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galaxy官网【题记】今年是北大国发院（前身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英文简称CCER）成立三十周年。国发院走到今天，能在教学、科研、智库等领域有所成就，对社会进步有所贡献，离不开师生校友的接力开拓，风雨兼程，以及各界的呵护与鼎力支持。值此30周年之际，我们特别启动“我与北大国发院（或我与CCER）”主题征文，欢迎师生校友和各界伙伴不吝赐稿，通过您的文字，让更多人一起走进那不曾褪色的岁月。本文作者为北大国发院联合创始教授、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易纲。感谢北大国发院副研究员王勋对本文材料的整理工作。

　　今年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英文简称为CCER，中文简称为中心）成立三十周年。CCER是在北京大学校领导、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关怀下，由六位归国学者在1994年夏创办的一个集教学、科研、培训为一体的机构。中心创立并成长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为己任，以建立一所世界一流的经济学研究与教学机构为目标，不懈致力于科研发展、教学革新、人才培养、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与合作。中心积极动员各界资源，聚集一批杰出中青年经济学、管理学知名学者，立志于推动中国经济研究的规范化、本土化和国际化，并为北京大学的教学科研、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为当代经济学管理学理论的研究做出贡献。

　　资料图片：1997年7月，北大校长吴树青、副校长梁柱、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福特基金会驻华代表彼得.盖特纳与CCER教师在朗润园合影。（一排左起：易纲、闵维方、梁柱、吴树青、高尚全、彼得.盖特纳、赵耀辉；二排左起：海闻、姚洋、宋国青、林毅夫）

　　大学的经济学教学是一个系统工程，除日常教学外，前沿专题讲座和定期的经济理论与政策研讨会也非常重要。中心自成立起，就一直致力于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到北大进行演讲，举办经济理论与政策系列研讨会：1995年3月中心召开成立大会时，举办了为期一周的中国经济学前沿系列讲座，听众达数千人；1995年5月之后的一年间，中心先后邀请了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盖尔·约翰逊（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迈克尔·布鲁诺（时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等二十余人作了三十六次学术演讲。中心教授林毅夫、易纲、张维迎、海闻、周其仁、宋国青等也定期为师生举办开放型学术讲座和案例分析，在政府界、学术界和北京高校师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资料图片：易纲教授邀请到著名书法家刘炳森先生到CCER做主题为“中国书法漫谈”的讲座，并题字“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大学经济学教育的核心还是日常教学。六位在海外著名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中心创立者一致认为，中国的经济在高速增长，中国过去的改革经验和案例为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丰富宝贵的素材。中国经济要走向世界，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要逐步为主流经济学界所接受，这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需要一批世界级的经济学家。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心紧抓日常教学这一核心环节，设计出了一套完整且成体系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培养方案。不断提高日常教学的质量，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养高级经济学人才成为了中心的首要任务。

　　1993年夏，林毅夫、易纲、张维迎向北京大学校领导提交了成立中心的报告，其中对中心未来的教学作了全面的规划。1993年12月，中心召开筹备会议决定，由我负责对中心未来教学作具体的研究设计，从1994年中心正式成立到1997年底，我牵头负责中心的教学工作。成立后的前两年，中心教员们主要是为北大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人口研究所、国际政治系，社科院研究生部等其他院系机构开设课程，包括中国经济改革专题、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货币银行与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等各类课程二十九门次。

