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未来产业作为由前沿技术驱动、具有显著战略性、引领性、颠覆性的新兴产业,是新质生产力最活跃的先导力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塑造全球竞争优势的新锚点。未来产业的发展“不是要构建一条生产线,而是要构建一套生态系统”,需要遵循系统性思维,以“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
习提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一论述阐释了新质生产力与未来产业的重要关系,并就如何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出明确指引。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和特色体现,“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而未来产业正是依托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一旦跨越过“爬坡过坎”的起步阶段后,将呈现出显著的裂变成长效应、先发锁定效应、融合赋能效应,将成为我国面向2035年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形成国内新支柱产业的突破口。
习指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启示我们,未来产业的发展路径选择应当遵循系统性、全局性的思维。美国在《科学与国家利益》报告中指出:“今天的科学和技术事业更像一个生态系统,而不是一条生产线。”未来产业从一颗“种子”到一片“森林”,需要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视角,促进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有机协同、互促融合,通过技术流、信息流、物质流、能量流等的交互,相互作用、彼此协同,来实现创新生态系统的效益最大化,以实现技术创新突破、产业动能培育等发展目标。
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具有科学的融合逻辑。产业链是核心,创新链是动力,资金链和人才链是关键要素。创新链与产业链在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需求导向牵引下互融互动,围绕产业发展需求精准匹配资金链、人才链,最终实现“四链”全生命周期的深度融合。
习提出,“我们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一是要实现产学研的深度“融合”。英国学者吉本斯等提出,知识生产模式正在由传统的、以单学科研究为主、以大学和学院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模式”向跨学科性的、聚焦应用情景的“知识生产模式”转型,需要建立产学研联合的创新模式。科学家善于技术创新,“把钱变成纸”;企业家善于产业经营,“把纸变成钱”,要最大限度发挥不同主体的优势,各展其长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如深圳,鼓励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建立产业技术联盟,“理技融合、研用结合”,让企业根据技术发展与市场的需求“出题”,科研机构和高校通过联合技术攻关“答题”,最终实现科技成果的快速突破。
二是要着力推动技术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成果转化。现有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主要侧重于从科学转化为技术的“1-10”阶段,以及从技术到产品、实现产业化的“10-100”阶段,而对“无中生有”、原始创新的“0-1”阶段关注不足。而未来产业所需的服务需要涵盖创新的全流程,尤其是科技创新的“最初一公里”。如美国未来产业研究所,通过整合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多领域的科研力量,连接政府、学术界、产业界等资源,覆盖从原始创新到应用创新的各类环节,服务于成熟度从1级至9级的技术,形成了“理论探索-基础研究-工程化中试-产业化”的全流程创新链条。
金融作为“源头活水”,能为创新活动提供坚实支撑,尤其对于需要巨大研发投入的未来产业而言更为关键。但由于未来产业发展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项目投入大、风险高、周期长、成功率低、可抵押物少,这种特性会让遵循市场化运作机制、以盈利为导向的资本望而却步。
为破解这一问题,各地纷纷探索懂科技、懂未来的“耐心资本”建设,帮助未来产业跨越从科学研究到产业化、商业化的“死亡之谷”。一是发挥政府资金杠杆效应,带动社会资金投向科技早期领域。例如北京经开区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构建了“产业升级基金+专项子基金及种子基金+市场化子基金”模式,靶向投资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汽车和新能源智能汽车、生物技术和大健康等符合区域产业发展规划的高精尖产业。二是协同金融机构支持科技金融创新,创新适应科技企业特征的专属信贷产品。如江苏省推出“苏科贷”“人才贷”“苏知贷”等政银合作信贷产品,引导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投向未来产业的经营主体。三是加快培育高质量创业投资机构,引导市场资金支持,引流资金活水。例如美国硅谷拥有高度密集的风险投资集群,科技型企业无论处于种子期、初创期,还是成长期、成熟期,都有相应的融资渠道,技术与资本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联合产业”模式。北京市高度重视激发社会风投机构活力,鼓励产业链链主企业设立CVC机构,对投资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养老健康等重点支持产业的,每年根据其实际投资规模给予支持奖励。
