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姚辉等六名专家学者曾以交流挂职的形式，担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等副厅级岗位职务。他们到最高法院挂职，主要是参加司法解释起草、重大疑难案件研讨等活动，他们做的是实质性的工作，并不是协助作用。

　　学者到政府部门挂职，实际上是一个成本少、收获多，政府和学者能够双赢的举措，值得进一步开拓 从目前信息来看，学者到政府部门挂职，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而且一般还局限于高校里的学科带头人。偶尔也有年轻学者到基层挂职的消息，但总体上来说，不论规模还是数量，还是太少，但此举值得进一步推广。

　　现在见诸报端的报道，基本上对挂职学者和政府部门的评价是积极的。媒体上比较消极的评价是，学者进入政府部门后，可能会丧失独立性。因为学者过去对实际工作不很了解，学的东西很多都是书本上的，一旦进入政府部门了解了很多东西后，尤其是看到了过去看不到的东西，首先就想着自己如何学习、如何吸收、如何消化，反而感觉到自己过去很多东西都是书生气的看法。结果学者在官场耳濡目染一两年后，逐步变得像政府官员，从而失去了学者的本色。

　　学者去政府部门挂职，显然是一个好事情，但是为什么新中国成立67年了，改革开放38年了，学者挂职政府部门的事情还是凤毛麟角，而不是较为普遍的事情呢？这里有非常多的原因。从某个意义上来说，这和学者、官员处于不同的秩序有很大的关系。

　　从学者角度来说，其职业是科研和教学，处于一个非常扁平化的结构中。虽然学者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的身份等级差异，但是他们都直接面向学生。不同等级的学者，只是一个职称的差异，学校管理上的行政化对学者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学者所处的秩序，是一个比较松软的等级秩序，这种等级相互之间的位差不大，而且还经常受到各种因素的冲击。很多学者在学校里是普通教授，但在学校外面却是呼风唤雨的大牌学者。更重要的是，随着科研教育事业的发展，学校提供的身份和等级的数量是扩展性的，而不是银河集团网址登录有严格的数量控制。很多高校，教授、副教授、讲师的数量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甚至年轻的讲师还要少一些，整个学校与其说是一个金字塔结构，不如说是众多的金字塔结构。

　　从官员的角度来说，其职业是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官员的金字塔结构，以及等级身份的严谨性，远远胜于学术领域。每一个实体性政府，比如镇政府、市政府、省政府，都是一个个的金字塔，而全国更是一个巨大的金字塔，每一个官员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

　　从管理上来说，过去教授是副厅级以上级别待遇，现在基本上降低为处级、乃至副处级以上级别待遇，副教授、讲师，级别待遇依次下降。在学校里，学校一般是司局级、个别校长书记高配副部待遇不带级，直接管理学者的学院一般是处级。所以，教授要在处级以下，否则学院怎么管理？但是，从高校对于兼职教授的聘请角度来说，一些著名高校，要聘请一个合格的兼职教授，不成文的规定是，必须是副部级以上才考虑，司局级基本不考虑，处级连门儿都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说，教授如果反过来去政府部门挂职，挂副部级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不过，从目前的实践来看，教授几乎没有去政府部门直接挂职副部级的，多是副司局级。这和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级别是一样的。 学术秩序和政府秩序的不匹配，可能是学者在政府部门挂职的最大的阻力

　　学者的学问是没有级别的。很多学者研究国家级的问题，如果要挂职，给总理当顾问可能比较合适。如果研究的是社区管理的问题，那就给居委会主任当顾问比较合适。显然，这两种挂职都不会发生。因此在中国干部管理等级体系里，学者对应副司局级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定位。但是，在这个位置上，学者所研究的学问中能够发挥作用的，可能只占很少的比例。更何况，副司局级的岗位，在官僚体系里面本来就非常少，除非这个级别增加编制，否则有可能挡住政府部门内部很多官员的升迁道路。一个学者待一年、两年，对学者来说有学问上的好处，但对很多等着要升迁的官员来说，却可能永远失去了升迁的机会。这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是代价巨大的，因为很可能导致这个官员丧失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政府部门永远失去了一个可以长期任职的副司局级官员，乃至因为年龄原因，更可能是失去了一个高级官员。

　　所以，学术秩序和政府秩序的不匹配，可能是学者在政府部门挂职的最大的阻力。现在很多学者虽然没有挂职的经历，但有很多给政府官员讲课和给政府部门做科研的经历，也有很多去政府部门调研、咨询的经历。这种经历给学者的感觉是，自己的级别实际上是和自己接触的政府部门的级别有关系。因此，学者去政府部门挂职是好事，但最好不要把学者当作官员来使用。学者职称可能是有级别的，但其学问是没有级别的。如果把教授确定为副司局级，挂职的通道就会变得非常小，学者就失去了很多挂职的机会，高级别政府或者低级别政府也失去了很多利用学者知识的机会；如果把教授确定为拥有特定知识的人，那么学者挂职的通道就好多了，政府也就可以系统地利用学者的知识。（作者：毛寿龙 李梅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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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新锁)山西太行、吕梁集中连片贫困区，大多地瘠民贫、信息交通闭塞，国家级贫困县(下称“国贫县”)分布集中。2015年末，程万军联合隰县、临县、吉县、神池县等国贫县挂职副县长，发起“吕梁山区特色农产品网上展销”活动，并为当地特色农产品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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