　　与此同时，在这两年中（1994-1996），中心一直在计划、筹备、申请开设中心自己的课程体系、创设自己的培养项目。课程的设置需要北京大学批准，中心招收研究生、EMBA等则需要教育部批准。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白手起家，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的图画。每一个教学培养项目、课程设置、教案安排、招收研究生博士生的申请都经历了几上几下，反复被打回来，我们都耐心细致地分析原因和查找依据，不断补充解释说明，直到获批通过。在此过程中，我带着有关同事经常到北大教务处、人事处、校长办公室、有关院系去汇报工作和作解释说明，也去教育部有关司局汇报过多次，海闻、李庆云、卢锋、胡大源、张帆教授以及张佳利、邢惠清老师都给了我许多帮助。这里还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的王义遒副校长，义遒副校长是资深的物理学家，当时分管教学和科研工作，他非常重视教育创新和教学改革，也很关心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在中心成立之初各项教学和招生筹备工作中，王校长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为中心后续的快速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经过不懈努力，中心成功于1996年秋季开始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同时为本科生开设经济学双学位和经济学辅修项目。

　　在教学上，中心始终坚持与国际接轨，洋为中用的原则。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上，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联系中国经济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案例。中心开设的各项课程，以其新颖翔实的内容和认真设计的授课方式吸引了众多学生，受到北大师生的普遍好评，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首都其它高校的部分学生也赶来听课。

　　1996年3月，我向北京大学吴树青校长汇报了开设经济学双学位和辅修的想法，立即得到吴树青校长和有关校领导的大力支持。经学校批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从1996年秋季开始，为北大在校本科生设立经济学双学位和经济学辅修。经济学双学位和辅修的教学方案，是在充分考虑国际一流大学教学经验和北京大学具体实际的基础上，经过与几位主管副校长和教务负责同志多次反复讨论，并广泛征求了北大相关三个系的五十多名本科生的意见后，最终制定完成的。“双学位实施公告”一经公布，四天内就有七百多名同学报名(计划招收两百名)，可见北大同学们对经济学的兴趣很普遍、对学习经济学的意愿很强烈。

　　开设经济学双学位和辅修，也是旨在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跨学科本科人才。现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许多优秀人才的产生和重大研究成果的突破都与跨学科的基础训练有关。例如在经济学领域，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本科的主修专业就是物理学和运筹学，而1995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卢卡斯的本科专业则是历史学。

　　发达国家知名大学中，本科生的训练知识面往往比较宽，综合性比较强，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发达国家拥有资源培养大量的研究生，所以本科训练的主要目标重在拓宽基础，而不是培养深入钻研和掌握某个具体学科专业知识的专门人才，后者主要由研究生院培养。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1994年中心成立时，整体上还不具备大量培养研究生的资源条件，本科生毕业后往往就要作为专门人才使用。这一实际情况，客观上使得我国的本科教育比较注重专业界定和专业性知识的传授，因此我国本科生训练专业性强、知识体系聚焦特定领域的培养方针和教学体制，与当时及此前较长一段时期的国情是相符合和适应的。

　　然而，用发展的视角看，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类型的转变，过分强调专业聚焦的本科教育方法在培养人才的适用性和通用性方面，其不足之处愈益显现。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我国研究生教育长足发展，研究生培养在质和量两方面都有了很大进步。改革传统的本科生培养方式逐步具备了必要性和可行性。立足现实，展望未来，本科生教学向跨专业、广而宽的方向发展已是必然趋势。北大在高等教育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同时在兼收并蓄、学术开放方面更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因此，北大在跨学科本科训练，在培养宽口径、厚基础本科人才方面，也应该先行一步，形成示范效应。

　　当时北大的本科训练基本上仍以系院为单位进行。各系院自成体系，为国家培养专业人才。这种格局的优点是我们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专业基础扎实、专业学习比较深入；不足之处则在于各系的训练是分割的、封闭的，学生的知识面较窄，适应性和通用性较差。北大作为文、理、法综合大校的优势，在本科训练方面未得到充分体现。如果说综合优势、跨学科训练是一块巨大的未开发的宝藏，北京大学就坐在这座资源富矿的金山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改进本科教育方针是一项长期工作。具体到经济学本科教育方面，有一项成本小、收效大，并且当时就具备可操作性的体制创新工作，这就是设立经济学双学位和经济学辅修制度。

