往密切，结下不解之缘。而比朱老师晚出道好多年的我，因学术成长过程和研究方向与朱老师有部分重叠，所以对他的为学之路及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应该说是比较了解的。

　　朱义禄先生1942年出生于上海；196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接受了较为严格而系统的史学训练；1978年考取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哲学史专业，师从冯契先生，又受到了更为严格而系统的哲学训练；1985年调入同济大学，2004年从同济大学文法学院退休。因此，朱老师的学术基础在他们那一代人中是比较全面、扎实的，加之他生长在大上海，见识广，爱好多，有才气，故又颇有点文人气质和杂家风格。他的著作、论文融学术性与知识性为一体，读来津津有味，用冯契先生的话说：“有着雅俗共赏的效果。”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朱义禄先生，是在1980年11月26日至12月3日由中国哲学史学会华东分会和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合作在杭州群英饭店举办的“华东地区宋明理学研讨会”上。因我当时刚入职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哲学研究室不久，成为以时任哲学研究室主任沈善洪、社科所副所长王凤贤为首的研究团队的一员，故而有幸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得以与由时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华东分会会长冯契先生带领的团队相识，其中就包括朱义禄先生和陈卫平先生，还有邓艾民先生、邱汉生先生、周继旨先生、潘富恩先生、钱耕森先生、张立文先生、陈来先生以及瑞士的耿宁先生和日本的深泽助雄先生等。这是本人与这一批当代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学者的首次相识，至今印象深刻。

　　陈来先生在30年后写的《阳明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后，阳明学研究在大陆才线年代后期，浙江的沈善洪、王风贤先生在拨乱反正的时期，开始研究王阳明哲学。1980年他们写成了《王阳明哲学研究》小书的初稿，并在同年秋天在杭州举办了华东地区宋明理学讨论会，在会上向与会代表分发了他们的小书。这本书虽然只是一本数万字的小册子，但却是新时期王阳明研究的开始。”作为过来人，我以为这一定位和评价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当时参加“华东地区宋明理学研讨会”的有来自华东各省市及北京、山东、黑龙江、甘肃等高校院所及新闻出版40多个单位的84位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者。因此，它虽为地区性会议，实际上却是一次全国性会议，而且是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召开的第一次宋明理学研讨会，也是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专题性研讨会。而当时参加会议的浙江省社科所的同仁们几乎都知道，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想为第二年即1981年10月即将在杭州召开的“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做“热身”性质的“探路”工作。此次会议的研讨成果及会议纪要文稿有三种，即《宋明理学专题讨论会情况简述》《宋明理学讨论会纪要》《宋明理学讨论会的论点简介》。遗憾的是，当时还不时兴会议合影，拍照是件比较奢侈的事，所以在我的记忆中此次研讨会没有留下任何照片，浙江省社科院的档案中亦无照片留存。所幸的是，朱义禄先生保存了一份油印的“出席宋明理学讨论会代表名册”，成为此次会议仅存的非常珍贵的原始文件。

　　“华东地区宋明理学研讨会”后不到一年，由中国哲学史学会与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全国宋明理学研讨会”便于1981年10月15日至10月21日在杭州西子湖畔的新新饭店隆重登场了。此次会议规模之大，档次之高，远远超出了主办方起初的设想，以至于具体承办方浙江省社科所全员动员也应接不暇。我作为会务组主要成员，因经验不足，头绪紊乱，忙中出错，闹出不少笑话，印象之深，终生难忘。

　　遗憾的是，前后相接的“华东地区宋明理学研讨会”和“全国宋明理学研讨会”，我因忙于会务，与随冯契先生出席这两次研讨会的朱义禄先生、杨国荣先生、陈卫平先生以及陈来先生等皆未有太多接触，更无深入交流，对他们在会议期间的活动没有留下什么记忆。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倒是“全国宋明理学研讨会”结束后不久，浙江省便于1983年9月正式成立了隶属于省哲学学会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会”，而研究会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启动《黄宗羲全集》的编纂工作。时任浙江省社科所哲学研究室主任、后任浙江省社科院院长和杭州大学校长的沈善洪先生从一开始即是这项工作的总负责人并担任主编。起初的编纂工作由时任浙江省委党校教员的李明友先生协助，后由从浙江省委党校调入浙江省社科所的吴光先生协助并担任执行主编。他们为了帮助我尽快提高古籍文献的阅读点校能力，让我也承担了第一、二册（分别于1985年11月、1986年5月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中的《深衣考》《弘光实录抄》《西台恸哭记注》《冬青树引注》的点校工作，获得了极好的锻炼机会。

