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形式，各种类型的方志馆是展示这一民族璀璨文化的重要平台。近年来，伴随着全国各地文化建设和地方志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方志馆建设热潮方兴未艾。据统计，截至

　　回顾历史可以清晰发现，中国的方志馆事业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除方志界自身因素外，历来相关领域的建设实践和引领示范，也为方志馆的建设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范本。特别是真正意义上的方志馆在历史上出现时间很晚，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内，在相当程度上它们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和其他各种类型的展览场馆融合度较高，关系密切，因此研究这些场馆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它们与方志馆的密切关系，对当代新型方志馆的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图书馆是收集、整理、保管、传递和交流人类知识和信息，以供读者参考、利用的文化机构或服务体系。从历史发展看，图书馆与存放纸质志书为主的传统方志馆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虽然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始于上世纪初，但历史上各种形式的藏书机构不仅以收藏历代卷帙浩繁的历史文献而名闻中外，传之久远，而且因收藏保管和展示了大量地方志书，实际上成了在图书馆产生以前历代方志馆的一种主要形式，如宁波天一阁、聊城海源阁等便是典型范例。

　　进入近现代后，图书馆与方志馆的关系更为密切。如由浙江绍兴人徐树兰（1837—1902）所创建的古越藏书楼，在其珍藏的7万多卷图书文献中也包含了大量方志。20卷《古越藏书楼书目》中，卷十五《政部·舆地第十五》多数即为地方志。其中《舆地总志附地图》一目著录《元和郡县志》、《大清一统志》等22种（地图略）。《国朝省府厅县志》一目著录有清雍正本《浙江通志》、清乾隆本《江南通志》、乾隆本《台湾府志》等各地省、府、县志35种。此外《直隶杂地志》、《东三省杂地志》、《江南杂地志》、《安徽杂地志》、《浙江杂地志》、《江西杂地志》、《山东杂地志》等23目，著录之志多为山志、风土志、水志、寺观志、游览志等等。2古越藏书楼的诞生，被视为我国古代藏书楼的终结和近现代公共图书馆发端的重要分界线，徐树兰也因此被视为近代私人捐资创办公共图书馆的第一人。

　　1903年，包括拥有大量方志文献的杭州藏书楼改建为浙江藏书楼，开始对外开放，实际上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早具有“公共”意义的公共图书馆。在其馆藏众多的古籍和善本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古代方志文献。据统计，浙江图书馆馆藏各朝代至民国浙江方志有省、府州、县、乡、镇志共466种，599种版本，8649卷（不含不分卷的39种）。再如1904年3月，最早以“图书馆”命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成立伊始，即发出“募捐启事”，请社会各界人士捐书捐款，所捐图书多是湖南的志书和湘人著述，这一部分图书资料构筑了最早的藏书基础。

　　此后，图书馆界兴起了一股方志收集热。如1912年8月京师图书馆开馆时，即由内阁大库拨交方志1000多部，且大部分是康熙刻本，系全国各地为编修《大清一统志》而进呈的底本。此后，通过国子监移藏、收购和接受捐赠等各种渠道方式，到1957年编印《北京图书馆方志目录三编》时统计，该馆所藏方志已达2100多种约5000册。1926年10月，当时的北京图书馆（1927年更名为北平北海图书馆，1929年并入国立北平图书馆）也曾发布了一份《北京图书馆函请惠赐志书》通告，通告明确表明：“本馆筹备伊始，当务所急，端在收集图书，而绵薄浅陋，实多有待于大方之援引，地志一类，尤非得地方有力之鼎助，难期齐备。用敢肃笺奉恳，如蒙惠赐县志、厅志各一部，感荷曷既！”通告一出，响应者众，短短不到两年时间，该馆就收集到四明卢氏旧藏嘉靖《浙江通志》等约500种珍稀方志，从而为合并后的国立北平图书馆的方志收藏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此后，北平图书馆又于1930年，以呈请教育部通令各地等方式，继续面向社会征集方志及其他重要历史文献。新中国成立后，据1959年所编的《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记载：“北京图书馆入藏的中文图书以史部、文集、目录学、丛书为最多，史部之中，尤以方志为最多。”3

