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中国学者，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都赶上了一个理想主义时代。本人上世纪80年代读大学，那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整个社会沉浸在反思过去、探索未来的思想氛围当中，政府领导人也鼓励人们去创新，去不断提出新概念。于是，标新立异算是一种学术时尚。今天的环境已经改变了，求稳怕乱的心理支配着整个社会，现实主义的态度主银河galaxy官网导了思想的方向，政治的“底线”在很多时候变成了学术探究的边界。这就将一个重要的话题再次摆在我们面前：社会学者的学术使命是什么？中国社会学者的学术方向是什么？

　　我想有几点还是要再次强调的：第一，学术引领思想，思想主导实践。常听到一句口号，叫“心有多远，路有多远”，“思想能走多远，行动就走多远”。其实，思想所能及的地方，行动未必能达到，但是，思想所不及的地方，行动肯定就不会到位。现实的改革实践需要学术研究来支撑，学术研究的深入才能推动认识的深入，认识不到位，改革行动就不可能到位。诚然，很难时时事事做到明确区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但是，“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这应该是处理政治与学术的基本原则。政治改革需要学术理性的参与，而学术理性的形成还是要贯彻学术无边界和学术自由的原则。

　　第二，现实主义态度是必要的，但是，对于学者而言，现实主义意味着关怀现实， 并从现实条件出发来讨论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而不意味着放弃理想追求，丧失学术批评的立场和能力。今天，无论你作任何一项社会研究，都一定要有现实关怀，这种现实关怀并不一定表现为为政府的政策做解释，也不一定表现为站在对立面去批评政府。支持还是批评政府，那不是学术评价的标准，“问题意识”才是学术评价的关键。换句话说，学者的使命并不在于支持或者反对现实政治，而在于本着“问题意识”，说明“问题”本身的性质，揭示“问题”存在的真实原因。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那些最有名的学者一定是面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的。他们的意见包括对以往学术思考的不满，对目前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不满。他们要给出新的解释，给出新的解释，才能产生新的观念，设计新的政策。正是这样，才有人类学术的进展和政策的改善。所以，学者的使命就是要对“问题”给出新的说法，进而促成某些共识来推动社会的发展。因而，我认为理论阐释很重要，这也是学术的价值所在。中国的社会学者应该立足于中国的“问题”，以中国的视角来解释中国的“问题”。

　　第三，就政治学而言，今天，中国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阐明民主、自由的核心价值，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给出新的解释。在民主的问题上，我有很多想法。上个世纪80年代，我是一个民主的理想主义者，现在，我更多地是一个民主的现实主义者。“民主的现实主义”是什么意思？它可能包含几层含义：首先，依然崇尚民主的价值，坚信倡导民主的现实好处就是推动政府政策和行为的不断改进。其次，现实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地去思考如何推进民主化的进程。比方，过去一直以欧美国家的经验为蓝本来设定民主的标准，包括自由选举，多党制，军队国家化，舆论自由，三权分立等等。但现在看来，这样的标准在目前的中国很难达成共识。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中国的民主建设该如何进行？

　　今天中国的政治学研究，确实有很多问题值得关注，比如说，我们还很少有人专注于某个国家某个地域的专项研究。在美国有很多“中国通”，那在我们中国有没有“美国通”或者说是哪一国的“通”呢？如果有，这样的“通”还是太少，与中国崛起的期望不相匹配。

　　中国现实社会中也有很多重大问题值得研究，比如，国家主席说过，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已经显现出来。政治学相信这样一个命题，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是绝对好的制度或绝对坏的制度。那么，中国的制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制度？它的制度优势应当体现在哪些领域？如何发挥？人们常说，“好钢用在刀刃上”，中国制度如果是一块“好钢”，那它该用在什么样的“刀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