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界浮躁的原因有很多，改变这一局面有一个可行的办法：在对科学工作者增加支持的情况下，降低职称。

　　具体而言，博士后起步的教职应该是助理教授，同时享有中国目前“正高”的待遇（如成立独立课题组、担任博士研究生导师等等），但必须经过晋升副教授和正教授的两轮评审。在研究所，相应为研究员、高级研究员、资深研究员。

　　生命科学界这20年的基本情况是：在国外做过博士后的，回国立即做正教授（有的比国外的导师职称还高），再做一两篇Nature、Science、Cell，或者几篇同领域最好杂志的论文，就可以做院士。他们的科学程度（不是所有人）大致到此为止。

　　这样，在国际大学晋升副教授的时期，在中国就可以做院士。而在中国做了院士以后，各种事情就多起来，做科学的时间和精力大为减少，科学活跃期结束比较早。尽管不少人做院士后资源增加，文章数量增多，但真正质量和高度有提高的极少。

　　如果中国的科学，至少生命科学，只以做到国外好的大学副教授为学术退休的标杆，那么，虽然中国科学界有非常优秀的人、认真工作的人，其学术往更高、更深发展的可能性就大为减少。在科学水平本来就不如国际先进的情况下，如果研究的活跃期比国外教授还短，那么中国科学就只能在中、低层面追赶。

　　因为职称高、没有评审的后顾之忧，许多人就热衷通过搞关系奔经费，而不是靠学术。中国生命科学界，90%以上的教授90%以上时间不听学术报告。有些人不听国际重要科学家的报告，却为了当选院士的选票而只听国内院士的报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教授，虽然条件比现在差，银河官方官网科学热情却高很多，骑自行车、搭公交车去听学术报告。现在，很多单位，不仅教授不听国际学术报告，甚至发出邀请的领导本人都不去听。

　　有职称晋升才能真正严格要求、严格考核。如果从正高开始，对于其约束就比较困难，只能凭其自觉。而事实上有些人并不自觉，单位也没办法。而如果从助理教授开始、需要两次晋升，那么，对于一般的人，都需要10年左右时间、而且需要有较好的工作才能升为正教授或资深研究员。经过两次评审后能晋升正教授的人，会养成好习惯，以后也会珍重自己。这对于改变中国目前的浮躁，可以起清凉剂作用。

　　中国职称普遍太高，原因是历史性的。上世纪90年代迄今，因为中国科研条件和个人待遇比较低，难以吸引国际市场的人才，所以只好以高职称作为补偿，这是一个不得已的措施。

　　现在，对于中国最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而言，科研条件和个人待遇已不是问题，不该再固守成规，继续给予廉价高职称。目前不仅在发达国家，就是在台湾和香港，博士后的职位也是从助理教授做起。

　　低职称起步能否实行，关键在于单位领导。在条件同等的情况下，继续给高职称有利于与国内其他单位“竞争”，短期“政绩”会很好看，而从严要求、给低职称的效果10年、20年后才能显出。有些单位怕得罪人，不敢或者不愿负责任，继续送高职称，表面上“皆大欢喜”，其代价是今后该单位不能淘汰不称职的人，而积累的问题只能留给后任领导。后任所长或系主任即使一上任就恨不得开除无能无德的教授或高级研究员，但因为人家“身居高位”多年，也难以实行。如果他们负责任的话，会不得不想办法改革；否则就是萧规曹随，继续把问题留给后任。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IBS）从2004年建立起，一直以“助理研究员”起步；但为与国内实际“接轨”，其中文职称仍称作“研究员”。现在，NIBS年度总经费已经明显低于中科院多个相近规模的研究所，而其取得的成果明显较好。NIBS现在可谓“价廉物美”，有几位研究者的水平甚至超过国内同领域的院士。他们之所以不浮躁、水平高，职称起步低、要求严格是重要原因。

　　我于2007年9月到北大生科院以后，新聘的起步课题负责人都只给英文职称“助理教授”（中文职称为“研究员”，原因和NIBS相同），一直到做正教授后，才能英文和中文都称为“正教授”。我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对学校负责，也是为了受聘人员自身。如果做得好，他们会成为真正和国际接轨的正教授。

　　我相信，减少中国科学界的浮躁，需要的当然不仅仅是一个办法，但降低职称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