　　1924年，张元济在上海闸北创建了当时东亚最大的图书馆——上海“东方图书馆”（1926年开馆），收藏地方志达2641种25682册（其中元本2种，明本139种），仅次于国立北平图书馆的3844种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3641种，居全国第三位。当时全国府、厅、州、县志共有2081种，该馆就收藏了1753种，占全国应有方志的84%，国内外图书馆均难以企及。4又如到新中国成立时，仅天津图书馆所藏方志总量就达3614种4282部，其中方志总论36部，明版方志53部，清代方志3281部，民国方志988部。加上民国以后的新修方志及影印本则更多达7000多部。5朱士嘉为此曾感言：“近者国内各图书馆无不各尽其力以求方志，而方志亦益不易得矣。”

　　但由于世事更迭、战事频繁等原因，民国时期很多藏书机构和图书馆所藏方志或毁于战火，或由于其他原因而残缺佚失。如抗战前夕至新中国成立前，北平图书馆大批所藏珍稀方志，便曾先后经历了四散分藏、装箱南运、寄存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再辗转运至台湾等不同的坎坷命运。又如1927年，鉴于《浙江续通志稿》历时十余年、历经艰难仍未修成的实际情况，浙江省公署决定将其现有志稿（包括已编纂完成但未印刷出版的稿本、已印行的部分志书和部分采访稿等）交浙江省立图书馆收藏。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最低要求也未实现，这些志书文献当时便流散四处，以后又几经变更场所，目前至少由浙江、上海等七家图书馆分藏。艰难时世的方志编纂和收藏窘况可见一斑。6同样，张元济创办的上海东方图书馆，由于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除了事先存放在银行保险库中的约5000册孤本珍本等古籍文献幸免于难外，该馆所有46万册图书（包括所藏2641种25682册方志）均毁于战火，化为灰烬，成为我国文化史上一场罕见的浩劫。7尽管如此，它们为中国地方志特别是方志馆事业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却永不磨灭，永载史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利用图书馆这个公共平台支持和推进地方志工作，客观上推进了方志馆的建设。1956年，周恩来总理视察云南省图书馆时强调指出：“图书馆应将本地区的地方志尽可能收集齐全，对其他有关地区历史、地理的文献，也要予以足够的重视，要积极地利用地方文献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此当时全国各地相当一部分公共图书馆，都不同程度地承担了方志馆的职能。上世纪60年代，自首都图书馆率先设立北京地方文献特藏书库后，各地公共图书馆纷纷借鉴，通过设立地方文献书库、成立组织、开展研讨、点校出版旧志等多种方式，逐步推进这项工作。如当时金恩辉、胡述兆主编的《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就是图书馆界地方文献工作共同协作的成果。受云南图书馆委托，杭州图书馆也曾利用馆国云南方志底本，整理出版了《云南方志考》、《云南产业志》等志书文献。湖南图书馆当时还编纂出版了《湖南地方志中的少数民族资料》，等等。8不仅如此，很多图书馆还编制了大量方志目录并向社会开放，如上海图书馆曾于1957年、1979年两次印行馆藏方志目录，四川、陕西、山东、广东、山西等省级图书馆和中央民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图书馆，都曾印行过本地本单位的馆藏方志目录。再如在2014年一年中，浙江图书馆分别于4月和11月份，先后举办了“浙江省地方志成果展”和“册府千华——浙江省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通过制作系列展板和展出《温州经籍志》、《华阳国志》、《大明一统志》、《雁山志稿》等一批珍稀方志典籍文献，向全社会有效宣传普及了地方志知识，这些都从不同侧面显示了图书馆与地方志工作的密切关系。

