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大学生是怎么样的?他们学些什么?又考些什么?古人上了大学后,是不是直接去朝廷打工了?
西周辟雍、宋朝书院、明朝国子监……中国古代的学校是如何建立、发展的?这些学校和当时的朝廷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和我们受到的教育关系密切。我们能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和国家的历史、政治相勾连。而一代人接受教育的总体境况,又将影响政治与历史的发展。
钱穆在《国史新论》中写道:“全部中国思想史,亦可谓即是一部教育思想史。至少一切思想之主脑,或重心,或其出发点与归宿点,则必然在教育。中国一切教育思想,又可一言蔽之,曰:‘在教人如何做人。’”
今天,我们摘选了书中“中国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一章,呈现中国古代教育的兴衰与特色,“就新时代之需要,探讨旧历史之真相,给时人以借鉴”。
西汉的教育制度和选举制度是相结合的。要想成为政府官员,需要进入太学学习一年并参加考试。
西汉教育制度之重要性,乃以“育才”与“选贤”双轨并进。换言之,乃是教育制度与选举制度之配合行使。由地方学即郡国学申送十八岁以上青年入太学,受业一年,经考试,以甲乙等分发。甲等得在宫廷充皇帝侍卫,乙等回归本乡作吏。
为吏有成绩,重得选举入充皇宫侍卫,再由侍卫分派到中央及地方政府担任各职。
此一制度,形成了此下汉代政府,较之以前历史上所有之旧政府,展现了一独特之新面相。凡属政府成员,皆须太学出身,或是由太学生服务地方政府为吏之双重资格为出身。此等人,皆经政府之教育与选择。每一成员,既通经术,亦长文学,又擅吏事,汉人谓之“通经致用”。纵位极丞相,亦不例外,必备此资历。故汉代自武帝以下之政府,乃备受后世之崇重。后代政府,亦莫能自外于汉代之规模,而别创一新格。总之是受教育的始能任官职。教育地位乃显在政治之上了。
博士于五经,有兼通,有专精。但虽兼通,亦必以专经任教。惟一经亦可有几派说法,经太学博士与朝廷公卿会合审查决定。所以到宣帝以后,五经共设有十四博士,即太学有十四个讲座,此外不再添列。
所难者则在考试,须定一客观标准。故每一太学生,必申明其自己乃依据某一讲座之说法而作答。汉人谓之“家法”。五经共分十四家,每一经之章句训诂,必遵从某一师之家法,以为考试之答案,乃能及格。其实所谓师传家法,皆为便于考试;在学术上,其高下是非则仍待讨论,非有定案。
但太学在此后已成为利禄之途,来者日众。其先博士弟子只五十人,渐增至一百人、两百人、一千人。有人说孔子弟子三千,太学生名额遂亦增至三千人。此已在西汉之末年。下及东汉晚期,太学生乃增至三万人。试问十四位讲座,如何能教三万名学生?太学至此,逐渐变质,失却了开始重视教育之用意。
汉朝考试需要遵循“家法”,但有这种墨守成规的标准答案的存在,创新活力受到抑制,民间私学因故兴盛。
既定家法,则重墨守,陈陈相因,无发明,无创辟。私人聪明反而窒塞了。于是官学遂又不受人重视。真心求学的,重又转归到社会私学去。私学即是排拒在博士讲座之外的;或是在博士家派之外,自有讲法的;或是在博士家法之中,有所融会贯通的。既非十四家法,即为太学所不容,于是只在民间设教,当时谓之“开门授徒”。
太学博士所讲,以其为当时所通行,称为“今文经学”。民间所授,以其非为当时所通行,乃称为“古文经学”。古文经学无家法,可兼通,可博采。此亦都在东汉之世。私学乃又代官学而崛起。
其间最值一述者有郑玄,山东高密人,曾造太学,又自向私学从师,游学遍全国。以东方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介绍,投马融门下。马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受业者五十余生。玄在门下,仅得高业弟子转授。三年,不获见融一面。某日,融会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召见于楼上。玄因得备问所疑。既毕,辞归。融喟然曰:“郑生去,吾道东矣。”玄不仕在乡,弟子自远方至者数千。曾途遇黄巾数万人,见者皆拜,并相约不敢入县境。孔融、袁绍亦对玄备致敬礼。
