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米亚斯尼科夫：俄罗斯著名汉学家，代表作有《俄中界约勘注：俄中边界外交史——从17世纪到20世纪》等。

　　傅高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中国、日本的社会与历史，代表作有《时代》等。

　　巴泰雷米·若贝尔：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校长、科学理事会副主席、艺术史教授。著有《古斯塔夫·雷格瑞：1820—1884》《德拉克洛瓦》等。

　　艾恺：美国汉学家。著有《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等。

　　马可林：澳大利亚汉学家，格里菲斯大学荣誉教授，澳大利亚联邦人文学院院士，他的《西方的中国形象》一书是中国形象研究的权威著作。

　　在俄罗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涌现了许多优秀学者，致力于翻译中国文学，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中国文学译本。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接触中国文学。

　　从那之后，我一直在读中国文学作品，从古代到现代，有太多的中国作家让我印象深刻。比如，唐诗是中国文学的骄傲，李白与杜甫是最伟大的两位诗人。李白的诗飘逸潇洒，杜甫的诗沉郁厚重，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中国古代小说也是精彩纷呈，《三国演义》《西游记》是我最为钟爱的作品。到了现代，老舍是一位很优秀的作家，前不久我们专门在俄罗斯召开了一个纪念老舍的学术研讨会。同时我也喜欢读郭沫若的诗与他的历史著作。当代作家里面，我认为王蒙的小说写得很不错。

　　俄罗斯著名的文学出版社——东方文学出版社，最近立了一个出版项目，要出版十卷本的中国当代作家小说集。这里面会囊括进中国现当代很多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这十卷本小说集出版之后，我计划逐本再通读一遍。我觉得，优秀的文学作品是走近一个民族的秘径。此外，俄罗斯还有一些研究中国的著作值得推荐。比如两年前获得俄罗斯国家奖金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那是半个世纪以来，俄罗斯的汉学家们研究中国精神文化之大成。

　　我研究中国文化60年了，我非常赞赏中国文化。总的来说，中国文化是人类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一种文化，中国文明是唯一一个几千年来保持住了自己的生命力并越发显得生机蓬勃的文明。对于很多历史学家来说，都有一个谜一样的问题：中国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为什么总能保持自己的生存？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很强，能够把很多分支性的东西吸引在一起，而又不丧失自己的主体性与特质。

　　中国文化与俄罗斯文化有很多共同点。在世界各民族中，俄罗斯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的互相理解可能是最为深刻的。中国文化传统并不只是帝王宫廷文化，有的平民百姓尽管不识字，但他们的日常生活里就保存着中国文化。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历史上主流的意识形态，与当前俄罗斯的主导意识形态也颇多相似之处。所以，俄罗斯人与中国人很容易互相理解。

　　中俄两国从2001年起，就签订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并且在不断发展与完善这个条约。中俄之间互相举办了“国家年”，这将形成非常好的传统，会增强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巩固两国的友谊。这个发展趋势非常好，希望能得到保持。

　　二战后，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先生与美国几所大学的代表主张把汉学领进美国大学的主流研究领域，培养出更多专门研究中国的学者。当时哈佛大学的社会学系还没有人研究中国，费正清就决定把我培养成社会学系的中国专家。我个人第一次来到中国是1973年，此后坚持学习中国文化。我们汉学家最基本的责任就是让外国人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国，为此我们应不懈努力，虚心学习。现在中国通过在全世界成立汉学、儒学研究所来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虽然每年我来中国两三次，但哈佛大学有很多中国学生、中国的访问学者，所以我与中国的接触并不局限在中国。为了研究，我去过广安、太行山、江西等很多地方。我看别人写的关于的书，到后来，我尽量去认识与最熟悉的一批人，包括他的孩子。我认为应该广泛听取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声音。我要尽可能把全面的、重要的情况告诉读者。去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我的《时代》，如果没有中国学者、中国官员的支持，我是做不成这项研究的。这本书还有不足的地方，我会继续学习、不断修订。虽然我年纪不小了，但用中国话说，要“活到老，学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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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美国培养了不少年轻人专门研究中国，这些年轻汉学家们的语言水平比我们这一辈要好，但是他们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过于详细。我认为，如果不搞全面研究，不了解大的环境，缺乏宏观的视野，只做些过于琐细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年轻汉学家们过于偏爱理论，类似“后现代主义”一样的各种各样的研究，我觉得有些过头，有些华而不实。我还认为，我们学者对中国的研究，超过了中国学者对美国的研究。

　　大部分汉学家都有一个汉学梦，那就是让中国学者发挥自己的作用，跟外国学者进行充分的交流，以增进彼此的理解。与此同时，中国人也需要多了解外国文化。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一定会一样，但相互交流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彼此，更好地处理分歧。如果没有基本的理解，世界上很多问题是难以解决的。作为汉学家，无论在中国也好，在外国也好，都有责任去实现这个梦想。

　　1964年，戴高乐将军和法兰西共和国全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我们刚刚庆祝了中法建交50周年。1973年，在巴黎举办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展览，主要展出中国当时最新的考古发现，这是东西方科学家被分离几十年之后的第一次聚首，同时也是法国公众第一次能够参观和研究这些来自于中国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极其精美，青铜器是刚刚从土里挖掘出来的。当时我只是个小男孩，但是我清楚地记得，我的家人还有其他朋友听到有这个展览时是多么激动！因为他们从中可以认识一个国家、一种文明，即使当时这个国家和文明离我们很远，而这也是我们卓有成效的交流的开始。

