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后悔承担了这项任务，可就连愚蠢透顶的人理解了其中的凶险后也会退避三舍。”

　　1793年夏，英国政府派大使乔治·马戛尔尼率领使团远渡重洋觐见乾隆帝。这是中国同西方交往的历史中最著名的时刻之一。而马戛尔尼的随行翻译李自标却在此后写下了以上这一番话。

　　外交官的言论可能引起风波，进而导致国与国关系的破裂，那自然是危险的，而一个翻译的职责，似乎不过是把别人的话重述一遍，怎么会凶险呢？

　　牛津大学中国史教授、《翻译的危险》作者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指出，清朝和大英，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念，而翻译人员既是自身文化的一部分，又是另一种文化的传播者。这种能力，既是权力，也是危险。“能讲对方的话则意味着他们的忠诚是暧昧的”，译员的立场总是面临猜疑，而译员本人也会遭受多方面的忌惮。

　　在今日的文章中，我们摘选了李自标随马戛尔尼访华的部分场景，以及李自标能在清朝前往那不勒斯的缘由，看见“大历史后面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看见翻译的复杂与危险。

　　1793年季夏的一日清晨，英国派往中国的首位使节乔治·马戛尔尼身着巴斯骑士团的长袍，鸵鸟羽毛垂于头顶，在乾隆皇帝面前下跪，双手将一金匣举过头顶，金匣外嵌钻石，内含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件。乾隆是17世纪入主中原的满族勇士的后裔。他能讲汉语和满语，同时也懂得足够多的蒙语、藏语、尔语，接见来自这些区域的使团时无须翻译，他也颇为此自豪，但此时此刻却须得有翻译不可。银河官方官网

　　年少时曾遍游欧陆的马戛尔尼，此时讲的是意大利语。他的言辞由跪在他身后的一位年纪稍轻的人译成汉语，此人身着英式服饰，戴有粉状假发，自称姓梅，但真名李自标，是来自中国西北边区的天主教徒。

　　李氏在那不勒斯受学，讲的是简单的汉语而非朝廷中的官话，对皇帝却极为恭敬，同时也有一种他自带的引人亲近的真诚。当他转向马戛尔尼时，则是将皇帝的话以文雅且正式的意大利语转述出来。皇帝听了一小段陈词，问了几个礼节性问题，之后赏给马戛尔尼一块玉如意。

　　当马戛尔尼退下时，上前的是他的副手乔治·伦纳德·斯当东，这是一位接受耶稣会教育的爱尔兰新教徒，热衷于当时的科学发现，信奉卢梭，蓄有奴隶，支持新近的法国大革命，也是马戛尔尼长期的朋友、秘书和亲信。老斯当东一辈子的大事就是教育他的儿子，年方十二的乔治·托马斯·斯当东，此时也跪在他身旁。

　　李自标仍在翻译，这次是译成拉丁语，小斯当东能听懂两边的话：他父亲自他三岁起就开始同他讲拉丁语，他在前一年见到李自标后就开始学习汉语。

　　当乾隆帝询问英人中可有能讲汉语者，此前已见过小斯当东的大学士和珅颇懂得如何逗老皇帝开心，便禀报有个男童能讲些许，并将他叫上前。小斯当东有些腼腆，不过当皇帝解下腰间的黄色丝绸荷包并赏赐给他时，他也能用汉语讲出几句致谢的言辞。

　　御座旁边，一起观礼的是当世最有权柄的三位大臣：后来成为嘉庆皇帝的亲王、刚刚在西藏平定廓尔喀人且最受乾隆赏识的将军福康安、掌控帝国财政的和珅。在场的还有松筠，蒙古族，此人原本是从事满蒙翻译的生员，那时刚从北方边境归来，他在那里同俄国人议定了《新恰克图条约》。在接见和宴请英国使团后，乾隆命福康安、和珅和松筠带马戛尔尼去花园赏玩，相较于和珅的闪烁其词和福康安的傲慢无礼，松筠则热切地打听俄国政治和政府的信息，令曾出使俄国的马戛尔尼颇为受用。

　　这是中国同西方交往的历史中最著名的时刻之一，而乾隆皇帝不论是在历史中还是在生活中都处于舞台中央。此时他已年过八旬，简单地穿着深色长袍，盘着双腿坐在御座之上，不过他作为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的专制君主已近半个世纪。即便是和珅和福康安同他讲话时也需要下跪，他也乐于被人颂扬他在位时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在经历朝代更迭带来的百年战乱之后，人口剧增，农商俱兴，清帝国在对西北的蒙古人和准噶尔人用兵之后达到全盛，在他的赞助之下，艺术与学问也日益繁荣。远在华南海岸，中国的物产令欧洲人慕名而来：精美的丝绸和瓷器尚无法在欧洲复制。近来同英国的贸易也兴盛起来，主要是因为欧洲人和美国人渐尚饮茶，而茶叶只能在中国种植。

