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科学博物馆为公众提供了一个了解科学的场所，而科学展览则负责为观众讲述一个个鲜活的科学故事。

　　策展人朱达一说：“策展人手里就两样东西，一是展品，二是叙事逻辑。能不能讲好故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展品本身的故事性，以及你对故事的挖掘程度。”

　　找好故事与讲好故事，直接关乎科学展览是否能为观众提供与科学邂逅的美妙体验。在国际博物馆日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将目光转向科学展览该如何找故事和讲故事。

　　明崇祯七年（1634年）七月，一幅高2米、宽4.52米的巨大形制的星图《赤道南北两总星图》绘制完成。星图的创作人员是国际班底由礼部尚书徐光启主持测绘、德国传教士汤若望设计、意大利传教士罗雅谷校订，还有许多钦天监的中国学者参与了制图。

　　图上绘有大小20幅星图及天文仪器图，另有2篇图说。图中所使用的数据，继承了中国古代星图的内容，又吸收了当时最新的欧洲天文学的成果，代表了当时星图绘制的最高水平。

　　近400年后，朱达一决心要找到这幅星图。2018年，他正在为策划的“天下古代中国人眼中的星空与国家”中国古代天文临巡展寻找一件重量级展品，之所以盯上这幅《赤道南北两总星图》，是看中了其背后隐藏的意蕴丰厚的科学故事。

　　“明末，东西方天文学已经有了一些交流，但中西所用的坐标系统不同，中国用的是天极坐标系统，即以北极星为坐标原点，而西方人用的是黄道坐标系统；中国古代设定一个圆为365又1/4度，而西方则是360度。这就导致在天文观测时进行东西方数据对比非常麻烦。而这幅星图的其中一个历史价值就在于，它呈现了东西方天文学的两种坐标系统，针对某个星点可以很容易地进行比对和转换。”朱达一解释说，“从这一点生发开来，又可以牵引出当时的东西历法之争、东西方几何发展的不同之处、徐光启和汤若望等人的个人命运、科学在当时面临的环境等。一幅星图，足以撑起一个展厅。”

　　但这幅图并不好找。几经周折，通过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钮卫星和博士周元，终于在梵蒂冈教会图书馆（那里存有汤若望私下复制送往欧洲的一个星图副本），获得了原图的高清扫描版本。据此制作的复制品被放置在展览的显著位置，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观看。

　　“策展人手里就两样东西，一是展品，二是叙事逻辑。能不能讲好故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展品本身的故事性，以及你对故事的挖掘程度。就是所谓的看菜吃饭，只不过好菜难寻。”朱达一坦言，当时为了做古天文展览，他和他的策展团队基本上把中国古天文科学和仪器中相关的可视觉化呈现的内容尽可能多地进行了挖掘。从敦煌研究院、苏州文庙到大英图书馆、日本千叶大学图书馆，各处搜集，然而能实际找到的展品并不多。“纯科学的内容很少，影像化后能呈现转化成展品的内容就更少，所以有些不得不与文化结合，有些素材还得重新去拍摄，比如中国各地的星空摄影，其实是很难做的。”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吴国盛曾多次提到，在西方国家，广义的科学博物馆包括自然博物馆、科学工业博物馆和科学中心三种类型，狭义的科学博物馆往往专指科学工业博物馆。而在中国，只有以收藏动、植、矿等标本为主的自然博物馆和没有历史收藏、只展出互动展品的科学中心两类，而漏掉了收藏、展示科学仪器、技术发明、工业设施等的科学工业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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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除了个别专题类自然博物馆藏品较为丰富之外（例如自贡恐龙馆），我们的科学仪器等藏品是非常匮乏的。”朱达一表示。

　　近几年，吴国盛考察过全球很多科学博物馆，特别关注有历史收藏的科学博物馆，其中很多博物馆让他印象深刻，比如佛罗伦萨的伽利略博物馆、巴黎的工艺博物馆、伦敦的科学博物馆、底特律的福特博物馆。“它们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历史收藏，让人回到科学史上那些伟大的时刻。比如，伽利略博物馆里伽利略亲手制造的望远镜，巴黎工艺博物馆里帕斯卡设计制造的机械计算机、拉瓦锡使用过的实验仪器，伦敦科学博物馆里斯蒂芬逊发明的第一台火车头、瓦特蒸汽机，都很棒。”

