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提出：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

　　中国高校常被以行政级别来划分，有“副部级大学”、“正厅级大学”、“处级大学”。与此相关，高校里也随处可见处、委、办、科等部门，其主管人员也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一般本科以上高校都是厅局级，专科高校是副厅局级。

　　一所规模上万学生的高校，副处长以上的干部一般有200人左右，加上科长、主任、科员、党政和后勤人员，总数在千人以上，教师反而成为少数。有些高校教师与行政后勤人员的比例离谱到1:2以上。

　　而一位高校教师则称，在现行体制下，教师不仅在数量上占少数，在学校里的地位、声望也不占主导地位。特别是那些没有一官半职的教师，在职称评定、课题申请、著作出版、评优评奖等方面不占优势。

　　有些副教授、老讲师的收入、福利待遇还不如比他年轻许多的处长。所以，在大学里出现了不少教师争着当官的现象。

　　北京地区医疗机构归属复杂，长期处于“多头管理”状态，被业内称为“八路大军”办医。很多三甲医院不归北京市管，而归属卫生部、教育部、部队等，行政级别也不相同。

　　此前，公立医院的管理被置于行政体制内，院长按照相应级别，被纳入行政序列。比如，北京市属医院此前的行政级别应为正处级，中央单位医院则行政级别为正局级或副局级，等等。

　　近年随着医改的深入，医院逐渐“去行政化”，各医院的行政色彩也逐步被淡化。去年，北京市医院管理局成立之后，曾面向社会竞争性选拔市属医院院长、副院长。

　　事实上，这种“行政化”并未彻底被打破。比如，选拔中对于院长职位的报考要求就提出，如果是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管理人员，应担任正处级职务，或者担任副处级职务满2年。

　　医院的“行政化”也带来经营、用人等方面的僵化问题。一名医院高层人士表示，作为事业单位的公立医院，实际上在用人机制、薪金分配、经营管理等方面，都不具备完全独立的资格。比如，在用人方面，人事编制要靠政府控制，按照编制人数由财政拨“人头费”。这意味着有编制就是铁饭碗，缺编则难以补充。为缓解用人之急，医院只能采用劳务派遣的形式。

　　“取消学校、科研机构、医院的行政级别，并不意味着将这些机构企业化。”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竹立家教授表示，此举不会改变公立机构的事业单位性质，也不会改变教师、科研人员、医生的事业编制和保障。

　　竹立家说，学校、科研机构、医院的行政级别，都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他们的行政级别，会造成这些事业单位的官本位、权本位思想，行政级别成了从业者的追求，人浮于事，大大降低了这些机构的工作效率。

　　取消学校、科研机构、医院的行政级别，这些单位会打破一把手、一言堂的管理方式，转而采取现代化的管理制度，比如董事会制度、监事会制度以及法人制度。各个服务机构的公共服务职能也将更加突出，效率也会相应提高。

　　“科研单位采用行政模式管理，严重制约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北京市社科院管理所所长张耘表示，科研单位以及学校、医院的行政化管理模式，有违知识产品的生产规律，与科学进步精神背道而驰。

　　以北京为例，科研单位的“门槛”一般是博士起步。但进入科研单位后，薪酬待遇水平仅相当于行政部门的科员，上升通道被行政体制卡住。研究员相当于行政单位的处级，从普通科研人员晋升到研究员就是一道卡。因此，普通科研人员的创新激情和创新动力就会受到制约。

　　张耘认为，科研人员与行政管理人员的知识结构不同、社会责任不同，不应该放在同一评价体系和管理模式中，“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对《决定》中提出的科研院所去行政化，举双手赞成”。

　　作为北京医改“政事分开”的试点举措，北京已开始试点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友谊医院、朝阳医院成为首批试点医院，成立了医院“理事会”。医院的管理模式不再是原先事业单位的管理方式，而建立起类似“公司化”的法人治理结构。

　　记者了解到，两家医院的内部理事均是由理事长、执行院长、职工代表、专家代表等组成，外部理事则由不同类型服务对象代表组成。作为医院的决策机构，涉及医院发展的重大问题都由理事会决定，医院院长、副院长成为执行层，需要在理事会决策的方向、框架、预算内来执行。

　　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曾解释，医院“理事会”成立之后，将带来医院决策模式的转变；打破了医院原有相对封闭的决策模式，向更加主动开放的模式转变。

　　取消行政级别后，可让政府和高校之间保持距离，增强高校办学自主权，尊重了高校的学术地位。

　　大学去行政化的方向是让科研业务人员走职称制度，而行政管理人员实行职员制。通过改革，把人力资源配置的重心向教学科研一线倾斜，实现“学术的归学术，行政的归行政”。 ——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李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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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并不在乎这个官帽，但问题是如果没有了行政级别，去某些行政部门办事时，很可能比以前困难。

　　在美国，一所知名高校校长的社会地位几乎比州长还高，而在我国“官本位”的思想和风气还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

　　所以，配合高校取消行政级别的改革，不仅仅只是学校本身就能解决的问题。——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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