　　在接见英国使团之后，乾隆果断拒绝了英国人在京师派驻使臣和在岸边觅一小岛作为贸易基地的要求。很快在欧洲，人们便传言乾隆此举是因为对马戛尔尼不悦，马戛尔尼仅愿单膝跪地，而非行朝廷中正式的三拜九叩之礼。此后，此次出使的失败便归咎于乾隆皇帝：作为天子，自诩为文明世界的主宰，却对崛起的英国势力一无所知，也未能意识到马戛尔尼绝非仅是一位远方君主派来护送贡品的使臣。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乾隆皇帝身上移开并转向在场的其他人时，这次出使便有了新的意义。

　　这是汉语文学中最为有名的诗篇之一，但是其中的葡萄、琵琶和夜光杯对于唐朝读者而言都颇有异域风情，而城墙之外黄沙蔽日。这是一个能强烈感知和表达汉族文化的地方，因为它正地处汉族世界的边缘。

　　李家祖上应是在17世纪来到凉州，当时明朝接连兵败而亡国，取而代之的清朝统治者是来自东北边疆部落的满族。李家起初来自宁夏，这里也拥有悠久的中原与内亚民族交往史。他们可能曾经经商或从军，或者仅是为了躲避兵乱。

　　我们所知的是他们自认为汉人，不知何时家中有人加入了一个新传人的宗教群体，成了基督徒。基督教传到此地时，这里已经被纳入清朝版图，此时来到这里的欧洲传教士颇有名望，钻研从星象到中国古代典籍的学问，并将《圣经》翻译成汉语，也能出入宫廷。

　　1697年，法国耶稣会士安多(Antoine Thomas)和张诚(Jean-Francois Gerbillon)随康熙皇帝西征时曾经过宁夏。耶稣会士已经提供了专为此次作战制造的最新式的欧洲武器装备。在宁夏，安多预测了一次日偏食。康熙对外发布通告，并将安多传至身边，一同观看日食，并展示了他所使用的科学仪器。

　　仅数年后，凉州就有了一小拨基督教家庭，1708年传教士也到了这里。到来的法国传教士皆是奉了上谕：杜德美和雷孝思都在为康熙绘制地图。他们旅行途中测量所覆盖的距离，并经常观测子午线。他们携带有一个异常精准的时钟，通过确定这些观测的时间，他们能够计算出他们所处位置的经纬度。在凉州，他们观测到一次月食，并将其同欧洲观测到这次月食的情况联系起来，以验证他们为城市所确定的坐标，并据此测绘地图。

　　他们在汉语上造诣精深：杜德美有中文的地理著述并同伟大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通信，而雷孝思则以将中国古代的《易经》译成拉丁语而闻名。

　　耶稣会士在凉州仅待了数月，接替他们的是意大利的方济各会士，后者在的时候皈依基督教的人数曾短暂增加。叶崇贤(Giovanni Maoletti)曾数次访问此地，并声称为近千人施洗。

　　来自那不勒斯的麦传世(Francesco Jovino)后来接管此地，在城中待了许多年。他言语不多，灵性极强，对教长言听计从，同时也有语言天赋，还有明显的治学兴趣。这些都帮他获得了当地教众的支持，即便康熙死后信教日益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

　　当年有一场旱情，城中官员谴责基督教义，言辞殊为激烈，但是麦传世受到了一位信教的亲王的保护，此人远征归来，路过凉州，但不知实为何人。新皇雍正于1723年登基后，将基督教谴责为异端邪说，并驱逐了所有不在宫中任职的传教士，但是麦传世因受到了巡抚的庇护而一直留在城中。最终他被迫迁居广州，在那里潜心研究中国典籍，但是很快就回到了凉州。

　　虽然凉州已经富庶起来，但是仍然要等二十多年后才又来了一位天主教神父。此人最终于1758年到来，他更加与时代接轨，也迥异于天性恬静、虔心苦行的麦传世。这是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物：富有感召力，极其虔诚，野心勃勃，饭量惊人，穿着精致。而对于凉州的教众，最显眼的地方是，这是一位汉人。事实上，郭元性来自山西，许多在凉州做生意的商人也来自该省。他出生时，家境优渥（他的一位叔父曾任县令），但很早就成了孤儿。他在十七岁时改宗，在近十年间一直担任一位欧洲传教士的助手，此人大为所动，决定将他送到那不勒斯，那里新修了一个学院，专门为了培养汉人做神父。

　　李自标能够从凉州来到那不勒斯，是因为他一出生便加入了天主教会，这也是早期现代世界最伟大的全球机构之一。教会也是知识和学问的渊薮。基督教来到凉州，正是因为康熙皇帝将耶稣会士的欧洲学识运用到了他南征北战、增扩疆土的抱负中。出于这种与宫廷的紧密联系，彼时很多选择到中国当传教士的欧洲人——特别是耶稣会士，不过也有像麦传世这样的方济各会士——成为研究汉语的重要学者。