　　虽然《黄宗羲全集》的编纂是借了“华东地区宋明理学研讨会”和“全国宋明理学研讨会”的东风，但更主要的还是为了迎接纪念黄宗羲逝世290周年。1984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作为此次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浙江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和宁波市哲学学会联合举办的“黄宗羲与浙东学派学术讨论会”在宁波市委党校召开。这是1949年以来首次召开的以“黄宗羲与浙东学派”为专题的学术讨论会，有来自上海及浙江省内各高校科研机构的代表共50余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冯契先生也应邀与会。朱义禄先生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本是梁漱溟，因梁当时为“敏感性”人物，又因研二时的读书报告为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遂把重心转向黄宗羲，故而亦随冯先生一道参会。关于此次会议的简况，可参阅拙文《黄宗羲与浙东学派学术讨论会述要》。而我则作为会务组成员，与朱老师有了进一步接触的机会，对朱老师的了解才开始增多，并且有了书信往来。朱老师至今仍保存着会后我写给他的一封信函，内容是回答并请教朱老师有关王畿及浙中王门之质疑的，尽管略显肤浅，但能与当时已在学界崭露头角的朱老师通信本身就颇有意义。

　　值得提及的是，在“黄宗羲与浙东学派学术讨论会”期间，《黄宗羲全集》主编沈善洪、执行主编吴光主持召开了《黄宗羲全集》点校人员工作会议，主要是检查落实黄宗羲遗著的整理出版计划，以力争尽快为学术界提供全面研究黄宗羲的第一手资料。会上，冯契先生对《黄宗羲全集》的整理工作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对自己的学生朱义禄说：“（在校勘黄宗羲《子刘子学言》之时）最好与上海市文物委员会联系一下，以证实（上海图书馆原藏《子刘子学言》）为康熙仿刻本。”先是在1984年5月，沈善洪先生、吴光先生得知朱义禄先生在上海图书馆发现《子刘子学言》（此书历来有存目而不见原书）后，便由吴光先生去函邀请朱老师参与《黄宗羲全集》第一册《子刘子学言》的点校工作。就这样，我与朱老师又成了《黄宗羲全集》编纂团队乃至黄宗羲与浙东学派研究的合作者。

　　两年后的1986年10月20至25日，凭借《黄宗羲全集》第一、二册的正式出版，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浙江省中哲史研究会、杭州大学、宁波大学、宁波师范学院、余姚市政协、宁波市文管会、宁波市哲学学会、宁波市历史学会协办的首届“国际黄宗羲学术讨论会”在宁波隆重召开。冯契先生携其助手周瀚光，学生朱义禄、杨国荣与会。杨国荣、周瀚光、朱义禄分别提交了题为《黄宗羲与王学》《黄宗羲科学思想论略》《黄宗羲与刘宗周思想异同的比较》的与会论文，会后均收入此次会议的论文集《黄宗羲论》中。

　　在我的记忆中，朱义禄先生是在中国大陆学术环境大为改善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随冯契先生来浙江参加各类学术活动最多的年轻学者之一，因此也是与浙江学术界来往最为密切的冯门学者之一。通过这样频繁的学术交流和密切的人员往来，朱老师在提升自己的同时，也帮助了浙江学术事业的发展和后劲力量的培养，而朱老师在来浙参加了几次大型的学术活动之后，便陆续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文汇报》《史林》《浙江学刊》《江汉论坛》《江海学刊》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论文，内容又是以黄宗羲与明清思想等为主，就是最好的证明。这说明，上世纪80年代由冯契先生和沈善洪先生等主导，在浙江举办并在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留下重要印记的几次非常重要的学术活动，对于我们这一代学者来说是产生过深刻影响的，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说还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和学术道路。

