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2月，我来到成都。二十五年前，我也来过成都，那时的蓉城，以它的古朴、幽雅吸引着我。这次来成都，还是怀着原来的心情。但蓉城的面貌变了，它给我留下的不再是以前的印象了。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幢幢楼房，还有宽敞的柏油马路，加上路两边葱茏的树木，整个市容显得那么整洁、秀美。蓉城以它清新的面貌，矗立在人们的眼前。

　　就是旧街、小巷，也与我在1958年、1960年两次来蓉城时大不相同了，昔日的冷清景象、缓慢的节奏，全然不见了，取而代之是一片繁荣热闹生机勃勃的景象。小摊小贩，比比皆是，柑橘瓜果，新鲜蔬菜，鱼肉鸡鸭，摆满了道路的两旁。各种传统的四川风味小吃，差不多全都恢复了，而且价廉物美，常常使我在就餐之后，为其价位低而味道美而惊叹不已。今天的蓉城，是以它丰富的物资来显示它诱人的优势。

　　在蓉城住下后，我便去看望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马识途。这次来蓉城，是专门和马老交换他的新作《巴蜀女杰》一稿的修改意见的。马老虽将届古稀之年，但身体、精神都很好。我知道，马老十分关心青年作者的成长，特别是四川的青年作者。

　　记得1983年6月，马老来京参加人代会期间，当时长篇历史小说《宫闱惊变》的作者吴因易、中篇小说《华子良传奇》的作者张世诚、阚孔壁等四川的作者，正住在我社修改作品。马老闻讯后，冒着酷热，来到社里，召集他们座谈，向他们祝贺、慰问、鼓劲，并一一询问他们在生活和创作上有什么问题和困难……马老的这一行动，对三位青年作者是鞭策，也是鼓励，使他们一方面无比兴奋，一方面又深感肩负的责任重大，这就促进了作品质量的提高。

　　所以，在交谈《巴蜀女杰》之前，我先向马老介绍了《青年文学》近两年发表的几位四川青年作者的作品。我说，他们的作品，既有清新的时代气氛，又有明快的格调，气势磅礴又描写细腻，无论是壮丽场景的描写，还是瞬间心灵的刻画，都能激起人们真挚的共鸣。他们写作刻苦，读书认真，肯于思考，要求严格，是我们文学创作队伍中的一支很有战斗力的生力军。从他们已经写出的作品来看，也还有潜力可挖，如有名师及时指点，会写得更好，进步更快。

　　听了我的介绍，马老格外高兴。他说：“我就很愿意和青年作者接触，他们有许多长处，特别是思想敏锐，有朝气，有活力，有干劲，使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很容易受到感染，变得年轻起来。我感到，青年作者也愿意和我们接近，这样我们就可以取长补短，互相学习。”

　　我知道，马老解放前在白区从事的领导工作，对青年很有感情。现在他是省作协主席，对青年作者，特别是那些有成就、有潜力的青年作者，一定十分器重。就我所知，马老为他们请过创作假，给他们提供各种方便条件，让他们安心写作；马老也不止一次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为他们解决矛盾、纠葛、误会，使他们能在创作道路上腾跃前进。

　　这一切证明，马老不仅关心青年作者，而且常常在关键时刻保护青年作者。谈到成名成家这一问题时，马老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首要的条件是个人要艰苦奋斗，但同时也离不开社会和人民的支持。他举《红岩》的例子，组织上给时间，给方便条件，提供历史资料，还有许多地下党的同志热情的鼓励和帮助，乃至严格，甚至到了苛求地步的要求……没有这些，《红岩》能达到现在这样的水平吗？！!