就历史言,无数百年不败之政治,亦无数百年不坏之制度。西周以下辟雍、泮宫等制度,今已无可详说。秦汉两代博士制度之演变,经学上今古文双方之异同得失,余已有专书详述。惟郑玄以在野学者之身,当朝廷提倡数百年经学达于堕地将尽之际,玄之为学,不专治一经,更不专师一家,能囊括汇通,成一大结集。此下十四博士家法师传尽归散失,惟郑玄最晚出,而使经学传统不坠重光。其功绩实为两汉经生四百年来所未有。
可见教育事业,主要在“师道”。师道所贵,主要在为师者之“人格”与“学问”。振衰起弊,承先启后,其能发挥绝大功能者,则多在师不在学校,又每在野不在朝,抑且在乱不在治。如郑玄之在两汉,即可为一例。故其人在中国教育史上,尤为后代所重视。
郑玄稍前,有一郭泰亦当附说。郭泰亦当时一太学生。其时太学生数万人麇集京都,博士倚席不讲,又值朝政黑暗,激起太学清议,成为当时政治上一难对付之力量。而郭泰是太学生中之翘楚。同时又有苻融,亦太学生,师事少府李膺。膺乃当时名公卿,但见融,必绝他宾客,听其言论,为之捧手叹息。郭泰家贫,从其姊夫借五千钱,远出从师。并日而食,衣不蔽形。及来太学,时人莫识。融介之于膺,时膺为河南尹,待以师友之礼。后泰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辆。泰惟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视若神仙。时汉政已污浊不堪,太学亦有名无实。但公卿中有贤如李膺,太学生中有英特奇伟如苻融、郭泰。其故事著之史籍,长供后人玩赏。虽无救于汉室之覆灭,但中国文化之内蕴,与夫其社会精力之充盛,可知此下尚有无穷生命,决不随一时朝政而俱熸。
唐朝国力强盛,公立教育再度兴起,但和汉代不同的是,唐代的教育与考试不再捆绑发展。唐代以考试选拔人才,考试内容看重诗赋创作。
隋唐统一盛运再兴,于是汉代公立教育制度亦随之复起。唐初太宗时,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都派留学生来中国,太学生多至八千余人。又有书、算、律各门专科,学制似较汉代更为进步。
但汉制须先进太学,再经选举;而唐代则教育、考试分途发展。太学出身与进士之公开竞选属于两事,把考试来代替了汉代之选举。学校出身其事易,公开竞选其事难。社会群情,都看重进士,不看重太学生。当时中央政府地位虽高,而国家公立教育则未有大振作。抑且唐代还有门第教育与寺院教育之存在。就教育言,则未见有大胜于魏晋南北朝之世。
唐试重诗赋,其事亦未可厚非。考试本是一种智力测验,短短一首诗,其中有学问,有抱负,有寄托,有感想;不仅智力高下,即其学问人品,亦可于此窥见。若作策问或经义,题材内容,先已有了限制,未易出奇制胜。而且陈陈相因,易于揣摩抄袭。不如诗题,层出不穷,无可准备。而应考者却得借题发挥,各尽其趣,于拘束中见才思。
唐代终于把进士考试来渐渐替代了门第势力。社会孤寒之士,亦得平地拔起,厕身仕宦,使仕途不再为门第所垄断。而寒士应考前,则常赴寺院中读书。乃有如王播“饭后钟”故事。相传播客扬州某寺,随僧斋餐。僧加厌怠,乃斋罢击钟。播作诗有“惭愧阇黎饭后钟”之句。后播显达,出镇扬州,访旧游,其所题诗,已受碧纱笼之。或传段文昌事与此相类。其他此等事,亦复屡见。
故可谓唐代仅有考试取才,而无学校养才。养才仍赖于寺院与门第。寺院所养不为世用,门第出身比数渐不如进士之多。而进士又仅尚诗赋,不免实学渐衰,流于轻薄。唐晚季,昭宗时,郑綮以为“歇后诗”得相位。彼自谓纵使天下人皆不识字,相位亦不及于我。制诏既下,曰:“笑杀天下人。”又曰:“歇后郑五作相,事可知矣。”或问綮,相国近有诗否?曰:“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此处那得之?”此亦可谓有自知之明。