　　在许多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双学位(Double major)和辅修(minor)制度是相当普遍且行之有效的本科生培养方法。此外，试行经济学双学位和辅修制度，也有利于缓解北大当时部分专业的一些同学转系的较强意愿。这部分是因为，不少同学在高考报志愿时并不十分了解自己的专长和兴趣，上了大学以后才发现自己线年级图书馆系文科班中，曾有一半左右的同学要求转系或转专业，其中多数同学希望转到如经济、管理学院或图书馆系的理科专业。在此背景下，推出经济学双学位和辅修项目，有助于帮助各位同学在本院系学习的同时，有机会选择自己喜爱的另外一个主修专业或辅修专业，是一项成本小、收效大、可操作的教学体制创新。

　　1996年经济学双学位和辅修推出时，我们专门制作了一个小册子（图1），详细说明了项目的实施细则（图2）。例如，经济学双学位和辅修都采用学分制。双学位要求48个学分，即12门课程（每门课不少于60课时，计4个学分），其中四门为数学课程，八门为经济学课程，包括必修与选修。必修课程包括微积分、线性代数、微观、宏观、计量等，选修课程包括实分析、货币与银行、博弈论、国际金融等。而经济学辅修则要求32个学分，即8门课程。细则中还对项目的申请录取方式等作了详细的说明，并对每一门课程的主要内容都作了简要介绍。1997年5月，中心又对这一实施细则进行了修订，对教学和考试纪律作了进一步的规范。

　　1996年秋季学期，中心开始招收自己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并开始实施经济学双学位和辅修计划。当时中心的师资力量和人手都很紧缺，许多招生和行政管理工作都是由志愿者同学们来做的。在双学位和辅修的第一届、第二届招生中，曹雄飞同学承担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前几届双学位的同学都知道有一位曹雄飞老师，其实他是我们CCER招收的第一届（1996年）硕士生。曹雄飞同学是个热心肠，他看到中心招生工作忙不过来，就主动过来帮忙，结果经常没日没夜加班加点，甚至好多次都是在我的办公室打地铺过夜，同学们都叫他“曹老师”。经济学双学位和辅修的实施细则由我起草，北大管院的江慧琴和张昕等同学帮我打印排版印刷。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有许多志愿者同学在中心帮忙，以极大的热情和极高的责任心出色地完成了大量工作，非常令人感动，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6年秋季学期，中心第一届经济学双学位课程中就有经济学原理这门课程，该课程对于帮助同学们培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为后续学习奠定良好基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林毅夫主任建议应该由最资深的教授来担任这门课程的授课教师。我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为近四百名学生讲授经济学原理的大课，除注册选课的学生外，每次上课都还有许多旁听的同学。教学相长，我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为同学们讲授经济学原理，也从与同学们的互动中学到许多东西。

　　中心的经济学双学位和辅修项目，自开设之初即收到同学们的踊跃报名参与，至今仍是北大本科教育系统中受众群体最大的专业和项目之一。从教学效果看，项目得到了学生、家长和学校三方的肯定和认可：学生结合自己的兴趣得到了更多选择，得如所愿因而满意，家长因为子女就业前景改善满意，校方因为同学稳定了专业学习态度、缓解了当时一度较大的转系压力而满意。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双学位修读如果花费过多时间，会影响学生所在院系本专业学习的效果；与之对立的观点是，同学们的专业学习效果不仅仅是由时间决定，更多要看其内心的兴趣和自我激励驱动力，修读双学位可能占用了一些时间，但是反过来可能促进同学以更加平衡地态度看待本专业，对改进学习本专业的态度反而有积极效果。我本人也在不断反思经济学双学位的利弊和功过是非。双学位项目给了北大同学们跨专业选课的机会，有效满足了许多同学的兴趣和学习需要，也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发展吸收了许多理工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当然，双学位招生规模要适当，双学位培养对同学时间精力的要求也要适度，不能影响到其他学科的专业培养。