　　1997年8月，在浙江宁波召开的全国地方志颁奖大会上，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强调：要研究和开拓志书的应用工作，要积极探索志书使用的新经验，要在图书馆设志书室。在他直接推动下，1999年12月，“中国地方志珍藏馆”在著名的宁波天一阁藏书楼正式建立，收藏了6700多册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一轮大规模修志活动中出版的新志，约占当时全国新志总量的80%以上。这是方志馆建设的又一种模式途径，在双方资源整合共享、优势互补的同时，也节省了大量财政资金。这对促进相关业界与方志馆的密切联系，特别是依托图书馆、藏书楼等现有资源条件建方志馆，无疑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积极推动作用。

　　不仅是公共图书馆，随着民族文化传统的弘扬光大和地方志价值的日益显现，一些高校等专业图书馆也越来越重视志书文献的收藏、宣传和研究应用。如自2007年始，清华大学图书馆就启动了大规模收藏方志等地方文献的工作，在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持下，短短几年内，先后有20多个省（区、市）方志机构向清华图书馆捐赠了大批方志。到2011年4月清华百年校庆之际，清华大学方志馆在新落成的人文社科图书馆正式开馆，共收藏了全国各地捐赠的志书约3300余册，同时该馆还收藏了台湾版《中国方志丛书》全套6300余册和1000多件地方文书，加上原已收藏的明清及民国时期的方志，清华方志馆已具有相当规模，不仅成为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一种特色资源，而且同样成为中国方志馆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档案馆”这一概念，一般认为最早由意大利档案学家波尼波利奥于1632年在《论档案》一书中首先提出。我国正式使用这个名词，档案学界普遍认为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此以前，类似档案馆的机构一般被称为库、阁、台等。

　　在中国古代史上，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各类档案机构历来是专属于皇家贵族的御用工具，兰台、东观等各种形式的档案机构比比皆是，客观上为史志编纂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条件，以至于一度依托于这些机构，史志编纂事业大兴。隋唐开始注重通过设立史馆等机构来监修史志，同时严控甚至禁止私家修史，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由官方严控档案的收藏和使用。因此从一定意义上看，它们也构成了方志馆的一个重要来源。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受近现代西方档案学理论影响，经我国档案界一些有识之士的倡导，民国时期有些档案机构（如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即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前身）已开始印发出版大量档案史料、图册丛刊等，有的机构甚至已逐步开始向社会开放，从而为当时的史志编纂提供了便利条件。

　　新中国成立以后，从以收藏管理“五四运动”以来革命历史档案为主的中央档案馆、以收藏管理明清时期档案为主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收藏管理民国时期档案为主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到各级各类地方档案馆，特别是各级政府管理的公共档案馆，都以所收藏保管的各个不同时期、不同特色的历史文献档案，为史志编纂工作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和查询服务。不少档案馆还专辟有存放、展示以当地方志为主的方志馆。如浙江档案馆的馆藏方志分为刊印本和缩微胶片复制本两大部分，涉及从宋代一直到现当代各个历史时期，计300多种1000余册，门类上有省志通志、府州县志、乡镇村志，还有山水志、舆图志、海防志、物产志、游览志、人物志、寺观志、风土志、掌故志、地名志等等各种类型。同样，在杭州市档案馆，也专设有杭州方志展厅，陈列着包括明《嘉靖淳安县志》、民国《昌化县志》及《雲棲志》等一批珍稀古志旧志。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各地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和行政、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有的地方还实行了档案馆、图书馆和方志馆等多馆合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如浙江省嘉兴市、舟山市及绍兴柯桥区等一些县级机构先后实行了档案、史志“几块牌子、一套班子”的管理体制，相应的档案馆与方志馆有的也实行了一个整体、各有侧重的展陈运行机制。同样，新建山东省淄博市方志馆由于处于该市新建文化园区内，与城市规划馆、图书馆相邻，与档案馆共用一座大楼，从而在合理配置地方历史文献资源的同时，也节省了大量公共财政支出，有效提高了行政和公共服务效率，发挥了综合社会效益。