　　与学术界一些擅长主持课题、担任主编的组织型、领导型学者不同，朱义禄先生基本上走的是默默研究、独立著述、淡泊名利、甘当绿叶的学术之路。这从朱老师所取得的丰硕学术成果中亦能看出一斑。总的来说，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朱老师的研究方向及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以专著为例）：

　　第一、儒家人格思想及魏晋玄学研究，代表性成果有《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9月，36.5万字）、《从圣贤人格到全面发展——中国理想人格探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20万字）、《魏晋玄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2006年5月，37.4万字）等。

　　第二、黄宗羲及明清启蒙思潮研究，代表性成果有《逝去的启蒙 ——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26.8万字）、《黄宗羲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32.6万字）等。

　　第三，儒家学派及阳明后学研究，代表性成果有《颜元评传（附李塨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36.5万字）、《颜李学派研究》（商务印书馆2022年7月，41.5万字）、《泰州王门思想研究》（孔学堂书局2022年10月，49万字）等。

　　第四、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代表性成果有《康有为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18.2万字）、《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1月，30.3万字）等。

　　朱义禄先生是2004年退休的，退休之前发表论文112篇，学术成果合计270余万字；退休之后发表论文63篇，学术成果合计320余万字。此外，还有合著、典籍释评、辞典编纂等十余种著述。因此，如果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算起，朱老师的学术生涯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1984年至退休之前的约20年与2004年至现在的约20年。如果说前30年是朱老师学术研究的积累、成长期，那么后20年则可谓是其学术研究的发展、爆发期。因为在我看来，朱老师退休后完成的《魏晋玄学》（2006年）《颜李学派研究》（2022年）《泰州学派思想研究》（2022年）三部大著，不仅是其学术研究的代表作，还是其学者生涯的最大亮点。

　　就在朱义禄先生潜心研究并撰写这三部大著的时候，我与朱老师的交往在中断了若干年后又恢复并比之前更多了起来。正因此，我对他近20年来所取得的新成果及其研究过程可以说是相当了解的。比如《颜李学派研究》就是应南京大学周群教授的邀请而承接的。该书可以说是原南京大学校长、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匡亚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学术延展，或者说是承绪《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又一重大课题。亦正因此，在我开始主持国家重大项目“阳明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时，便首先想到了朱老师，并邀请他承担了该项目子课题中一个大项——《泰州学派思想研究》。此时的朱老师已近耄耋之年，但自接受之日起，便调整生活节奏，改变作息时间，再次投入于枯燥的研究工作，高质量地完成了课题组和出版社交给的所有任务，这种提携后辈、甘为他人作绿叶的奉献精神，为我们这些后来者树立的榜样。

　　适值“朱义禄先生学术著作研讨会”在其供职近40年视同母校的同济大学召开之际，作为后辈的我，匆匆草写数千言，回顾既往，聊表心迹，权作对朱老师的祝贺与祈福！

　　最早结识朱义禄教授可能是在2003年上海哲学学会的年会上，这是交大陈章亮教授做会长召集的会。算来也已二十多个年头了。当时只知道朱老师来自同济，说起话来口音很重，后来知道他那是宁波话，而不是上海话。但他的话，比起叶敦平老师的上海话则好懂许多。我听叶老师的话，经常都得竖起耳朵，否则就跟不上。后来在华师大朱贻庭教授发起、组织的文庙儒学会议上，几乎每次都能见到朱义禄老师，聆听他的发言；而在《与孔子对话》连续九年不同主题的论文集里，每期都能读到他的文章，印象最深的大概是这两篇：《儒家担当精神的近代命运》和《试论儒家的社会责任感》，奠定了我对朱老师学术立场的基本认知。或许是因为他是冯契先生的弟子，我一直认为他跟建国初出生的陈卫平老师年龄差不多大，所以就没觉得朱老师是太老、太远的长者，以至于在2019年衡水董仲舒会议开幕辞的问候致敬中，我都没把他列入老前辈，现在想来很是惭愧。朱老师身体好，八十多岁了还能够只身一人外出开会，从来没看见有家属或学生陪伴他过，也不需要别人把他当老人家一样搀扶着或享受单独接送的待遇。拖着一个行李箱，走遍大江南北，精气神十足，陌生人都不会认为他竟然有八十多岁的年纪了。有时我怀疑自己能不能活到八十岁，而如果活到八十岁的时候，还能不能有他这么棒的身体，于是便对朱老师，又好生羡慕之心。

