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作家北村说到《山花》，“偏于一隅，却卓然独立，终成名刊，大放异彩。”

　　《山花》自诞生之际即参与了贵州当代文学的建构过程，一份好的刊物背后往往有着一位不凡的主编。时值《山花》改版30周年之际，通过对主编李寂荡的访谈，探究为何《山花》能绽放出如此纯粹的文学之花。

　　李亚兰：在您的生活和工作中，《山花》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是否曾遇到过什么具有挑战性的困难？

　　李寂荡：《山花》占据了我绝大部分的时间，在八小时工作之余我也会约稿和处理稿件，下班后脑海中也依然是单位的事情，可以说我的工作与生活是混为一体的，而《山花》则占据了主要部分。我遇到最大的挑战是最初担任主编的时候，由于财政拨款少而杂志面临的困难。《山花》以前主要是靠创收来支撑的，但是我作为一介书生从来没有拉过广告，可以说那个挑战于我而言非常巨大，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胜任这份工作。一个人无论文学素养有多高，也不管他理想有多大，没有钱杂志是难以维系生存的，于是我开始学习跑广告拉赞助以获得资金，那是最艰难的一个阶段也是我所遇到过的最大挑战。

　　李寂荡：我过往经历对我的主编生涯影响很大。我学习的专业是历史，母校长春师范学院是国家有色金属总公司和吉林省合办的高校，它主要由长春市和全国各地的学生组成，外省学生一般毕业后会分配到有色系统工作。我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万山的子校，但去的时候矿山已濒临倒闭，甚至发工资都很困难，我很早就体会到了生存的艰难。后来我曾到海南务工过一段时间，回到乡下老家后发现自己还有当初的文学理想，因为从小喜欢文学也有一个作家梦，便决定考研。对我来说只要生活上有保障就会觉得物质满足了，经历过那种巨大的孤独和人生的迷茫与考验后，我拥有了坚韧的性格，所以一般的困难很难打倒我。

　　正是经历过那种巨大的困难，我能够很好地面对和克服其他的困难。我觉得《山花》可能是全国最难办的杂志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一个品牌，正如西西弗推石头一样只能不停地往上推。办刊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维持一个品牌持续向上且不在自己手上办垮就很难。

　　李寂荡：《山花》的栏目设置像其他很多刊物一样有四大版块：小说、诗歌、散文随笔和评论。栏目之间的考量和关联在最初设置的时候是仔细考虑过的，但不管是哪个栏目我们都尽量做到两点：一是用稿重视名家，二是对新人的推举不遗余力。杂志主要是两个板块——名家和新人，名家往往具备名人效应，但是对文学杂志而言，首先还是要关注文学的生长点，整个文学的发展还是要靠不断有新人的新鲜血液加入以带来新气象。新人的写作往往比较认真，他会把他的生活资源和激情都贯注在里面，如果推的新人他能得到很大的帮助，还有可能从此就走上作家的道路，甚至将来成为知名作家。比如上海作家甫跃辉，他的处女作小说就是《山花》发的，作家张楚的处女作小说也是《山花》发的，这对他们一生来说应该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对新人可谓非常重视。

　　我觉得写作有两个重要的向度，一个是生命的向度，一个是审美的向度，它一定是生命的表达，生命的审美化表达。如果你的写作和生命关联不大，那么你的文字就是没有意义的，写作应当表达生命的喜怒哀乐。