　　中心许多教员曾在海外大学任教多年。在教学和科研中，我们时常在想如何使中国的经济学教学科研早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纵观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大多数是出现在经济上比较领先的国家。比如成体系的经济学最早出现在英国，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学研究则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高速增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也理应贡献一流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培养一流的经济学家。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实践中所积累的案例，也为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素材。中国的经济学家坐在这座金山上，完全具备研究出一流的成果的条件。然而，当时中国经济学的科研和教学还处于比较落后的水平，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也鲜为国际经济学界所知。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叙事和研究方法的规范性问题。

　　因此，在设计中心研究生的教学与培养方案时。首先,我们强调要规范化。总体上我们的目标是规范化、本土化、国际化，中心训练出来的研究生要能用规范、通用的经济学语言将中国的实践介绍给世界。

　　比如，中心坚持学术文章要尊重并指明已有的研究成果。当时有不少学术文章，通篇讲得都是别人的成果，实际上只有最后一小部分是作者自己的贡献，但却并未说明，影响知识的有效积累和学术研究的发展进步。对此，我们明确要求，中心师生写论文时，首先就要讲清楚前人已经解决的问题，然后讲自己研究的新贡献，这样的文章才有学术意义。

　　再比如，中心对论文参考文献的引用进行了规范。当时有一种倾向，就是写文章时大量罗列参考文献，而不考虑文献与本文内容联系是否密切，甚至引用一些作者自己都没看过的参考文献，有的喜欢引用诺奖得主的文章来充门面、吓唬人，有的喜欢引用外国文献而不愿引用国内同行的文章，这既不利于提高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水平，也不利于我们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获得声誉。对于这种倾向，中心也明确进行了纠正，我本人就要求自己的学生在做论文时，必须认真选择参考书目和文献，要能够说明每一个引用的文献与自己论文的关系，并规范引用。现在回过头看，中心的坚持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过去三十年我国经济学论文在参考文献的使用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近年来已经比较规范了。

　　第二，我们注重吸收有理工科背景的学生，培养复合型人才。严格的理工科本科训练，与系统的研究生经济学训练，有时可以产生1+12的效果，有助于经济学人才的培养。

　　第三，强调研究生训练的系统性和扎实性。系统性是指要使学生全面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知识。研究生有八至十门必修课，在必修课程的修习过程中打下扎实的经济学基础。研究生的训练不能“放羊”，不能让学生们在没有掌握方法之前过早地进入做论文阶段。扎实性是指我们的训练强调经济学分析方法，而不是停在各经济学流派的观点和结论的层面上。因为掌握了方法就能导出各种著名的结论；而只知结论，却很难倒推出方法。

　　第四，研究生入学时不指派指导老师。硕士研究生的专业和指导老师在学生入学一年以后由学生和老师双向选择，自愿组合。

　　博士生训练的指导思想与硕士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中心硕士生的主要目标是国际市场，即硕士毕业生在国际市场、特别是申请出国方面要有竞争能力，将来出国进一步深造有希望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同时，我们也希望他们将来最终能回国服务。博士生培养的主要定位是面向国内市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培养高级经济学人才，也就是说我们培养出的博士生力争是国内市场上最需要的教学、科研和管理、行政部门人才。博士生的训练同样强调基础训练，要求学生们修习一套系统的课程。博士生的训练与国际接轨，吸收国内外培养博士的有效方法，在学生修完基础课时，要求学生参加博士资格考试，博士资格考试分两部分：基础和专业。考虑到与国际接轨，中心强调从理、工科本科训练的学生中招收一定比例的博士生（大约50%），并准备直接从本科毕业生中招收一部分直博生。直博生开始采用淘汰机制，对于没有通过博士资格考试而满足中心硕士训练要求的学生，可授予硕士学位。

