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说，所有的人都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

　　而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概念是舶来品，我们更熟悉的说法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在大众的概念里，学者当然是知识分子，而大学生，大概也算得上是宽泛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近日，在清华大学，几位学者与满座的学子一同坐而论道。他们讨论的，正是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的话题。

　　“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及其现代命运理想国文化沙龙时代论坛”的专场讲座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主办，杨奎松、杨念群、金雁、雷颐、周濂、许知远等著名学者参加。

　　沙龙话题缘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所著新书《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在书中，杨奎松研究并书写了燕京大学哲学教授张东荪、《大公报》主笔王芸生、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三位知识分子在1949年之后的心理历程。

　　其中，潘光旦先生更为在场的清华学子所熟知，他曾经在清华读书，后又长期执教于清华，还曾担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

　　“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这原本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周濂作为嘉宾主持，在沙龙一开始，便抛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他强调，转变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也正是杨奎松着力呈现的问题。

　　杨奎松则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说，自己研究历史的初衷，无论是历史上的喜剧事件还是悲剧事件，历史研究的是背后的原因，关心的是人的命运。杨奎松希望通过研究这三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他们整个人生经历与思想变化，以及与这三人相关的人群同时又发生了哪些变化，来展现时代的变化。

　　杨奎松认为，要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及其现代命运”这一话题，首先要关注处在政治浪潮、社会巨变中的“人性”，更要关注“小人物”的世界。所谓的“知识分子”，要多一份反省，多一份自觉，在时代的发展中，要时刻提醒自己重人性、讲人道以及护卫人权的重要性。他同时表示，这也是历史观和历史评价的问题。

　　那么，“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知识分子的理想状态与处于世俗中的事实状态有何区隔？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杨念群认为，在中国，接近西方“知识分子”概念的说法，应当是“士”的概念。他针对历史上“士”的概念所指代的阶层和生活状况的演变，进行了脉络梳理。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苏联俄罗斯问题专家金雁则通过对自己父亲的回忆，以及中俄两国知识分子的比较，探讨了本次沙龙的主题。

　　“初夏的窗外，树影晃动。仰光大学的窗外也有很多这样的树。”著名作家许知远的演讲一开始即有非常强烈的画面感，吸引了在场学生的注意力。他结合缅甸仰光大学的历史变化谈及当下国内大学以及社会的现状，希望大家不要被表面化的生活所俘虏，而是应注重个人的独立思考，“要重新思考自己在此刻的生活，包括思考此刻的生活与过去的关联”。在许知远看来，这是历史学家对人们最重要的一个提醒。

　　此次文化沙龙活动还设置了现场观众提问环节，讨论问题包括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应起到的作用，公共知识分子“污名化”、历史的“无用之用”等，各位嘉宾的回答引发全场阵阵掌声。

　　最后，主持人周濂作结。他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及其现代命运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这不仅需要历史的见证，更需要青年一代的不懈努力作出回答。银河galaxy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