然国家岂得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人来掌理治平。其时则已若政府社会举世无才,有才则只在寺院中作禅宗祖师去。
唐末有书院教育,此事乃门第教育之残波余影。门第没落,子弟向学无共学之人。乃于宅旁建书院,藏书其中,延纳俊秀之来者,可为子弟作师友。又为避世乱,常择名山胜地建书院,则受寺院影响。而书院之盛,则待宋代。故言中国教育史,有唐一代,实有腰虚中弱之象。此亦不可不知。
明朝广泛立学,学校教育与考试制度再次融合,学生想要进入国子监,须先参加科举考试,进入国子监后,需要学习十几年,方能出任官职。
明太祖未定天下,即在婺州开郡学。及即帝位,诏天下郡县皆立学。府设教授一,训导四。州设学正一,训导三。县设教谕一,训导二。生员自二十人至四十人。据一时统计,全国府、州、卫、所,共得教官四千一百余员。较之北宋元丰时学官,几多近百倍。则明初注意兴学不可谓不力。
地方生员升至国学,初称“国子学”,后称“国子监”。监生分赴诸司先习吏事,称“历事监生”。亦有遣外任者。在学十余年,始得出身。洪武二十六年,曾尽擢国子生六十四人为布政、按察两使及其他高级官职,出身远优于汉之太学。又必生员入学始得应举,则学校与考试两制度亦复融合为一。此皆明制之优于前代者。
即在此后,明代南、北监,常简大学士、尚书、侍郎为司成。一时名儒为国立大学校长者,项背相望。昼则与学员会馔同堂,夜则灯火彻旦。不乏成材之士出于其间。明代国力,与汉唐相抗衡,人才辈出,亦与政府重视教育之意有关系。
然由政府办学,学校兴衰,终视政治之隆污而判。故明代之教育制度,虽可称道,而教育功效则终有限。此孟子所谓“徒法不能以自行”也。
又明代政府中,拥有大批学人,可以不负实际行政之职位。此亦兼寓有一种教育意义在内。进士及第,一甲得入翰林,二甲、三甲得选为庶吉士。因其未更事,俾先观政,同时进学。此一制度,论其渊源,实颇似于秦汉时代之有博士官。翰林犹如博士,庶吉士近似博士弟子。回翔政府,储才养望。此制为清代所沿袭。论其制度,有张有弛;论其作用,有显有晦;论其意义,在政治集团之内而别有一种养贤储才之机构与组织,此则大值重视。
汉代政府之此项措施,乃受战国诸子在野讲学之影响。明代政府此项措施,则受宋元儒在野讲学之影响。唐、宋两代之政府中,亦有与汉、明大同小异相类似之措施。此见中国政治重视学术与教育之传统精神,乃无时或已。此乃中国政治史上一大特点,所当大书特书,以供后人作参考。
惟由政府来提倡学术,培植教育,其最高意义总不免偏重于政治。此已不能满足在野学术界之理想要求。而且中国传统政治,学校、选举两途并重。学校在造贤,选举在拔贤。而学校与选举之两者,均不免要以考试为标准。考试制度之在中国,递有变迁,而终于不胜其流弊。唐代以诗赋取士,其弊已如上述。明代以经义取士,其变为八股,流弊更甚。于是民间讲学,仍必与朝廷提倡相对立。
明代民间讲学,虽远承宋元,下至武宗时代王学特起而大盛。阳明政务在身,而兼亦从事讲学。其所至,学徒群集。唱为“惜阴会”,欲使学者时自集会,讲论研究。及其身后,流风益甚。各地社会,自有组织。其大弟子,年有定时,分赴各地。一面借此集会,交换心得,讨论新见;一面集合群众,公开演讲。称为“讲会”,亦称“会讲”。
此与朱陆书院讲学有不同。一则讲会近似一学会,学者同志借以互相切磋。一则讲会以宣传普及为务,更近一种社会教育。循而久之,以普及代替了提高与深入。故此种讲会,虽曾一时风起云涌,而亦滋流弊,终于不可久。
最后乃有东林书院出现。此一书院之规制,更近似一学会。学者常川集合,轮流主讲,重在自相切磋。而所讲亦涉及当时之政治。逮此一学会遍及全国,更复在京师有分会,乃引起政治。直至银河官方官网明室覆灭,党祸始告结束。
下至清代,政府公立学校,无论在中央,在地方,其在传统上均已名存实亡,无一定之宗旨以为规则,以为号召。在野学者,风气亦变,无复宋、元、明三代讲学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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