　　口述历史，价值珍贵。近些年来，无论是在衡水的董仲舒会议上，还是在肥城、武汉的君子论坛上，会间偶遇，或茶歇，或一起考察，我都十分愿意跟随在朱老师的身边，吃饭也愿意跟他坐在一桌，围拢在他身边总有听不完的故事。他经常口述历史，讲得有名有姓，时间地点，来龙去脉头头是道，很有魅力，吸引一众年轻学者。带有宁波腔的历史场景描述，往往也更生动，也更可亲。如是我闻，他在1985年《哲学研究》第4期上，发表《论黄宗羲的哲学史方法论发微》，这篇文章是他研二时的读书报告，毕业后七易其稿。觉得前人没有好好发掘，自己对此颇为自负。女编辑张智彦，慧眼识珠，认为文章有很强的创新性，决定刊发。稿费是185元，而朱老师当年的月工资也才82元。那一年，他从华东化工学院调到同济大学，缘由好像是住房解决不了的问题，期间所经历的波折也够写一本书了。1987年的他，第一次申请国家社科基金，也是最早的一批，得到方克立的支持，潘富恩的推荐，顺利地就拿到了5000元的巨额资助。这在当年，可算是一笔大钱，因为那个时候一般人的工资每月也只有五六十元。最终的结项成果是一部36万字的大著——《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1991年出版。书出来之后，好评如潮，学界天花板的《中国社会科学》，坊间流行的《新民晚报》都发了书评。随后的1992年又应中山大学李宗桂教授的邀约完成并出版了《从圣贤人格到全面发展》一书，明确提出“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应当成为当代社会主义理想人格的观点，为时人所注目，为多家报刊所转摘。1993年初，“朱义禄学术著作研讨会”由上海市哲学学会、同济大学联合举办，这是上海中哲界以个人名义召开学术会议的“第一人”，当时的影响和震撼都还是不小的。《文汇报》曾以“两部专著填补中国哲学史空白”为题，发表报道，称其“开辟了一个从君子到圣贤的理想人格研究新的领域”，可谓嘉惠后学。现在朱老师涉足君子学领域，可能就缘于这部书的知识背景。口述史的主体一般都不会撒谎，也不敢故意歪曲，最多只有记忆错位，因而在许多人看来，宁愿相信口述史，也不相信正史。

　　欲摧弥坚，练就人格。朱老师大学毕业那年，俺才出生。所以，倾听他的故事叙述，对我而言，总带有学习历史、强化历史记忆的性质。当代中国的许多重大事件，经过他的个人视野，再经过他的宁波话口述，则在我们的脑海里变得有血有肉，水融。1965年毕业时，中央下发368号文件，叫《中央关于分配一批高等学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指示》，目的是要把一批应届大学毕业生派到基层去，经过两年左右的社会实践，再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培养对象”。朱老师原本出身于所谓“剥削阶级”家庭，成分被划定为资本家，应该是没有资格进入这一行列的。可当时的复旦大学为了凑足国家计委下达的5840名指标，硬是把他“圈”了进去。当时也都宣誓过：“打起背包走天下”，“党指向哪里就到哪里”。可到了1966年，风云突变，原计划泡汤。于是他又被挂靠到崇明县红专学院去待了两年。1968年，被强行分到红星农场商店做营业员。干拷酱油、卖老酒、西瓜子等活，还算轻松，有时也当装卸工。按照当时的国家规定，大学生的工资是比较高的，而商店经理的工资，则比他相差一大截。嫉妒心日增的经理，在别人的挑拨下，对小朱做了个“特殊照顾”，把他从南货部调到屠宰部。让他天天与屠夫为伍，日日闻恶心的血腥味。真可谓“斯文扫地”。于是，朱老师便给崇明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写了封信，称专业不对口，要求调动到文教系统工作。县革委会主任竟然也作了批示，1972年4月就调到崇明县马桥中学任教。那是一所设备较好的完中，可不料又被小人告讦，把他不经意中讲的话上纲上线，直接安上了宣传“文艺生活枯燥论”、攻击“上山下乡”政策两大“罪状”，并勒令停职检查，结果是到食堂里当“火头军”，专门烧饭，还天天要“享受1500”张大字报的特殊“眷顾”。由此则可知，年轻时候的朱老师，其内心是何等的强大！如果不强大，就一天都活不下来。之后则又每况愈下，从完中一直到1978年考上研究生这段时间都是“带帽子的小学教师”。现在朱老师还常回忆说，“这椎心泣血的十三年，终生难忘”。而“苦难的磨炼，往往是人奋发向上的动力”，只是这种磨炼的代价总是显得昂贵了点，无论对于国家、社会，还是对于经历其中的每一位个体。青年时期的这段人生经历，很艰苦，但却锤炼了朱老师的坚忍不拔、总有本领超越环境的品格和人格。