　　马老的这席话，完全是有感而发。我想起《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早在昆明上中学从事的时候，他还是个热情而单纯的中学生，在极端残酷而又曲折复杂的对敌斗争的环境中，他与马老生活在一起，言传身教，使老罗后来在对敌的生死斗争中坚定、勇敢、机智、很讲策略，掌握了一套对敌斗争的本领和技巧，最后成了一名坚强的革命者。这里边就有马老的熏陶、指点和影响，正是这样，他们俩才成了忘年交。

　　听罗广斌、杨益言说《红岩》出版前，马老不止一次地和他们交换过意见，光我知道的就有三次。一是1959年9月，马老看过《锢禁的世界》“征求意见本”后，专门从成都来到重庆，谈他读后的感想和意见；二是1961年1月马老来重庆时,罗广斌、杨益言去看他时，他又问及了《红岩》的写作情况，并围绕近一个时期他看到的有关地下斗争的电影和小说，告诫罗广斌、杨益言，写作中一定注意不要违背地下工作原则，要符合地下工作的实际情况；三是1961年6月29日罗广斌、杨益言从北京到成都，将刚刚排出的四稿清样送给沙汀听取意见，马老亲自到车站接他们，并和罗广斌、杨益言交换了几次意见，这些接触，说明他们之间的情谊是很深的。

　　“文革”前，罗广斌和杨益言常谈起，在《红岩》写作中，马识途出了不少主意，但马老出了哪些主意，我不了解，只知道“文革”中因为这本书，给马老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这时我便向马老提出这件事，马老从书柜里拿出一个牛皮纸的大信封,只见信封上写下了这样几行文字：

　　“此是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红岩》过程中，我参加讨论时写的发言要点，以及出版后看戏时的评论，是1966年‘’开始时被抄去，1979年落实政策，清退给我的残稿。”

　　望着手中这沓文稿，我想仔细地翻阅了解一下，便向马老提出，我想拿回去复印一份，马老一口应允。回到北京我复印后便将原稿迅速寄还，同时我怀着敬佩的心情，细细翻看了二十年前马老记下的这些文字。当这些材料摊在我的眼前时，我惊呆了，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有一万四千多字，其中大部分是马老读过征求意见本《锢禁的世界》时的印象、设想、建议和意见，这里有热情洋溢的肯定，也有尖锐中肯的批评；有严格，乃至苛刻的要求，也有精辟的建议和至今看来仍让人感到新鲜的设想……我越看越高兴。我想，《红岩》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作者的主观努力是很重要的，但从旁的指点，而不是指责；是鼓励，而不是泼冷水；由殷切的希望所形成的鞭策力量，也是很重要的。没想到马老为《红岩》的修改和提高花了这么多的精力，去推敲，去思考，去设想……其中有对地下工作原则的阐述，有对某些情节合理的艺术设想，有斗争手法和斗争策略的论述。他的这些细致周到的考虑，对《红岩》的作者来说太重要了。

　　比如：对敌人的描写，马老提出：“不能只写敌人的凶残，还要写敌人的阴险毒辣，诡计多端。”在分析敌人当时的心理时，马老指出：“在覆灭的前夕，他们拼命想稳住江山，工作也有效率，但是扭不过历史，历史注定他们必然走向失败。”

　　讲到叛徒时，马老说：“叛徒是革命队伍中最坏、最危险的敌人，只写出他们卑鄙、阴险、贪生怕死是不够的，还要写出他们投机面目和自我解嘲的复杂心理状态。

　　讲到如何写好革命烈士的光辉形象时，马老作了精辟的阐述：“写革命者慷慨就义，从容赴死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写出他们为什么能够这样，就难。所以一定要发掘革命者的内心世界，烈士们有充塞天地之间的伟大灵魂，都应是正气的化身，完全彻悟的哲人！”

　　“‘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虽是人间魔窟，但对这样的人来说，这里只能是与恶势力作斗争的战场，而不是任敌人随意宰割的屠场！”

　　“革命者身在牢笼之中，无所畏惧，既敢于斗争，又敢于胜利！而敌人，表面上气势汹汹，似乎主宰一切，掌握生杀大权，实际上处处紧张，事事被动，提心吊胆，坐卧不安。这是因为全国战争形势迅猛发展，直接影响狱中的情绪、斗争。”

　　关于如何写出地下工作的气氛和地下工作者的特点时，马老认为：“地下工作的特点，是严肃、庄重、谨慎、认真，一点也来不得浪漫，任何一点不实事求是的做法，任何一点冒险活动、浪漫的幻想，都会掉头的。这是地下工作的大忌，写出这点，才有地下斗争的气氛，才能让人感到真实可信。”

　　这里摘录的只是马老记录中的点滴，但就这点滴之见，有多中肯、有多深刻啊！翻看《红岩》，才知道马老的意见，不少被作者采纳了。也许在这里边还有其他老同志相同的见解，但就马老这部分来说，对《红岩》的思想和艺术的提高，有多重要啊！