　　中心研究生的教学和资格考试都制定了公开透明的管理规定，对作弊行为进行依规处理，一视同仁、公平公正、杜绝说情，立下严格的规矩。中心研究生的录取和培养，从一开始就反思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关系学位、官员学位、金钱学位等不良风气。我们始终坚持，到中心来读研究生，就是来做学问的，与关系、权力和金钱无关。

　　1994-1997三年的教学实践，证明了上述教学方针之正确，基本上实现了教案预定的目标。中心在这三年中实现了由承担北大经济学院、管理学院的课程，到独立提供中心自己课程体系的转型，受到校内外广大师生、同行专家的一致好评。中心对教学有统一要求，在学期的开始两周内要求所有教员把所授课程的教学大纲交给中心负责教学的主任备案。绝大多数中心开设的课程每个星期都有作业，有期中、期末两次考试。中心教员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给修课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三年中，国内有十几所大学和研究所向中心派教员和研究生听课，学习交流中心的经验。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经过近二十年的经济改革，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雏形逐渐清晰，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越来越多。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需要千千万万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企业家、经济学家、专业管理人才和政府工作人员。中国需要经济学人才，培养人才靠教育，高水平的经济学教育迫切需要有一套与国际接轨的一流教材，尤其是大学本科生的教科书。

　　为助力现代经济学管理学在中国的教学研究，应市场之需求，受同仁之委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组织编写了“现代经济学管理学教科书系列”，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最终出版的教科书共十五本，分为三个方阵：经济学、管理学和研究生教材。经济学教材包括，《微观经济学》（周惠中）《宏观经济学》（欧阳明、袁志刚）《货币银行学》（易纲、吴有昌）《国际贸易》（海闻、P.林德特、王新奎）《国际金融》（易纲、张磊）《商业银行管理学》（俞乔）《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张帆）《投资学》（杨海明、王燕）《公共财政学：理论与实践》（杨之刚）、《应用数量经济学》（黄益平、宋立刚）；管理学教材包括《国际商务》（梁能）《市场营销管理：理论与策略》（邓胜梁、许绍李、张庚淼）《现代企业中的人力资源管理》（王一江）；研究生教材包括《高等时间序列经济计量学》（陆懋祖）《高等经济计量学》（DF·韩德瑞、秦朵）。

　　编写这套教科书要避免两种倾向，一是自卑，二是自傲。自卑是指完全照搬国外教科书的内容，其主要表现就是经济学管理学的教科书都是翻译的好，结果许多低质量的翻译书籍充斥市场。翻译质量低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原著本身不是一流的教材，二是翻译的质量差。有的教科书是一流的，但是翻译工作做得急功近利，找一些学生分工翻译然后简单拼接。而翻译要求对原著有深刻的理解才能译好。自傲是指井底之蛙、盲目自大的倾向。当时我国高校内部“近亲繁殖”的问题并不少见，许多老师是本校培养的学生。学生上课时记老师的笔记，等学生变成老师后，再教学生的材料还是这套笔记。加上评职称需要著作，大家都有积极性写自己的教科书，写出来为了扩大销路，就让自己的学生用。

　　因此，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组成了以易纲、海闻为主编的教科书编辑委员会。编委会人员有邓胜梁、海闻、林毅夫、李庆云、卢锋、欧阳明、秦朵、田国强、王一江、王燕、易纲、余明德、俞乔、杨小凯、张维迎、张帆、周其仁、周惠中。这些作者们不仅受过现代经济学、管理学的系统训练，而且都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多年。他们既熟练掌握现代经济学、管理学理论，又对中国和发达国家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有深刻的了解。从而使这套教科书能结合中国国情来系统准确地分析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与案例。