　　对于科学中心，吴国盛印象最深刻的则是美国旧金山的探索馆。“因为他们展品的原创性，我国科技馆里的展品，基本上都是从这个地方学习的。”

　　吴国盛介绍说，目前国内科技馆的策展都交给商业公司来操作，自己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做。他直言：“商业公司做得比较好的，是学习了国外的先进经验；差的，连学都学不会。”

　　而据朱达一的观察，一个现存的问题是，并不是所有自然博物馆、科技馆都有专业团队来负责撰写展陈大纲等策展工作；二是博物馆工作人员和商业展览公司很难达成有效沟通、密切合作，导致学术内容、展陈效果和商业利益之间难以达到平衡的状态。

　　另一个问题是，在国内，科学类展览的独立策展人是极其稀少的。“因为科学类独立策展人的创意劳动很难被量化，比如前期的广泛调研、提供线索、寻找展品、挖掘故事等工作，对于整场展览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些劳动的价值往往被轻视和低估。在这个圈子里，独立策展人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生态位。”朱达一说。

　　即便如此，吴国盛仍认为，对于科技馆来说，“千馆一面”也并不是什么特别不能容忍的坏事，这是由科技馆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科技馆（也就是西方的科学中心）都是大同小异的。而在展陈方面，我国的科技馆普遍比较讲究且豪华，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并不差。

　　在他看来，目前科技馆的主要问题并不在展陈，而在提供亲切友好的参观界面上。科技馆应该更为观众着想，更有服务意识，要吸收真正热爱博物馆事业的人来参与建设。在展陈上，他认为，科技馆应该走商业化道路，培育中国的互动科技展品产业，“比科技馆自己做强”。

　　虽然科技馆的“千馆一面”在某种程度上无法避免，但在自然博物馆的展览及其他主题科学展览等方面，还是有一些展览提供了独具特色和非凡想象力的优秀案例，可供我们参考借鉴。

　　2019年是阿波罗登月50周年，包括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法国巴黎大皇宫、挪威奥斯陆的海涅昂斯塔德艺术中心等全球各大博物馆都推出了专题展览。

　　让朱达一印象深刻的一个展品来自瑞士苏黎世美术馆。这个展品模拟将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作为信号发射到月球上，然后以摩尔斯电码的形式接收回来，再把它转化成一个乐谱弹奏出来。结果发现，由于月球的地形等原因，这首曲子遗失了很多的信号。对《月光奏鸣曲》很熟悉的人，一听就知道里面缺少了很多音符，而这些音符反映了在往返月面传输过程中的信号丢失。

　　在自然博物馆中，朱达一对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微生物博物馆尤为赞赏。它是全球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致力于介绍与研究“微生物世界”的自然科学博物馆。在进门前，它就为参观者设置了一个有趣的欢迎仪式用生物扫描仪对人进行全身扫描，并在屏幕上显示人身体各处的微生物分布。其展厅犹如一个大型生物实验室，陈列着上千个玻璃培养皿，其中生活着约700种微生物，按物种演化先后顺序排列，供人们用显微镜观察。

　　该博物馆还设计了大量的人机互动体验。人们可以把手机放进培养皿，看到自己每天与手机上的上千种微生物进行互动；名为“接吻零距离”的小装置，可以让人们直观地看到在一次接吻过程中，两人所交换的微生物的惊人数量。“他们让科学活了起来。”朱达一说。

　　在瑞士日内瓦自然史博物馆，朱达一看到，整个蜂巢被搬到了展厅里，甚至死掉的老鼠都被放置在玻璃箱里，让其被啃食和腐烂的过程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虽然有些“重口味”，但在朱达一看来，这表达了一种理念，那就是观察、记录、描绘自然是人的本能，而科学展览一定要回归人的本性，回归人作为观察者的原点。

　　“我希望观众来参观我策划的展览时，能够回到自然现象、科学原理发生和被发现的那些时刻，真正去感受发现自然和科学的过程，从而对自然和科学产生一种好奇心。”朱达一说。

　　当被问到科学展览的策划应带着怎样的目的和使命时，吴国盛的回答是， “展现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呵护和激发观众对宇宙奥秘的好奇、对科学真理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