习指出,“我们要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位置,改革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等机制,努力造就一批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工程师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注重培养一线创新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人才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意义的能动主体,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未来产业具有多学科、多领域融合的特性,需要培养更多学科复合型、专业交叉型人才。这一方面需要发挥“双一流”高校的引领作用,推动理论教育与科技前沿紧密结合,及时将各领域重大科学问题和进展融入人才培养方案。另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实现产教融合,注重“产”与“学”、“学”与“用”、“技”与“术”的深入融合,畅通卓越工程师培养发展路径。如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围绕高端汽车、生物医药、先进制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等高精尖产业发展需要,建立区内高等职业院校专业与产业供求关系的专业谱系图,实时诊断专业与职业对应变化关系,校企联合“订单式”培养未来技能人才。
人才的创新活力不仅仅取决于劳动者的数量,还取决于人才的使用。对于未来产业而言,更需要充分尊重创新型人才发展规律,以放权、赋能为重点,将真才实干的人才选出来、用起来,充分释放创新人才活力。例如青年人才在传统科研组织模式下往往存在担纲机会少、成长通道窄等问题,深圳市光明科学城针对这一困境,实施了全市首个“青年科技人才专项培育行动”,精准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在光明科学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揭榜挂帅,鼓励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当主角。
面向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要着力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通过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良性互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实现以未来产业培育产业新动能、抢抓发展新赛道、打造国家新优势的发展目标。
未来产业需要更为多元的技术融合、更高能级的创新突破。传统依靠单一主体单打独斗的科研组织方式已经难以适应未来产业发展需要,需要通过“科学家+企业家+创投家”的协同合作,构建力量更多元、资源更集中、目标更精准、协作更灵活、转化更高效的新型跨组织协同创新模式。一是要探索建立新型制下的联合攻关模式。通过权责明晰、运行高效的重大项目组织实施与协同攻关机制,有效统筹国家实验室、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科技力量,集中资源实现关键技术领域的加速突破。二是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引领作用。在政府引导下,由行业领军企业牵头,扮演好科技创新“出题者”“答题者”和“应用者”的多重角色,汇聚上下游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等,以创新联合体形式开展未来产业技术定点攻关。三是要推广完善“学院派”创新创业模式。充分发挥高校教师及学生的技术、创意、能力等优势,鼓励其开展面向未来产业的创新创业,并通过联动各类校友资源、搭建创业孵化平台、提供政策支持,推动科创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
把握未来产业的演化机制和发展特征,差异化构建服务于0-1、1-10、10-100等创新阶段的服务载体。一是围绕产业“种子期”,建设一批聚焦概念落地、样品生产的概念验证平台。服务于初创阶段,加速挖掘和释放基础研究成果价值,解决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初一公里”问题。二是围绕产业“发育期”,搭建一批聚焦推进产品化、商业化的中试熟化平台。提供科研成果的二次开发、工艺验证和中试熟化等转化服务,打通从技术成果到实际产品的通道。三是围绕产业“壮大期”,建设一批支撑推进产业化、规模化的产业加速园。搭建公共平台,帮助企业高效匹配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提供一体化的供应链、原材料、人才、金融、咨询等的高效低成本服务,快速形成产业发展的集聚效应与规模效应。
引导金融更好服务于前沿科技与产业创新,政企结合、政银协作培育“耐心资本”,实现“投小投硬投未来”。一是要发挥政策性资金的引导力量,通过产业引导基金、科创基金、政府引导基金等产生杠杆效应。对于未来产业这类容易产生市场失灵的“硬科技”领域,政府投资既可以直接促进企业和产业发展,又能起到“信号”作用,为市场树立信心,从而起到对社会资金的流向引导作用。二是要加快推动金融机构业务创新,创新科技信贷产品与服务。支持银行机构针对未来产业企业,推出知识产权、小额信用贷款、选择权银河官方官网贷款、股权贷款等新型信贷产品。在开发新型产品的过程中,应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以精准刻画融资主体的信用风险特征并提供针对性金融服务。三是充分吸引社会创投资金,撬动更多资源流向未来产业领域。建立国资创投尽职免责、容错容亏机制,鼓励引导基金管理团队放开手脚,有信心、有底气在项目早期投资阶段发力。通过税费减免、财政奖励等措施,鼓励各类创投机构加大对科技型项目支持力度。常态化开展风投赋能未来产业项目路演活动,拓宽产融对接渠道。
以未来产业形成新质生产力,亟须培育一批有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新型劳动者队伍。一方面,要加快高层次人才储备,构建多主体教学、多层次培养的“未来人才”培养模式。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突破工业时代界限分明、相对孤立的学科分类体系,针对未来产业的融合性研究与发展需求,构建跨领域、跨学科、跨平台的人才培养方案。推动职业教育创新,科学分析产业、职业、岗位、专业关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升院校布局、专业安排与产业发展的契合度,为未来产业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另一方面,要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潜能,加快推动体制机制改革,“不拘一格用人才”。深入实施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围绕科研人员、转化服务人员、管理人员等创新主体,保障其科技成果转化回报。深化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探索赋予科研人员对于科技成果的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激励更多科研人员投身创业创新。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保障人才创新成果的合法权益,免除人才创新的“后顾之忧”。(关乐宁、胡拥军单位系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