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署名扬帆的学者，在《光明日报》上撰文指出：“‘正史’之称，始见于《隋书？经籍志》，本为史部书籍分类名目之一，载《史记》、《汉书》以下各部纪传体史书，位居史部之首。其后亦有以纪传、编年二体史书并称正史者。至清代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明确以纪传体为正史，并诏定自《史记》至《明史》凡二十四部史书为正史，自此正史遂为二十四史专有之名称。”

　　主张国家立项纂修清史的人，一直强调“正史”之说。但他们也遭到了广泛质疑。学者黄力民以《“官修正史”可以休矣》为题质疑：历代王朝将修前朝史作为一件体现自身正统的国家大事，然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还有没有必要存在以国家名义颁布的前朝正史？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戎笙则强调，所谓“正史”，原来是要由皇帝钦定的，它对历史的解释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享有独尊的地位。“现在呢，你要想当正史，是人大批，还是国家主席批，还是哪个常委批？”

　　王戎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专门就修史问题进行了中外比较，他说，放眼当今世界，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是由政府出面组织编纂史书的。相对于此，清史编委会似乎更多地从中国历史上寻找合法性资源。他们称，编纂清史是一项艰巨的文化工程，任何个人或单位都难以承担这一繁复的组织领导工作。中国历代修史大多是政府主持，以政府首脑领衔。如唐初六史的修撰，以宰相魏征、房玄龄等领衔，有学者姚思廉、颜师古等参与；清修明史由大学士张廷玉领衔，有史学家万斯同、王鸿绪参与……“这样的修史班子，具有政治和学术上的权威性”。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撰文指出：“我不反对按‘正史’的标准修一部清史，以取代《清史稿》，使中国传统的‘正史’有一个完满的结局。但要修一部高质量的清史，非创新不可……要修清史，官修是必须的，但应该允许编纂者有研究撰写的自由，而不能因为官修就只能定于一尊。”

　　王戎笙说，据他所知，“与二十四史衔接的正史”这种表述现在已经不提了，清史编委会内部有一个口头提法是“象征性衔接二十四史”。他同时表示，自己还是没有明白这个“象征性”是个什么意思。

　　然而反对一方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不管如何表述，按照目前的情况，俨然已是一个修正史的“架式”。用王戎笙的话说，“没办法，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

　　王戎笙对此感到忧虑。因为一旦摆出正史的架式，所代表的就是国家意志，边界、民族、宗教等敏感问题，学者个人的研究不会引起特别大的反感，但若是以国家正史的面目出现，就有可能引发巨大争端。“比如夏商周工程，如果不是代表国家，只是作为个人研究成果发表，国际上的反应就不会那么激烈”。

　　他所指的，是国际学界曾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立场、方法和结论提出的尖锐批评。为此，“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在华盛顿参加学术会议时还专门强调，“工程”的学术观点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学者决定。

　　戴逸也就上述质疑专门做过解释：“需要提及的是，现在政府支持清史的编纂与过去官修史书已完全不同。今天修史主要是专家学者的集体创作，政府在物质条件和财力上予以支持，并不是在学术上干预，因而不会发生封建时代‘罢黜众说，定于一尊’的事。”

　　当年，作为探寻中华文明源头的一桩大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宣传非常高调，公众普遍知晓。有媒体甚至称其为“中国文化史上最伟大的事件”。而从目前的规格看，一直低调的“清史工程”，却远远超过“夏商周工程”。“夏商周工程”的领导小组包括7个部委，国家投资上千万元人民币，而“清史工程”涉及14个部委，国家投资始终云遮雾罩。

　　记者向戴逸求证，他回答说：“拨多少钱很难说。现在社会上有各种传言，我们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有说6亿的，也有说5亿的，还有4亿、两亿的。我们也没法辟谣，就不去管它了。财政的事情不好讲，这一年的结算也还没出来，我不方便讲。”此前曾有媒体采访戴逸，据称，他当时的回答是，最终拨款多少没法预见，但目前定的是6个亿。