　　本系列的每本教科书都经过两次评审（一次对写作计划，一次对书的初稿），作者们均按评审意见对书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本套教科书坚持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当时中国正在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本套教科书对有争议问题采取的标准是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即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本套教科书有如下的特点：第一，涵盖了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主要领域和许多前沿专题，力图准确、全面、系统地阐述每个学科的基本内容，努力做到现代经济学、管理学教学研究的主流框架与我国经济改革具体实践的有机结合。以货币银行学为例，这本书试图将现代货币银行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既反映现代货币银行理论的优秀成果、又具有中国特色的货币银行学体系。这本书不仅仅讨论了制度性和操作性内容，更在理论性内容上有所加强。比如，我们以货币理论为切入点，对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两个流派：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进行了多层次的比较和综合，以便使读者可以从多个角度对货币与经济的关系形成较为深入的认识。在阐述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我们结合当时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探讨了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在实践方面，也试图反映国内以及国际货币银行领域的最新动态，设计专栏，增强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感性认识，培养学生关注现实问题的兴趣。

　　第二，最大限度地方便读者。本套教科书以国内各大学本科和专科院校的经济学管理学专业学生以及具有同等文化程度的自学者为主要对象；以本科教科书为主，也兼有研究生的教科书。各教科书均在前言中或第一章中告诉读者该书的层次（本科低年级、本科高年级、研究生）。教科书的语言简明通俗，结构科学严谨，适合于教学与自学。各章附有小结与习题，列明本章重要概念，和作者认为应该掌握的主要内容。全书后有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的索引，并附有便于查找的参考书目。英文参考书目用英文原文，英文以外的外文参考书目用中文译文。

　　第三，尽可能地为教师提供方便。教科书的前言部分有一个教学大纲并附有两套教案，教案中说明了如每周讲两小时的课，应讲哪些内容，每周三小时和每周四小时教学应参考的进度，以适合本科和专科等各种教学和学时的需要。有些教科书配有《教学参考书》并附有题库及部分答案。题库中的题可以作为作业题，也可用作考试题。

　　在今天数字化的时代，人员交流、信息交流非常便捷。然而，在二十多年前，通讯仍以书信往来为主，电话的费用偏高，电子邮件在国内还用的较少。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在这套教科书的出版过程中，我与出版社时任社长陈昕先生和有关同事关于出版协议、内容审核、封面设计、印刷方法、宣传计划、出版版税等各方面细节的书信往来就有二十多次。在现代经济学管理学教科书系列出版的过程中，为确保这套教科书的高质量，我们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很多做法成为了后来出版工作中的标准做法。

　　一是坚持高质量原则，力争在此后十年里成为国内一流、发行量领先的经济管理类教科书。中心成立后，教员在教学实践中积累了很多很好的经验和一套完整的经济学讲义，可以此为基础形成一套有中国特色的优秀经济学教材。不少教材初稿完成后，先作为中心的课程教材使用。中心的学生包括北京大学十几个系的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他们聪明、勤奋和认真的学习态度和教学互动使得教科书得到许多改进，不少学生对教科书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修改意见，使得这套书籍更适于老师讲授和学生学习。北京大学的同事们也对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中心的助教由研究生组成，为各章后的习题和考试的试题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尽管在严格的评审制度下，评审工作费时费力，从评审到修改工序繁多，时间周期很长，我们始终坚持了质量第一、时间第二的原则。我对此套书的信心十足。

　　二是做好索引工作，方便读者阅读和查找。好的索引是高质量教科书的标志之一。在出版过程中，我们这样要求作者：交稿时把选入索引的词条列出来，按两级索引列出，出版社排版并经过三校后，将书稿交给作者做最后校对，作者将没有完成的索引最后完成。此套教科书系列分为经济学、管理学和研究生教材三个方阵，因此在设计上每个方阵有一个主题色调，然后各本书按这一主题色调进行变化。此外，按照当时的出版习惯，往往会在封面上加拼音。然而，现实中许多时候成年人、大学生对拼音并不敏感，有时需要想半天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跟出版社建议“忍痛割爱”，将书名的汉语拼音去掉，改用作者提供的英文名字，并对英文进行淡处理，以起到一个陪衬作用。