　　一般认为，作为侧重于对大自然记录与分类的传统学科，博物学（naturalhistory）是西方一门古老的综合性学科，在中国系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产物。但值得注意的是，早在西晋时期，张华受《山海经》及《禹贡》等地志影响，同时考虑其“虽曰悉备”，却“各有所不载者”，因而即著有《博物志》，这也是我国传统博物学的代表作。在当代学界视野中，博物学应是“涵括地理山水、人民物产、异国殊俗、鸟兽虫鱼、物性物理、药论药术、方士服食、礼乐文籍、服饰器物，乃至道德人伦、杂史异闻的集合，实际上是关于体认的基本思维方式”。9显然，这些都与地方志事业具有天然的契合关系。

　　博物馆则是保存、陈列、研究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的公共文化教育场所，收藏、研究和教育一般被认为是博物馆的三大基本功能。从规模、服务对象和藏品内容等不同角度，可对博物馆作不同的分类。其中按藏品内容，可分为综合性博物馆、历史博物馆、艺术博物馆、科学和自然博物馆及其他博物馆等多种类型。而且，从发展历史来看，中外博物馆普遍经历了一个先侧重展示自然（如植物、矿产等）、后注重展示人文（如历史、考古、美术）的发展过程。其中历史博物馆显然与传统方志馆关系更为密切。传统的历史博物馆一般以收藏、展览历史文物藏品为主，并以历史发展脉络为展示顺序。它们主要展示本地出土或通过征集等各种途径收藏的历史文物，同时通过文图、数据、讲解和多媒体等其他手段，向参观者介绍当地的历史文化，以达到普及历史、文博知识并进行地情教育等目的。

　　而且历史上有的博物馆本身就是方志馆特别是综合性地情馆的源头之一。如1904年，英国传教士怀恩光在山东省青州建立了一所“博古堂”，后随胶济铁路全线年全部建成，并改名为“广智院”，是济南乃至我国最早的博物馆之一。广智院建筑群为一片气势连贯、空间相互连接的中国传统合院式平房，其设计体现了中西融合的风格。建筑坐南面北，南北长185米，东西宽近70米，占地1万余平方米。其正中为陈列室，左右分别为阅览室和研究所，后为布道堂，是当时济南规模最大的建筑，在中国博览建筑史上也具有相当影响。广智院陈列内容包括天文、地理、动物、植物、矿物、历史等13个门类，采用展橱、镜框、挂图等方式，总量超过2000组共计上万件展品，并且常年免费向社会开放。据载，开馆后的1912年，观众即超过20万，到1930年时更是多达40万，超过了当时济南全市人口的总和，可见其景之盛。更值得关注的是，1954年山东地志博物馆建设时，曾划分为东、西两部分，其中广智院被定为地志博物馆东院，主要陈列展示“自然”等内容，由此可见山东地志博物馆与广智院的历史渊源。而经课题组认真调研，在一定意义上看，我们认为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山东地志博物馆”就是当前以综合地情为主要框架和内容的新型方志馆的源头。

　　还值得关注的是，各种博物馆特别是有些历史类博物院馆曾收藏了大量志书，从一定意义上替代了方志馆。如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方志达3000种之多，不仅有一批宋、元、明时期的珍稀版本，且存有大量清朝康、雍、乾、嘉期间所修旧志。另如南京博物院历史上也曾收藏了包括刻本、钤印本、活字印本、稿本、抄本、油印本、影印本等在内的大量旧方志，其中善本有572种，普本2000多种，大部分为江苏方志，同时还有部分全国性总志和其他地方的珍贵志书文献，因而同样为方志馆建设作出了独献。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同时随着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各种形式的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星罗棋布，从各个不同侧面展示了各地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化和辉煌的成就，同样为方志馆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如?2012年5月，我国唯一的综合性工业博物馆——中国工业博物馆在辽宁沈阳铁西区开馆。它不但见证了沈阳这座老工业城市发展的历史足迹，也真实记录了中国工业百年发展史。如它收藏了我国1300多件从商代至今的工业文物，如从殷商时期的铜镜、西周的青铜盔、春秋时期的盔甲，到1900年的中东铁路钢轨、上世纪30年代初的铁西规划地图等等。其中引人注目的有7项“中国第一”：中国第一个造用机械手、第一个自主研发的管模、第一根超高压管的样管、第一台万能钻床、第一台八轴立式机床、第一台精密丝杠机床、第一台五轴联动机床。另外还有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多项第一：第一家破产企业，第一份厂长承包责任书，第一家大型国企股份制改造......从而真实系统地记录了中国工业的艰难而又辉煌的发展历程。更值得关注和称道的还在于：这座占地约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的地标性建筑，相当一部分就地取材，即利用沈阳一些国有老企业的厂房而建，不但节约了大量资源，而且更增强了这座博物馆的真实性、历史厚重感和独特的魅力。这些以展示某一方面国情为主要内容的博物馆，与当代新型方志馆的构想更为接近，因而近年来纷纷为全国方志系统所借鉴。银河galaxy官网

