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官方官网南京大学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2017-2018）公示以后，在学界引起不小风波。围绕“C刊”产生各种意见，其实并不是我国学术界独有的现象。“C刊”以影响因子评价学术成果，由此所形成的“影响因子崇拜”的学术文化和学术生态，近几年在国际学术界也多遭诟病。诺贝尔奖得主兰迪·谢克曼就曾发表文章指出，“影响因子崇拜”扭曲了科研成果。2013年5月，78个科学组织的155位科学家签署“旧金山宣言”，就是国际学术界对“以刊评文”的一次纠偏。此次“C刊”风波无疑也为完善我们的学术评价体系提供了一次纠偏的机会。

　　无论是此番同济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学报主编就自己的刊物由“C刊”到“C扩”发表声明，还是由此事件产生的高校学人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对当前学术评价体系的抱怨，都使“C刊”成为众矢之的。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袁振国如此分析其中原因：“任何一种评价机制都可能存在不合理、不科学的地方，这不奇怪，关键问题是我们很多单位对影响因子看得太重了。据我了解，影响因子在很多学校学术评价中的占比很高、地位极重要。比如这次有关部门搞学科评估，明确规定有‘C刊’的论文才收入，没有‘C刊’论文就不算成果，这样学校就非常在意了。从个人来说，几乎所有学校评职称，都只承认‘C刊’，不承认其他标准。凡是影响因子高的，就给予特别的认同和奖励，这就会造成麻烦。从期刊来说，把刊物通过行政背书的形式分成等级，本来投稿给哪家都无所谓的，就像商店，现在把这些商店排成一等商店、二等商店，那大家肯定挤到一等商店去买东西。为了往一等商店去挤，就会产生一些非商品本身的干扰因素，有些刊物不是去提高质量，而是通过非正常的手段去获得排名。”

　　“C刊”成为众矢之的，一方面是因为评价体系对其过分依赖，甚至在一些地方成为唯一标准，另一方面，“C刊”本身也存在一些缺陷。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陈鹏说：“‘C刊’主要以影响因子作为评价标准，对不同学科之间差异性考虑欠缺。一般而言，人文学科相对于社会学科，更偏重基础研究，回应社会的热点问题不够，引用率自然偏低。这在自然科学中也同样存在，比如数学就很难与化学比较。就是在同一学科内，不同的二级学科也存在较大差异。比如，在教育学37种‘C刊’中，教育技术学的7个刊物的影响因子显著高于其他二级学科刊物，甚至比学界公认的《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等影响因子高，这是不符合学术研究实际的。所以，以影响因子作为期刊的主要评价依据，没有考虑到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不利于建立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

　　对当前过分依赖“C刊”的学术评价体系产生诸多意见，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社会各界、包括学术界自身，对我们的学术产出并不满意，大家认为这是评价体系出了问题。那么，应该怎样改进我们的学术评价体系呢？

　　袁振国教授提倡采用“代表作制度”：“评价学术水平，不能只看论文多少，而要看代表作水平，关注一个学者真正有社会影响、政策影响、理论影响的作品。要充分发挥同行专家评价的作用，评判文章的分量和水平，而不是仅仅关注论文是不是被引用、引用了多少次，这在国际学术界也是更加实用的一种方法。同样评价一个学术刊物好不好，也有很多标准。特别是有些论文从传统标准上看不错，但如果从我们现在倡导的实证研究角度看，它没有提供明确的真理和确切的知识，只是说了一些空洞热闹的话而已，但最后影响因子比较高，这是高质量的论文吗？我认为，建立健全学术评价体系应该多管齐下，不要只采用一种标准，用它来代替一切，那这个标准就很容易与学术研究实际脱节。”

　　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仲伟民认为，不能由此事件就完全否定“C刊”的评价功能，学术研究评价体系中必须有“C刊”。“这次‘C刊’事件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学术界与期刊界对学术评价的非理性态度。”几年前，仲伟民曾对包括“C刊”在内的评价机构进行过严厉批评，但现在他认为，近年来“C刊”做了很多改进，成效显著。

　　专家认为，理性看待此次“C刊”争议，是发现问题、不断完善学术评价体系的起点。学术期刊、学者、学术评价体系如何不被异化，让学者做真学者，让学术评价体系成为鼓励真学问的平台，才是我们讨论问题的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