　　戴逸同时表示：“我也不管钱，钱是文化部领导小组的同志在管。”记者电话询问文化部“国家清史编纂领导小组”办公室，该处官员称，6亿拨款的说法纯属“空穴来风”。当听说此说法曾出自戴逸之口时，这位官员很笃定地说：“戴老说了也不对！戴老又不管钱，钱是由财政部拨付，还没有定。”

　　记者又打电话询问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一位负责人。“现在说不出来，你们要采访拨款的事情，说不出来……还没定。”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戴逸表示：“不能光经济建设了，国家也需要文化建设。大的工程，三峡工程几百个亿，还有好几个亿的，清史花个一、两亿，只是很少的数目。花这些钱，对于国家来说只是九牛一毛，但它意义却非常重大。”

　　王戎笙负责清史工程的“考异”部分，这个项目的预算是40万元。他说：“总的批了多少钱，我不知道。问过别人，也说不知道。我自己在网上看见的，有说6亿，有说9亿，我也就不好再去问了。”

　　王戎笙曾主持编写《清代全史》，该项目1983年立项，历时8年，国家社科基金拨款14万元，后来又追加4万元。他说，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天文数字的研究经费了，“相当于现在的100多万元”。不过，当时的条件是很艰苦的，“老先生们，好多人现在已经过世了，开会时大家都住招待所，吃食堂”。

　　同样参与过《清代全史》项目的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郭松义则感叹：“那时候‘文革’刚过，大家还有干劲儿，不像现在，把钱看得那么重。”他在此次清史工程中受邀作为农业志的项目负责人，该项目经费为55万元，其中作为三级项目的农业志本身需40万元，另外15万元分给三四个下面的四级项目，如资料长编等。

　　据编委会典志组工作人员介绍，100卷《清史》中，典志占了44卷，又分解为64个项目，每个项目的经费为55万元。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明清史学者告诉记者，他受邀参加过一次清史工程的项目申请评审会，回来后下决心要“离他们远远的”。“他们财大气粗啊！会议可以搞得这么奢侈。这边钱太多了，可是像抗日战争史，没人没钱没声响，说到底，你整个明清之战也没死3500万人啊！”最后，他叹了口气说：“唉，我们不去说它了，自家远离是非之地吧。”

　　记者向戴逸求证所谓会议“奢侈”的问题。他坦言，可以不花的钱花了，这种情况肯定会有，不能保证没有浪费，但不会太大。“招待宴会，也就几百块钱一桌吧，不是什么山珍海味。我也参加过很多次会，经常是自助餐，有几次比我家里吃得还差”。

　　戴逸颇为欣慰地告诉记者，清史工程目前已经囊括了国内大多数优秀的相关领域的学者，参加项目的达到上千人，而整个工程的人才库已超过2000人。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师感叹，清史工程规模太大了，几乎把国内清史学界“一网打尽”。但同时，这块肉又“太肥了”，一旦立项，不管持何种立场的人，都多多少少要来“分一杯羹”。项目的分配，虽然名曰招标，其实很大程度上成为平衡各地区各方面利益的一场博弈。“至于各方人等，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会怎么搞这些项目，都不好说”。

　　学界内外，持与这位教师相近意见的人并不在少数。但清史编委会再三强调，项目招标遵循“公正、公平、择优、透明”的原则，是经过严格的专家评议的，并且考虑到研究梯队、年龄结构等多种因素。

　　王戎笙介绍了他所知道的两位学者的情况。据称，这两位学者，曾坚决反对启动清史工程，但最终立项后，“他们俩参加得比谁都早，分别承担了项目”。王戎笙于是感叹：“名和利嘛，也可以理解。尤其是这么多课题费，不能不说是一种诱惑。”