　　边缘发力，问鼎哲坛。朱老师经常戏称自己是“混进”中国哲学界的。他是1960年进的复旦历史系，读本科，到大四则要分专业。他被分在了“亚洲、 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史”专业，这个专业名称竟然长达15字，很是奇葩。1978年，朱老师报考上海师范学院研究生的时候，中国哲学史的成绩为83分，在众多考生中独占鳌头。政治80分，马克思主义哲学60分，古汉语60分，外语40分是算中上的了。同学中，外语考得最差的只有24分，能达到及格的是极少数。在那个特殊年代里，钻研英文，是资本主义；学习俄文，是修正主义。上面的口号是“批资斗修”。考外语时，规定可以带辞典进场的。朱老师的中国哲学史成绩居首位，缘由是他有一个天赋，就是会应付考试。复试是一天笔试，半天面试。面试的主试是冯契先生，还有曾乐山、张天飞老师。他们提了一个冷门问题：章太炎对谭嗣同《仁学》的看法。朱老师回答得比较正确，所以最后就被正式录取了。本科学历史的，硕士则“混进”了哲学。可写毕业论文的时候，“西洋镜”终究还是穿帮了，银河国际galaxy网站冯契先生判定他的史学功底扎实，但研究哲学是差了点的。于是，毕业分到华化后，朱老师就在想：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呢，还是随波逐流呢？稍作犹豫之后，他毅然选择了前者。1965-1985这二十年人生的苦难，让他深感“步入学术殿堂的不易”。没有听过一节中国哲学史课的他，尚且还能拿到高分。为此他不甘“沉沦”，躲在华化的“城堡”里恶补各种与哲学相关的学科，扎扎实实又读了四年的书，伦理学的、心理学的、法学的、社会学的、教育学的、文艺学的、宗教学的、美学的、考古学的，等等。这些知识，后来在他自己的《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一书中都能够找到写作痕迹和思想渊源。

　　学术人生，既要“谋食”，又要“谋道”，谋食与谋道不得不并行。朱老师常说，他两个儿子要上学，开销不少，压力实在是山大。“教书只为稻粱谋”，首先得完成学校所规定的教学工作量，才能维持生计。同济社科系的第一门选修课《中国古代哲学》就是朱老师开设的，之后陆续又开了《中国近代哲学与文化》《中国文化概论》《佛道与中国文化》《诸子百家与文化建设》《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中西伦理思想比较研究》《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等近十门选修课。学会利用课程平台，把选修课办成专业讲坛，借机探讨中国哲学专业问题，提升自己研治国学的专业能力。我相信，他的这条经验对于如今栖居于马院的许多中哲、西哲学者而言，应该是很有启发的。有些课程的讲稿，因为有独创性的见解，他就写成了专著。如《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还获得了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出版基金资助出版，书名改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中国古代哲学》课程也讲了几年，觉得范围太广，于是便缩小到先秦诸子。后来则成了《诸子百家》一书，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朱老师虽然入中国哲学的门比较晚，又长期处于非哲学系的外围学科，却能够不懈努力，笔耕不辍，慢慢从边缘向中心进发，聚沙成塔，蔚为大观。上海滩的哲学中心长期都在复旦、华师大这边，中哲、西哲、马哲、伦理学皆是如此。朱老师虽然一天也没有在这两个单位工作过，既没拿到中哲专业的博导资格，又没有XX学者之类的光环，但如今他却能够拥有自己独特的学术领域，学问做得很纯粹、很成功，而没有沦为那种泛泛而谈、大而无当的“全能专家”，或不入流的“业余票友”，甚至还经常引来许多身处哲学系科同门师友的艳羡和望尘莫及。这一点，如果他没有足够的自信和耐心，没有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定力，肯定是做不到的，因而便显得异常难得、可贵，值得我辈取法学习。仅关于明清思想的研究，朱老师就出了五本大作，《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1995）、《黄宗羲与中国文化》（2001）、《颜元李塨评传》（2006）、《颜李学派研究》（2022）、《泰州王门思想研究》（2023），字数共计196万字，妥妥的明清哲学精专、扛鼎之作，功底深厚，颇得要领。中国哲学界的沪上前辈学者中，朱义禄教授应该算是成果很多的一位，这至少说明他人很勤奋，不放弃，不掉队，就算老了也要耕耘不止，精力旺盛堪比少年，这已经足以令我等钦佩万分了。