　　年年底，由台湾中兴大学主办的“海峡两岸地方史志、地方博物馆学术研讨会”，系首次把地方志与博物馆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探讨的重要学术活动，因而也吸引了海峡两岸及美国、日本等国100多位来自方志学界和博物馆界的学者代表与会。其主旨便是：“地方史志即是对地方乡土历史教材的搜集、整理、编写、保存等一系列工作，而地方博物馆可透过各种不同的、多样的、特色的题材内容，提供展示、研究、收藏等场所，这二者间皆有其专业的领域与方法，彼此关系密切，在文化意义上则全然相同。”会议交流发表的《大陆地方档案、博物馆与地方志的编纂》（柏华）、《方志在地方博物馆陈列中作用论》（刘炳元）等大量论文显示：无论是方志界还是博物馆界，都已开始意识到，双方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对各自事业都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展览馆是物质与文化展示的重要场所。一般认为，展览馆是18世纪中叶开始在英国出现的以展出临时陈列品为主要内容的大型公共建筑。按照展出的内容，可分为综合性展览馆和专业性展览馆两大类。专业性展览馆又可细分为工业、农业、贸易、交通、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不同类型。

　　展览业是中国社会现代文明的产物。在张謇等一批有识之士的推动下，借鉴西方一些大国和近邻日本的成功经验，以1906年10月在北京开设的“专供陈列中国自制各货，供人观览”的京师劝工陈列所为标志，劝工会、劝业会等各种形式的展览会、博览会在中国工商界开始盛行。如1910年在南京举行的“南洋劝业会”，是清末规模最大的首次全国性博览会。这次展览全部展品约达10余万件，观展约20余万人次，持续了近五个月。全国大部分省份均辟有展馆，包括英、美、德、日等国也有展品展出。专程来华参展的美国实业代表团，还就邀请参加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博览会一事与中方达成协议（后中国政府派团参会，并以获1218项奖而名列各参赛国之首，以约多一倍的数量超过了第二名的日本），从而对中国近现代展览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0