　　三是建议排版过程中采用影印技术，以提高准确率。当时影印在国内属于是新事物，但在国际上的应用已经相当普遍，代表发展的方向。随着文字处理软件的发展，国内作者后续也会逐步产生此类需求。于是，我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多次讨论，进行了很多新的尝试。比如有的书稿技术性较强，许多公式再输入一遍容易出错，改起来也费时费力，而影印对出版社来说是一大节约，书完全由作者排好版，出版社只需照相印刷即可，而不用再输入一次，这也大大减少了出错的概率，提高了书的质量。

　　四是做好教科书系列的宣传工作，做好针对教科书系列的培训。我与出版社沟通商定，由出版社负责教科书的宣传推广工作。主要工作包括，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及《中外书摘》上做教科书的系列宣传；在《文汇报》发表并请上海电视台录制“易纲、陈昕对话录”；在《中国图书商报》连载“系列书”的内容提要等等。同时，制作一本宣传小册子，免费寄给各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老师。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负责组织教师培训班，专门培训这套教科书的教学工作。1998年上半年推出广告并开始报名。1999年夏天，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为期三周的辅导班，每位学员可以报一本、两本、最多三本的辅导课，辅导班讲课者为书籍作者本人，学员考试通过后发放证书。

　　此套教科书的出版过程中，时任上海人民出版社陈昕社长亲自负责，组织以忻雁翔等同志为代表的该社精锐力量组成编辑组，专司负责本套教科书的编审、校对、索引、出版等全流程工作。在组织与评审过程中，中心的许多同事，如张佳利、邢惠清、张宁、张居衍、戴勇、曹雄飞、范敏、倪金兰、江慧琴、张昕、张洪、赵晓、顾义河、汤弦、林明、郭凯、宋旺、段辰菊等，都付出了辛勤劳动。这些同志的认真付出，确保了这套教科书的顺利出版。

　　从1994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至今，已经整整三十年了。中心在经济学、管理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汇聚了国内外知名学者，于2008年改名为国家发展研究院，集教学、科研和智库于一身，成为北大构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硕士和博士项目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毕业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生力军；经济学双学位/辅修项目经过三十年的锤炼，已经成为北大的一张重要名片。国家发展研究院在国内外的人均学术文章发表处于国内领先行列。2015年国家发展研究院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在经济结构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国企改革、金融改革等重要领域，研究提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政策建议。

　　总的来看，中心成立之初制定的研究生教学培养方案、双学位和辅修培养方案是成功的，且在持续完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学双学位和经济学辅修项目享誉北大校内校外，平均每年招生约五百人，合计每年在读学生近两千人。三十年来，已向社会输送一万多名优秀毕业生。学生毕业后有的进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知名院校继续深造，有的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海外著名大学继续学习，也有的直接参加工作，遍布于金融、企业、教育、文化、传媒、体育、政府机关等各界。其中，有约40%的学生继续在经管类专业深造，或者从事与经济、金融及管理有关工作。三十年来，中心培养的博士生已经走出国内市场，在国外大学、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组织任职；中心培养的硕士生，已经成为中国学者在海外研究的重要力量，并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放弃国外教职回到国内服务，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学管理学教育的规范化、本土化和国际化贡献力量。

　　现代经济学管理学教科书系列，自从1997年出版发行第一本以来，受到广大读者、同仁好评，并授权我国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在台湾出版本套教科书系列的繁体版。据统计，截至目前境内外发行总量已高达数百万册。综合出版发行、同行反馈以及学生意见多方面看，这套教科书的质量很高，其中许多可以说是经典之作，已经实现了当初设定的力争在未来十年里成为国内一流、发行量领先的经济管理类教科书的目标。此外，不少教科书已经多次再版，再版中增加了经济学管理学发展的新理论和新动态，补充了用一般经济理论分析中国的案例，并做了许多完善工作，使得这套教材使用起来更加方便。这套教科书系列仍将继续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培养经济学管理学高端人才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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