　　《山花》还有一个特点是它属于双重文本，其他杂志也会刊登一些作为装饰用的美术作品，但是我们设置了一个栏目就叫“视觉人文”，曾邀请过川美的王林和中央工艺美院的大家参与进来，他们作为主持人推出了很多知名画家、艺术家的作品。视觉艺术包括建筑、雕塑，甚至是园林。这是《山花》的一个特色——双重文本，在杂志主体是文学的同时兼顾视觉艺术，且多为顶级的视觉艺术，比如曾参与进来的顶级画家毛焰、张晓刚、方力均等。至于为什么要将二者集合在一起，视觉艺术和文字艺术并置在一起是否会显得生硬呢？实质上我们的视觉艺术不少是先锋的视觉艺术，和文学虽然形式不一样，但同样是对现实和生命的关注与表达。我们曾做过一期以日本美学中“侘寂”的时间表达为主题的园林展，文学中一个重要主题便是时间，而生命的最大主题也是时间，时间带来一切的同时也在带走一切。我翻译的《喧哗与骚动》，以及著名的《百年孤独》《红楼梦》等作品，你认为这些作品是否在表达相同的主题呢？它们在表达时间，在表达繁如梦，在表达轰轰烈烈的革命和刻骨铭心的爱情，最后都会犹如流水一般在时间中归于虚无。“视觉人文”可以说是我们的一种开辟，尤其是美术方面。有时候画家的先锋尝试是较为突出的，在这一方面他的作品和文学的指向本质上是共同的，只是形式不一样，一个用文字语言，一个用色彩和线条，但它们关注的都是我们生命中的东西。

　　李亚兰：在收稿到最终定稿的发表过程中，您认为主编在中间主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用稿和约稿的过程中您主要会考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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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杂志要有特点，它一定要体现出鲜明的个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杂志是编辑和主编共同的作品，他们怎么创造这个作品涉及到对杂志的定位，通过定位确定组稿的方向后继而确定用稿的方向。

　　我觉得编辑的工作少量是肯定而更多是拒绝，是大量的拒绝。某些时候编辑是被人赞美的职业，但更多的时候也可能是被人诅咒的职业，因为作者发不了作品可能会有怨恨。编辑在中国几乎都是作家，很少有纯粹被当编辑培养的职业性编辑，一般写小说的编辑会编小说，写诗歌的编诗歌，但对于身为主编的我来说我是全面涉及的。我积极地鼓励我们的编辑去组稿，加强和作家的互动关系，没有互动和感情是很难约到稿的。杂志基本上是主编和编辑团队的一个作品，他们的个性、审美、文学观念、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着刊物的风格。主编的编辑理念越鲜明，杂志的特点就越鲜明。我觉得杂志一定要有个性，就像作家的创作要有个性一样，中国的文学杂志有很多，如果没有个性和特色相应价值就容易打折扣。

　　李亚兰：《山花》杂志始终对贵州的当代文学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回顾《山花》一路的历程，您认为一代一代的主编们所传承下来的精神有哪些？

　　李寂荡：《山花》到今年已经改版30周年了，在此之前它主要是作为地方性省级刊物发本省作家作品，但改版后我们主要面向全国而发本省的相对有限。但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山花》都一直是助力贵州文学发展和推举贵州作家的重要平台。《山花》改版后推出本土作者更高端也更有效了，我们还办了“山花写作训练营”，推了大批“80后”“90后”作家。

　　《山花》一代一代的主编所传承下来的精神，主要是一种敬业精神，干哪行就爱哪行，对文学的热爱与敬重；还有就是一种面对困难的坚韧精神；不甘落后的进取精神。

　　李亚兰：从《贵州文艺》改名的《山花》，如果用花朵来比喻，您认为这朵绽放在西南的山花，在这样悠久的历史纵深感下，它的根在哪里？

　　李寂荡：要立足于时代和生存的这片土地，发展和你生存的土壤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的根是贵州也是全国，但《山花》它也是面向世界来办刊的。所以说它的根是生命性、文学性，它一定要关注人类、生命，还有现实，这就是它的根。

　　李亚兰：《山花》作为当代文学一部重要的文学刊物，怎么处理时代的主流方向和本身刊物的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

　　李寂荡：我们任何人、任何事物都是存在于某个时代的，和时代关系都是密切的，肯定所有的刊物都要与时俱进。正如刘勰所言“兴废系乎时序”，文学在变化，它是随时代而变化的，写作的内容和文学的形式都与时代密切相关。文学肯定要关注时代，所有作家写作都与时代有关而且是密切相关的，刊物也是如此。