　　从任白戈到肖泽宽，从沙汀到马识途，从朱语今到边春光，到许许多多关心《红岩》写作的老同志、老作家，他们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体会和经验、生活积累和艺术构想，提供给《红岩》的作者，使《红岩》的整体布局和艺术效果大为改观，使《红岩》迅速诞生，作者茁壮成长。

　　我想，罗广斌、杨益言在写作中，得到了这么多无私而又好心的老同志、老作家的扶持和指点，使他们在创作实践中，不仅少走了许多弯路，而且在思想上、艺术上，乃至文字运用上都得到了迅速的提高，为他们写好、改好《红岩》，为他们后来从事专业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所以，我说罗广斌、杨益言是十分幸运的。

　　通过《红岩》的诞生和罗广斌、杨益言的成名，我悟出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优秀作家、优秀作品的诞生，都不完全是个人奋斗的结果，或是任何个人扶持培养出来的，而是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社会制度本身造就出来的！马识途说的那句话是对的，“离开了社会和人民，完全靠个人奋斗，要想走向成功之路是困难的！”《红岩》的诞生，和今天许许多多青年作者的成长、成名都说明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我们的前辈，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制度，有多好！

　　回到北京以后，我对我的蓉城行感到很满意，也很冲动，在无比感慨和兴奋之中，我觉得应该把马老在《红岩》成书过程中的贡献和“文革”中的遭遇写出来告诉后人，于是我提笔写了一篇散文，题为“辛勤无私的园丁，发表在1985年3月天津的《散文》杂志上。

　　对于《红岩》这部长留人间的成功之作，回忆它的诞生和写作，无疑是读者感兴趣的话题，这就有了王维玲编著的《守望歌乐山》，在这里读者不仅可以从中了解一部有影响的文学作品的诞生，是多么艰难和不简单，而且还可以清楚的看到罗广斌、杨益言在创作中是怎样的下苦工夫、下大工夫，怎样按照艺术规律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的。

　　王维玲（1932-2019），1950年至1994年供职于中国青年出版社，历任宣传副科长、文学编辑室编辑、主任、中青社编委、副总编辑。

　　1980年创办《青年文学》并任主编。1987年创办《中华儿女》并任主编。1987年评为编审。共青团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全国青联第七届委员。1994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1957年开始写作，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0年至2007年任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会长，2008年起任名誉会长。

　　在40余年的文学编辑岗位上，组织和编辑了大量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如《红岩》《创业史》《李自成》《人生》《心灵的历程》等，与众多老中青作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著有百余万字的评论文章和纪实文学，出版专集有《岁月传线年磨一剑》《守望歌乐山》《品尝记忆》等。

　　小说发生在1948年至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最黑暗日子里的山城重庆。黎明时刻，我党的活动比任何时期都要活跃，敌人的迫害也比任何时期残酷，因而敌我双方最后这场决战，显得异常激烈……

　　作者以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再现了统治行将覆灭、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的斗争形势和时代风貌，成功地塑造了许云峰、江姐、成岗和华子良等为代表的人的英雄形象，同时对反面人物的形象塑造也很有特色，既揭示了他们的反动本质，又不流于脸谱化。作品结构错综复杂又富于变化，善于刻画人物心理活动和烘托气氛，语言朴实，笔调悲壮，被誉为“革命的教科书”。

　　作品一经面世，立即引起轰动，先后被改编成电影《烈火中永生》和豫剧《江姐》等，从1961年出版以来，雄踞我国红色经典作品榜首数十载，激励了无数青年的爱国情怀和奋斗热情。入选中央宣传部、共青团中央向全国青少年的百种优秀图书。

　　罗广斌（1924-1967），重庆忠县人，党员， 1948年被捕，被囚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建国后，历任青年团重庆市委统战部部长、重庆市民主青年联盟副主席，后在重庆市文联专门从事创作。合著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长篇小说《红岩》。“”中惨遭。

　　杨益言（1925-2017），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人，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早年参加革命工作，后被捕囚禁于重庆渣滓洞，出狱后根据其亲身经历写成《红岩》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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