　　1993年，我的一个朋友在法国结婚，他的妻子是一个中国女孩，婚礼时我们把他的新娘扛在肩上，一直扛到他们的新家，我们知道，这是中国传统的结婚方式。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严格符合中国的习俗，但它确实包含了一种法国习俗和中国传统尝试结合的精神。

　　从国家关系到艺术发展，进而到人与人的交流，在过去半个世纪当中，我们两国走过了多么长的旅程啊！

　　我在15至20岁的时候读了中国的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通过这些小说，我逐步理解了中国人对国家、政权、文化、人生的认识与想法。我也花了不少时间在各大博物馆，尤其是吉美博物馆和赛努奇博物馆看中国的青铜器、书法、陶瓷等艺术品，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汉学教育。我在哈佛的时候还听过一些讲中国文化的课，同时也喜欢读中国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的作品，我从里面看到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明最核心、最独特的魅力。

　　我非常希望了解和发现中国，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而且它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这个国家给我们的星球做出过很多贡献，还将继续做出更多的贡献。

　　每一个汉学研究者都与中国有着个人的故事，这些个人故事实际上就是汉学的基础。从事汉学研究不仅要与专家对话，还必须面向公众。汉学家有一个使命，就是要让我们的人民能够更好地相互理解，还要让我们到最后能够更好地理解自身。研究东方，研究中国，也是在理解西方，理解我们自身。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努力，增进对彼此的理解与认识。

　　我最早接触的中国书是《孝经》与《论语》，印象最深的则是我的老师们撰写的关于中国的学术著作。我的老师史华慈先生曾写过一本关于严复的书——《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对我影响很大。当然，他也研究古代中国，写了关于先秦诸子的书。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一辈子都在读书。老实说，以前在美国，至少在我的故乡，关于中国的书很少很少，普通书店里连一本都找不到。现在刚好相反，可以在书店里找到很多关于中国的图书，学中文的人也越来越多。这种研究中国的热情与兴趣是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

　　我主要研究中国的历史与思想。中国从周朝开始，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一个共同的宇宙观，那是从《易经》里面来的。《易经》告诉我们，宇宙是一个有机整体，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没有创立者也不会有毁灭者。世界是有规律的，比如阴阳，互相依赖、互相转化，是一个有机整体。中国人的思想还善于兼容并包，善于汲取百家之长。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思想基础不同，中国曾拥有世界上最辉煌的文明。比如，科技方面，西方曾远远落后于中国；物质生活的水平，中国人也一度领先；在文学艺术方面，中国人更是留下了灿若星河的优秀作品。中国能取得这些成就，离不开其思想文化层面的原因。

　　与别的动物一样，人类被寻求生存的欲望所驱动；但与别的动物不同的是，人类同时还知晓死亡。因而人类一面要克服自然环境以谋求生存，一面要努力寻求生存的意义，这二者之间始终存在张力。欧洲启蒙运动意义重大，但是他们对启蒙运动的反思也一直没有中断。同样，面对现代化的大潮，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尤其是非西方的国家，都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保有一定程度的珍视，但可惜的是，上个世纪的中国人却采取了极为决绝的态度。

　　现在，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承依旧遭遇着挑战，一些重要的文化传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中国的乡村本来具有最基本、最稳定的家庭结构，现在却逐渐变成“三个留守”——只有孩子、妇女与老人，乡村的家庭结构出现了变化。我以为，中国文化的很多重要因子都是存在于民间与基层的，因此，这个层面的变化，需要引起足够多的重视。

　　我花了不少工夫研究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我认为，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变化，除了与中国自身的发展有关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受到西方自身因素的影响。这与很多时候人们评价一个人有相似之处，这种评价常常会染上人们自身喜恶的感彩，以及受到现实利益的制约与影响。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促使全世界都希望认识中国与了解中国，中国也正在世界上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这些年，中国文化正在越来越多地融入世界，其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包括美食、旅游、留学的学生。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感情是复杂的，有些国家总是要求全世界都按照他们的模式来建设国家，但中国人选择坚定地按照自己的国情来发展，而且还发展得很好，这可能会使一些西方国家感到焦虑。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64年，与那时候相比，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真是进步太大了。人们的生活水平高得多，自由程度高得多，自信的程度也高得多。我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粉丝，尤其喜欢中国古代山水画、古典音乐与传统戏曲，喜欢在中国旅行。中国的每一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都留下过我的足印。我还专门研究过中国的少数民族，比如，我专门去过藏区，感到藏族的民族文化保存得非常完好。

　　我会通过阅读历史类图书来了解中国。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让我受益颇多。他不光叙及政治制度的变化，更把研究的眼光对准了普通百姓。最近美国学者傅高义的《时代》也是了解当代中国的不错的著作。我读过之后，感到傅高义的态度是比较客观的，对与当代中国的了解也是比较深刻的，他掌握的资料很丰富，态度很公允。尤其对于海外学者来说，这本书可以说是了解当代中国的一把钥匙。

　　说到中国的未来，我是一个乐观派，我觉得中国的发展与崛起会继续。有人说，21世纪会是中国的世纪，我基本上同意这个看法。但是不能否认，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环境污染与贫富悬殊。但是我想，这些问题都会慢慢解决的。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我怀抱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