　　至于他本人的情况，王戎笙说，自己虽然提了很多意见，但都是从建设性的角度出发，最后大多也被采纳了，所以编委会的人戏称他为“统战对象”，而他自己也不方便拒绝委托给他的项目，“都是熟人，你真硬着不参加的话，关系就很不好处了”。

　　一位将在清史工程中承担重点项目的学者明确表示，他参加的惟一理由就是“戴老师的感召力”，“如果不是戴老师的话，我一定不参加！”他同时提醒记者，也有一些在他看来颇有建树的学者，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加入这一工程。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大学教授指出，通观国际学界，能拿到政府如此多经费的，只有当年美国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但他利用这些钱，带出了整个美国汉学界，这支学术队伍的研究能力之强、水平之高，令人赞叹”。而按照目前中国的学术现状，一个清史工程下来，“不仅花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也惯坏了清史研究的这支队伍。你想想，这样‘肥得流油’的研究项目完成以后，他们还能保持做学问的锐气吗？”

　　这位北京大学教授忧心忡忡地告诉记者，他丝毫不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和清史工程值得“激动人心”：“这些文化工程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是：对人文科学来说，设问和回答的过程本身就比结项要重要得多。”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将撰写“通纪”中的一卷，他认为，不能狭隘地理解“官修”、“正史”等概念，“不能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东西”。不过他也承认，在撰写中还是有某种“底线”的，而这种底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用来描述清史工程最多的一个说法是“盛世修史”。戴逸和李文海曾合著过一段文字：“‘盛世修史’在文化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我们现在说到历代的文化工程，唐代就会提到《五经正义》和修纂六史，这些都完成于唐初的贞观盛世；宋代就会提到《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和《资治通鉴》，这些都成于北宋前期政治较安定的宋太祖至宋神宗年间；明代就会提到《元史》和《永乐大典》，二书成于明太祖、明成祖国力最强大之日；清代就会提到《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和《明史》，这些都是在康熙、雍正、乾隆的盛世所编纂的。我们这一代人幸值国家开始腾飞之时，将以什么样的文化工程传留给后世？当然，编纂清史、中华民国史、中国史，应是2l世纪历史学界光荣的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谈到“盛世修史”，负责乾隆朝通纪的杨念群表示：“国家的经济发展很快，需要借鉴前朝的经验，将现在的盛世与当时的盛世（康雍乾）相联系，是一种比拟和回溯。说白了，也容易获得拨款嘛。”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家范认为：“既然是官修，当然代表政府的立场，哪个政府都不例外。因此，我并不认为这是缺点。后代史家读正史，也从来不把这些看做绕不过去的天堑。关键在提供的史实不能有‘隐’、有‘伪’，应秉董狐直书笔法，一以存真。”

　　王家范说，他很怀念编《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因为司马光修史，呕心沥血“用生命投入”；他也很怀念编《明史》的万斯同，因为万斯同“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

　　参与撰写通纪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茅海建对记者说：“真实是历史的至高标准，而且不是经过裁剪的部分的真实，而是历史学家尽他全部能力所达到的真实。历史学家能不能真实地反映历史，这是一件‘致良知’的事。”他强调，拿着纳税人的钱，清史工程应该像当年傅斯年所说的那样，不要成为一桩“营利的生意”。

　　王戎笙赞同清史工程是一件大事，但同时又认为此事“危机不少，前途未卜，成败很难预料”。在他看来，目前国内的学术管理水平不是很高，管理这么大一个项目，难度太大。“你比如质量把关，谁来把关？怎样把关？既要学术把关，又不能干预学术争鸣，怎么搞？而参与学者的观点与工程大方向不一致的情况，是一定会出现的”。

　　历史学家说，历史不是写给当代的，而是写给后代的。那么，“这部清史会是一部信史吗？”记者问。

　　“这个很难说，能真正反映目前中国学界的研究水平就算不错了。”王戎笙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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