　　乾隆一朝，在那不勒斯学院学习的中国男童和青年有四十人，李自标只是其中一个。在他们出身的中国家庭中，学习是成功的关键路径，这些年轻人因此也会期望通过学习欧洲语言和知识来提升自己。

　　马戛尔尼及其随员离京北上，穿过长城进入山区，在承德觐见皇帝。这是整个出使的高潮:在这一时刻，英国人不仅能见到皇帝，还能与朝廷重臣打交道，并陈述他们的请求。这也是李自标策划已久的时刻，一个甘愿以身涉险也要为中国基督徒谋福的时刻。

　　马戛尔尼带去承德的人员都是精挑细选的:他的翻译、私人秘书、三个表亲，老斯当东及小斯当东和他的老师伊登勒，基朗(Hugh Gillan)医生，东印度公司的船长马庚多斯，加上乐师、士兵和仆人。他把两位画师留在京师(为一处帐篷画装饰)，这意味着他已经准备在叩头的问题上妥协，并想要确保他对于如何描绘他的行动拥有十足的掌控。

　　一同前去的少数人都是心腹，气氛颇为放松。马戛尔尼在日记中记了一个小插曲，描述了一天晚上李自标给大家讲笑话，说是有一位官员找到他并神秘兮兮地问是否能看一眼礼物。显然是天津邸报曾载，使团带来了一只吃煤的鸡和一头同猫一样大小的大象。

　　他们参观了藏有皇帝功业图的宫殿，也观赏了皇帝收藏的欧洲天文仪器和音乐装置。他们还下了马，乘船到了一处湖心岛上的宫殿。等到他们最终回到住处，已经是下午三点了，马戛尔尼已经精疲力竭。李自标已经为双方连续翻译了十二个小时，但是他很兴奋：他给出“关于谈判的整体叙述是如此乐观，以至于让所有参与其中之人燃起了希望”。

　　数日间，又有几次短暂的觐见，也又在园中游玩了多次。英国人参加了万寿庆典，其间有盛大的戏剧演出，曲目都是为了合乎人们远渡重洋前来为皇帝贺寿的主题：最后以巨鲸喷水收场。小斯当东尤其喜欢杂技表演，特别是一人平躺，用脚蹬着一口大缸转动，而一名男童从中爬进爬出。乾隆讲了一番话，并交给马戛尔尼一个赠给英国国王的宝物子。到了下午，松筠便带着马戛尔尼骑马上山，去参观那些壮观的寺庙，李自标、斯当东父子和伊登勒随行。对于天主教徒李自标而言，这些寺庙则是个考验，他直接拒绝翻译任何关于神祇的问题。

　　乾隆并没有给马戛尔尼机会向他禀告此次出使的真实目的。不论是在中国还是英国，君主和贵族都不屑于讨论通商事务。然而，对于中国和英国而言，广州贸易带来的巨大利润都有财政和军事方面的意义，这意味着皇帝并非完全不知道这些问题。

　　只有同松筠一起，马戛尔尼才能谈论这些议题。当马戛尔尼请求安排一地让英国人长年停留并储存货物时，他对自己的真实意图有些闪烁其词，而伊登勒的拉丁译文则非常清楚地表明这是要求清廷“在舟山附近海域指定一个不大的地方给英国商人使用，例如一座邻近的小岛”。在此项以及一名常驻特使的要求之外，马戛尔尼决定在这一阶段还有其他四项力求获准的要求：在舟山或天津自由贸易、在京师设立货栈、减免英国商人从澳门向广州转运货物的税额和书面的关税额例。

　　马戛尔尼十分谨慎，并未以书面形式提交他的目标，但当他回到京师并得知使团需要启程离开后，他才这样做。

　　所以英方的这六项请求实则由李自标口头传达，于是他冒着巨大的风险增加了第七项：“基督教法对中家全然无害，亦无任何悖逆，因为敬神的人向善，也更易控制。因此我恳请当今圣上准许遍布于贵国四境之内的基督教众安然度日，虔心行教，免受不公之迫害。”我们能知道他这样做，不仅因为他在给罗马的信中如是说，也因为这项请求在皇帝的正式回复中被拒绝。

　　当李自标同意担任使团的翻译时，双方便有共识，即马戛尔尼也会像出任教宗特使一样行事。虽不清楚这到底指哪些事情，但是不管李自标作为汉人的身份意识以及他同英国人的友情有多强烈，他的最高忠诚肯定归属于他生长的凉州天主教社区。

　　不太清楚的是李自标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加上这项请求的。他在马戛尔尼同松筠商谈时担任翻译，在此过程中，他可以这样做，因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并不会逐句翻译，而是先接收马戛尔尼的讲话再向松筠阐释。尽管这是让人极度头疼的做法，却足以让一位聪明的译员在双方都不知晓遭到了欺瞒的情况下增加一项请求并应付对此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