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国际galaxy网站日前,嫦娥六号顺利完成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以及后续的交会对接和在轨样品转移,约2千克珍贵月壤不日将从38万公里外被带回地球。
香港《南华早报》6月18日说,可以预见的是,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将诞生大量“历史性成果”。鉴于此,学界越来越多声音加入辩论:相关论文该在国内还是国外期刊发表?用中文写还是英文?
报道介绍,在中国科学界,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用英文发表论文不仅是一种学术交流方式,也是研究成果获得国际认可的渠道;使用中文进行学术写作则仍被视作“禁忌”,近乎在名为“国际认可度”的祭坛上的“无声牺牲”。
2020年,嫦娥五号在月球正面“取壤”,是人类时隔44年再次获得月球样品。其首批研究成果于2021年10月发布,在着陆区火山活动时代、源区性质等方面获得颠覆性认识,相关研究成果在美国《科学》和英国《自然》杂志上共发表四篇论文,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科学出版社编辑说:“我们当然希望我国的一些突破性科技成果能够出现在中国的顶级期刊上,从而扩大我们的影响力。”科学出版社隶属于中国科学院,众多院士和知名科学家的重要科研成果都是通过科学出版社的图书和期刊来发布,该社也被科技界誉为“科学家的出版社”。
其实,中文科技期刊也曾经有过一段辉煌岁月。1977年,中国本土科研体系所培养的获诺贝尔科学奖第一人屠呦呦,正是在国内中文期刊《科学通报》上发表了她发现青蒿素的论文。《南华早报》说,这份由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同主办的期刊曾经发表过许多重大发现,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却一直缺乏高质量的投稿。
据《科学日报》报道,《科学通报》主编、中国疾控中心原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2018年也曾在香山科学会议上坦承,从屠呦呦的青蒿素到袁隆平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赵忠贤的“高温铁基超导”,这些重大学术成果都是发表在中文科技期刊上而被世界认可的,“但是,近30年来我国重要科研成果基本都是首发于国外期刊”。
《南华早报》认为,许多中国研究人员都认识到用母语写作的重要性或必要性,但在实际操作上面临困难。
报道提到,曾经牛顿的《数学原理》是用拉丁文写成的,爱因斯坦第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是用德文写就的,玛丽·居里亦用法文发表了自己的著作。但自上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科学界发生了转变。世界上只有大约18%的人口讲英语,但如今全球大约有高达98%的科学研究都是用英语发表的。
在中国细胞及发育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编委会原总主编朱作言看来,在国内学术评价体系影响下,科研人员更倾向于发表英文论文,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缺乏国际学术影响力。
中国有超过4800种科技期刊,数量上位居世界第二。但用朱作言院士2010年的话说:“中国科技期刊多而不强,优秀稿源外流严重,我国科技期刊远远不能为我国的科研成果提供有竞争力的交流和展示平台。”
2019年底,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原主任、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主编李志民亦在媒体撰文批评,国内学术评价机制的“SCI崇拜”某种程度上“带偏”了中国科研。他指出,在引进SCI之初,这一量化指标的评价方法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过去一段时间SCI被“异化”甚至“神化”,使得大部分科研人员将科研目的从解决问题演化为发表SCI论文,成为科研领域的大问题。
《南华早报》也提到,在国内评估体系下,研究人员在知名英文期刊上发表文章往往会带来回报。就个人而言,研究人员有很多务实的理由和动力去追逐这一点。除了晋升机会和学术荣誉外,还有名声,海外科学界的认可往往会吸引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报道举例说,南京中医药大学朱家鹏教授团队上月以第一完成单位身份在《自然》发表研究成果,这是该校70年来第一篇《自然》论文,朱家鹏因此获得学校颁发的“人才突出贡献奖”和100万元经费奖励,一度引发争议。朱家鹏近日接受媒体访问时则透露,大约10年前,他就是因为没有高水平一作论文,被20多所大学拒之门外,辗转才在现在供职的学校遇见“伯乐”。
《中国科学报》11日报道说,在事件当事人朱家鹏看来,这两厢对比更像是一个玩笑。“对当下的科研人员而言,论文有时就是个摆不脱的魔咒——你看,对我来说,苦也是论文、愁也是论文,欣喜也是论文,被‘喷’也还是论文。”
至于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研究成果应当怎么发、在哪发,中国天体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创新团组首席研究员邓李才认为,“嫦娥工程”等国家任务的研究成果应优先在国内期刊上发表。
邓李才是国家大科学工程郭守敬望远镜(LAMOST)银河系结构巡天科学工作组主任,负责组织LAMOST银河系恒星巡天的科学计划工作。他说,他坚持认为,LAMOST的首批研究成果应在国内期刊上发表。“这首先可以突出这些独立的前沿重大科学项目的民族性,也有助于提升国内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
但他补充,研究嫦娥六号月球样品的科学家们可以考虑投稿给国内英文期刊,因为英语已经成为国际科学界的通用语言,应该作为一种交流媒介,这与政治无关。邓李才表示,其团队在国家天文台下属英文学术期刊《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研究》(RAA)上发表的所有关于LAMOST计划的预研文章都进入了国际高引论文排行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朱锐(音)则告诉《南华早报》,他喜欢在中文期刊上发表文章,部分原因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鼓励这一做法。他认为,只要科学界保持实质性的交流,在撰写学术论文时使用自己的语言并不是障碍。
李志民2019年底曾呼吁,受国家科研经费资助的研究成果首先应该在国内发表。他写道:“中国科研人员用中文发表论文是责任也是义务……让国人能看懂才能提高国民科学素养,提高国家的竞争力。”此外,也有声音补充,“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还意味着,要把研究重点放在解决中国发展的关键问题上,而非一律追随全球研究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