　　李亚兰：我们注意到《山花》的目录页是有英文版的，感觉和其他很多杂志不太一样。

　　李寂荡：这是《山花》的一个特色，在茅台集团的赞助下，我们坚持了20多年向世界100所著名大学赠送《山花》，为了海外读者能够很好地了解刊物所以用了英文目录，而且现在还在坚持。海外大多数著名大学的图书馆都收藏有《山花》，如果缺哪几期他们会写信让我们补齐，比如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等都有《山花》，这成为海外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窗口。《山花》有不少作品被翻译成日文、德文和英文等语言而传播到海外，泰国诗琳通公主还翻译过《山花》刊登的中篇小说《哪一种爱不疼》，这也是体现中国文化自信，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具体举措。

　　李亚兰：《山花》杂志作为贵州文学的重要代表性刊物，在西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李寂荡：我们和同行的关系都是比较友好的，比如联网四重奏就是一个合作的典范。有时候我们也会资源共享，把我们的作者资源和其他刊物一起来分享，也向其他刊物寻求作者的资源。同时我们也在密切地关注其他杂志的状况，比如说它发了哪些作品？设置了哪些栏目？它的取向是什么？因为杂志不是孤立发展的，还是要有一个参照和对比。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极力地强调自己的个性而突出自我特色。

　　李亚兰：我们关注到您作为《山花》杂志的主编也参与了很多贵州籍文学新人的挖掘和培养。

　　李寂荡：很多新人我们是从来稿当中选择出来的，有人推荐我们肯定也很关注。发现新人是编辑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职责，办写作营，我们通过征稿并从中发现了不少新人，比如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的丰一畛，他的处女作是在西南大学读研的时候写的，来贵州后我们又让他参加了“山花写作训练营”，《作品》主编看了他的稿子并给他做了小辑。有时我们的训练营请外省的同行来，他们发现新人也会大力地推举我们推出的本土文学新人，可刊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比如，《十月》的编辑蒋在作为贵州籍的新人，她中学的时候就在《山花》发表过作品，还有很多贵州新人都是被《山花》推出来的。

　　李亚兰：贵州作为少数民族众多的一个省份，我们注意到早期的《山花》杂志它有很多体现地域特色的作品，现在的《山花》杂志如何处理贵州本土的地域文化？

　　李寂荡：我们的文学作品要有特色往往具备时代性和地域性。你阅读惠特曼的作品会看到那个时代的特色，托尔斯泰作品的地域性就是俄罗斯那个辽阔的地域和那个时代的特征，又比如福克纳笔下邮票那么大一点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好的作家和他的地域与时代是分不开的，但是文学最终的指向应是文学性，是生命向度和审美向度。我觉得有地域性很好，但就地域写地域是狭隘的。沈从文的作品何以伟大？因为他有湘西的地域性，但他透过湘西写的绝非仅仅是湘西。福克纳的老师安德森说：“你的地域性只是你的基石，也还要写出一种普遍性。”只有拥有普遍性你的作品才有深度，通俗地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产生共情。比如19世纪的作品我们现在来读还会产生共情，如果你写非洲写俄罗斯，贵州人看了也会共情，那定是被你挖掘出了人性中具备普遍性的东西。他的痛苦里你能感知他的痛，他的欢乐中你能感受他的喜悦，他的恐惧让你能体会他的恐惧。地域性不是我们的最终指向，有地域性当然是很好的，但过去很多作家往往太强调地域性，在他们的作品里看到的是一种刻意的地域性，除了地域性你看不出还有其他什么，所以狭隘了。

　　李亚兰：从早期到现在贵州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主要产生了什么影响？它未来又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李寂荡：《山花》早期几十年对贵州影响很大，《山花》的发展也是贵州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现在的《山花》是贵州的《山花》，也是中国的《山花》，它是和中国文学发展同步，而且有一定推动作用。编辑和作家的关系不是亦步亦趋的，他并非完全跟在作家后面前进，他有时候还规划或引领着文学的前进，有时候还具有风向标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