　　作为知识分子，朱老师是有情怀、有担当的。朱老师远非愤青，跟他在一起聊天，海阔天空，汪洋自恣，并不是义愤填膺的那种，而是闲谈中，不经意就能让众人发出会心的笑声，一双不大的眼睛里时常闪烁出睿智与光芒。这一点，倒也暴露了他身上所具有的江南人不搞冲突、上海佬圆润有馀的精神特性。当初加朱老师手机微信的时候，心里还估摸着他基本不会用的吧，没啥事要联系的，可后来没想到的是，跟他的交流，无论如何都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他能让你觉得你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位年逾八秩的垂垂老者，而是一个朝气蓬勃、道义满怀的年轻小伙子。朱老师是有大视野的，也是有大格局的，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总都有无尽的牵挂，无愧于时代的知识分子，也不乏颜元那种“天下事皆吾儒分内事，儒者不费力，谁费力乎”的豪情。每有大事出来，激浊扬清是必须的。大是大非面前，总能想得开，找准一个诠释的切入口，彰显出哲学家的批判勇气和思想穿透力，当然，也常有恨铁不成钢的指责、埋怨和无奈。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担当世道、劳济生民”的儒者风骨。朱老师是一个聪明人，做学生时，考试答题前，总不急着做题，而是先认真审一下题目，揣摩一番出题人的真实意图，然后再下笔。因而他每每考试，总能得个高分。

　　朱义禄先生196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似乎也可以说我和朱先生有一些交集，不过很是遗憾，余生也晚，未及得见君子于复旦。不过有缘之人，总是会有一些契机。我1996年进入复旦哲学系读本科，2000年跟刘康德老师读硕士生，因为刘老师跟朱老师之间颇有交往，因此我也得以听闻不少跟朱老师相关的“故事”，这些故事大抵是一些学人们之间“纠葛趣事”。这些“趣事”给了一个朦胧的关于朱义禄老师的形象，对学术有着执着的兴趣，有着坚定立场，这大概也就是一个君子的基本形象。

　　当然，直到我2005年离开复旦，我跟朱老师之间依旧是没有任何事实上的交集的，虽然，我也参加了上海辞书出版社张良一老师组织的鉴赏辞典的编撰，朱老师也是参加其中的，但是，他做的是《贞观政要鉴赏辞典》，我参与的是《先秦诸子名篇》以及《诸子百家鉴赏辞典》，虽然在同一个类目之下，但是，很遗憾，还是擦肩而过了。2015年11月28-29日第九届长三角中国哲学博士生论坛，应该来说是我和朱义禄老师第一次线下见面。不过博士生论坛主要是以博士生交流为主，再加上我一般都是饮酒过多，所以，跟朱老师之间的第一次现实交往，确实也没有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其实可能是有的，只是被酒精掩盖了。不过这样也很好，因为，君子之交淡若水嘛，淡淡的就很好了。

　　因为从2014年开始参与了君子文化论坛这一全国性的活动，君子文化自然也成为我所关注的重点领域之一。除了君子文化基金会所主导的一年一度的全国君子文化论坛，主编《中华君子文化》辑刊之外，我也确实觉得君子文化毫无疑问是中华文化的内核，因此，也不断在尝试一些新的形式，来推动君子文化的研究和普及推广。2019年底以来，疫情成为了一个最为普遍的事实，由此，“线上”也成为一个新常识。在这种背景下，2021年我们开始策划“西湖君子会讲”，希望基于线上的形式，借助会讲的方式，每期一个主题，来推进君子文化的传播和弘扬，这个会讲从2021年11月5日开始（第一讲：君子溯源，由江苏社科院胡发贵研究员和上海交通大学余治平教授主讲），至今已经十五讲（2023年12月27日，清华大学唐文明主讲）。

　　鉴于朱先生在中华君子文化研究领域的独献，我们在2022年11月8日晚上邀请朱先生做客“西湖君子会讲”，朱先生讲的主题是“君子含义的演变——从孔夫子到七君子”，朱先生的演讲自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朱教授早年的著作《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36万字，系198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1991年出版）是学界研究儒家理想人格及其当代价值最早著作之一，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朱先生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因此，整个讲座对于朱先生来说，是手到擒来，听众也是获益良多的。

　　这里不想对讲座内容做过多的描述，只想从一个侧面呈现出朱先生的君子之风。我前面说了，我们的这个“西湖君子会讲”是一个在线形式的讲座，对于我们在座很多同仁来说，都是习以为常的，但是对于朱先生来说确实是充满着挑战的（有不少老先生，比如说牟钟鉴先生，就是因为对于在线这个形式不熟悉，而没有参加我们的会讲）。其实坦率地说，要让一个80岁的老同志挑战新事物，我们的内心也是非常忐忑的。但是，朱老师听说是要讲君子文化，就非常兴奋，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们的邀请，可见其对于君子这一话题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强烈的认同。不过接下来对于在线新事物的接受和尝试过程，更是表现了朱老师的一种君子情怀，从软件的安装、调试，到字句的组织以及镜头的配合，每一步其实都是一种新的尝试，而在这个尝试的过程中，这种学习的热情和劲头是具有君子风范，值得点赞！正是因为朱老师的这种学习的劲头，使得他所尝试的新形式讲座在当晚得以顺利开展，虽然中间亦有小波折，但是总体上是波澜不惊，顺利完成。当然，这里还是要感谢一下上海财经大学郭美华教授的博士后付健玲博士，她当晚也是一直守在朱老师的电脑边，随时准备处理各种突发情形。这样的场景，现在想起来，都是特别让人感动的。当然，顺便提一下，朱老师自从开发了这项新技能之后，在线讲座的活跃程度也是“飙升”了，这充分地表明，君子应当具有探索和尝试的精神，而朱老师毫无疑问是具有的。

　　这几年董仲舒的会议、君子文化的会议都会遇见朱老师，而且每次都会在一起聊比较多，而听朱老师说起学界的种种趣事，也很是令人开怀！颇有君子之乐！

　　作为冯契先生早年的弟子，朱义禄老师在学界颇有盛名，尤其是最近这二十几年来，更是进入了一个“黄金爆发期”。其所出版的著作，有《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从圣贤人格到全面发展》《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黄宗羲与中国文化》《魏晋玄学》《颜元李塨评传》《颜李学派研究》等等，著述字数达320万以上，从研究的范围来说，涉及了儒家人格、魏晋玄学、明清思想史以及近代思想文化等诸多层面，可谓是博大精深。

　　朱老师的研究，虽然涉及甚广，但是在我看来，应当可以以“君子之学”来概括之，也就是说朱老师的学术旨趣还是深深地扎根在中华君子文化这一核心之上。1991年，朱老师所撰写的第一部专著，即《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随后1992年的《从圣贤人格到全面发展》，很明显都是围绕着理想人格，尤其是君子问题展开的，特别是第一部书，毫无疑问可以称为是现代君子文化研究的开端和奠基之作，对于这本书的意义，冯契先生在序文中就很直接地说了，“我读后，觉得他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从人生理想及其实现的角度），来考察儒家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前人尚未做过的工作，因此书中颇多新意和特色”，冯先生说，这种新意和特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对儒家经典中常见的圣贤、君子、成人、醇儒、豪杰、大人、大丈夫等理想人格称谓，作了较为细致的剖析，揭示出其中所包含的多方面的意蕴，并进而指出儒家理想人格学术的理论基础是‘人贵在于有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使得儒家在人类固有的理想意向（求真、向善、爱美）中特别突出了道德精神，因而有所‘见’亦有所‘蔽’；第二、作者着重论述了中国历代士大夫‘兼济’与‘独善’相统一的人生哲学，乃是对于儒家理想人格模式认同的结果；而圣人崇拜作为对儒家理想人格憧憬的衍生物，则集中体现在‘道统’与‘治统’合一的历史哲学中。此外，作者还从思维方式、生死观、法和礼、对科学和艺术的态度等，多方面、多层次地考察了儒家理想人格学说的社会文化效应，因而全书显得羽毛丰满，内容充实。第三，在写作方法上，作者对儒家的理想人格及其表现采取了具体分析的态度，既指出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也考察了它的消极作用；并运用宏观把握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从典型事例来说明一般（如第五章从对陶渊明、白居易、王禹偶三人所作的个案研究来论述士大夫的立身处世之道），从而增加了生动性、可读性。所以，本书作为一部学术性和知识性的著作，我相信，是会有雅俗共赏的效果的。”虽然朱老师的书并非以“君子”作为讨论的重点，也非以“君子”命名，但是，他毫无疑问也揭示出了君子作为儒家理想人格在传统时代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儒家的理想人格虽然称谓各异，但是君子无疑是基础。而正是朱老师的这种梳理，为后来对于君子的重视打开了一扇窗。朱老师的研究，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而其第二部作品《从圣贤人格到全面发展》，书中更是提出了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为当代社会主义理想人格的新观点，为时人所注目，因社会反响很大，在今天看来亦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

　　在我的理解中，“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似乎可以更好地用来指称晚明以来深受王学影响的新君子形象。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那么朱老师后来一系列关于明清之际的许多作品，仍然是对于君子文化（或者说儒家理想人格）这一主题的拓展，当然有的时候表现为具象和个案，有的时候则是更侧重于思想，由此在朱先生的学问特色上就形成了以君子之学（儒家理想人格）为核心的学术形态。

　　有君子然后有君子之学，有君子之学然后必有其遗泽。朱义禄先生的为人和学问，都是我们这些晚辈学习的榜样。这些年在和朱老师的交往过程中，深感其身上的君子之风，也被其坚持不断、笔耕不辍的君子精神所折服。

　　我也曾仔细地阅读过朱义禄先生自撰的《坎坷人生的学术之旅》，读了之后备受感动，其间有很多事情自然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理解的，但是，在这些坎坷之中，朱先生一直保持着对于学问的自觉追求，虽然很多时候也未必被认可，但是，他依旧保持着对于学问的热情以及不辍地耕耘，所谓“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大概可以用来描述朱先生在那段坎坷的经历。而1993年1 月初，“朱义禄个人学术著作研讨会”由上海市哲学学会与同济大学联全合举办，由时任上海市哲学会长丁祯彦主持，与会的七位教授为朱义禄老师的两本专著写了长达7页的鉴定报告书，这一破天荒的行为毫无疑问是对朱先生执着于学术探索的最高认可，所谓“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大概可以表达此时的状态。而2004年退休至今，已有二十年了，学术上却迎来“黄金爆发期”，则是厚积薄发，“能以美利利天下”。当然，这里我只是用了一些《周易》中对于君子描述的话语来试图理解朱义禄先生的学术之旅，我的这种理解不一定正确，但是，朱先生作为一个君子，是当之无愧的。

　　同济大学在朱先生荣休20年之际，举办“朱义禄个人学术著作研讨会”，如果说1993年那次“以个人命名的学术会议，在建国后的上海哲学界尚属首次”，那么我想这一次的意义在于，30年之后，我们看到了朱义禄先生在君子之学的道路上迈上了又一个高峰，这是值得我们所有晚辈纪念和学习的。

　　“乐只君子，遐不眉寿”，作为晚辈，此文仅仅表达我对于朱先生的学问和人格的尊崇，以及对朱先生的真诚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