　　另外，通过举办文献展览会展示志书等历史文献，无疑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弘扬方志文化的又一种重要形式。如1936年2月，朱希祖在《史料展览会征集史料启》一文中便曾指出：“故欧洲各国，今皆特设档案馆，且有分设中央档案馆与地方档案馆者，咸分类编目，以待修史之取材，司其事者，类皆为大学校史学主任、教授。吾国人民既鮮重视史料，而国家亦未特设馆使专门人才从事整理，既惧史料之放纷，又悯史学之不振，用特发起史料展览会，以发皇国人之目，使咸注意于斯。”文中还特别说明应征集展示“凡中央及地方所有重要档案，如写本未刊史籍如起居注及一切史稿等、稀见之图籍史志”等等。11在此形势下，上世纪30年代，仅在浙江省举办的便有1936年的嘉兴文献展览会和浙江文献展览会等等。这些展览会在文献征集过程中十分注重突出“地方”特色，志乘史料（包括方志、家谱、碑拓、丛书等）也是其重要的征集范围，且征集手续十分规范完备。如由陈训慈等有识之士发起举办的“浙江文献展览会”，不但制定了“征集展览品办法”、“收发及保管规则”、“管理规则”、“参观须知”等条例，而且出于“周密与便利起见”，还成立各地征品分会，从而保障了地方文献征集的数量和质量，征集成果十分丰硕。据统计，这个展会征集的陈列品达二万余件，除少数为公立图书馆所藏，绝大多数为私人藏品，以至展会已开幕，但应征品仍源源而来。如当年10月，朱希祖就为文献展览会送来了弘治覆宋本《嘉定赤城志》、万历本《嘉兴府志》等12种自藏稀有文献，展览结束后由沙孟海负责寄回。展览会还编制了《展览目录》、《展览图录》和《展览文献之分品提要》等详尽的地方文献编目，每位参观者还发有人手一本《参观指南》。展览期间，主办方还在《大公报》刊载“浙江文献展览会特刊”，编辑出版了《浙江文献展览会专载》以及《浙江文献特辑》。展会共设12个展室，展期18天。尽管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之际，国内形势动荡不安，但观众仍如潮而来，观者达8万人之众，甚至很多观众特地从南京、北平、上海等地自行来杭参观。另外，同期在苏州可园开幕的“吴中文献展览会”，在沪举办的“上海文献展览会”，租借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举办的“广东文物展览会”，等等，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显示了国人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执着热情。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各地经济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一大批建设和发展成就成果开始在各种展览馆展示展出，不仅有效树立了新中国的形象地位，而且也丰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如著名的浙江展览馆，上世纪70年代一度是杭州的标志性建筑，2010年，已被列入历史建筑保护名单，是杭州最年轻的“历史建筑”。上世纪60年代末，为体现思想的伟大胜利，不少省（区、市）纷纷开始建设永久性纪念馆，浙江省革委会也决定建造一个展览馆。展览馆于1969年春动工，1970年9月建成移交，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其中9个展厅总计5000平方米。但当初定位并不清晰，甚至连名称也不叫浙江展览馆，而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简称“万岁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万岁馆”才正式改名为“浙江展览馆”。改革开放后，浙江展览馆的功能迈出了由政治向经济转变的重要一步，开始展销本地有特色的工业产品，如龙泉宝剑、宁波冰箱、长兴紫砂茶壶，杭州的香烟、丝绸、电视机、缝纫机等等，“琳琅满橱，都是紧俏商品。这在商品匮乏的当年，简直是要命的轰动。”而“最富戏剧性的还是三楼：80年代文学盛时，《东海》杂志社就在此办公，举办各种文学讲座，常常爆满；电影兴盛了，放映厅一票难求；电影乏了，又改成舞厅；其间，还办过短暂的溜冰场。国人精神生活的转变，从文化到娱乐，这里几乎是个缩影。”13再发展到后来，浙江省及杭州市一些重要的展览活动几乎都在浙江展览馆举行，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内，它实际上是浙江文化的标志性建筑，是浙江省情的重要展示场所。

　　年9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5周年，上海市有关部门举行了《百舸争流奋楫者先——上海改革开放回顾与展望展览》大型展览并向社会免费开放。展览分为“坚实的步履：解放思想、负重前行”、“奋进的岁月：开拓创新、敢为人先”、“更高的起点：转型升级、勇于突破”、“崭新的征程：锐意进取、再续辉煌”等四个部分，突出展示了历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上海的关心关怀、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和辉煌的成果成就。如以《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迈向21世纪的上海》等一批已经泛黄的报纸、文稿、书籍、文件、会议照片等珍贵史料，以1980年“上海向何处去”的大讨论、1984年上海经济发展战略和浦东开发开放经历的两次讨论、1993年“迈向21世纪的上海”战略研讨、2003年“世博会与推动上海发展”大讨论，以及2010年“十二五”规划大讨论等历次关系上海发展的重大关节点，回顾了上海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同时通过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第一家股份制公司、第一张股票、第一段电视广告、第一家经济开发区等重大史实，通过我国首台45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系统——“海马号”和月球车、中国博览会会展综合体、浦东国际机场、东方梦工厂、上海迪士尼乐园等一批视频实物，向社会展示了近年来上海发展的辉煌成就，并展望了未来的发展前景，展览因此也在社会产生了热烈反响。从当代新型方志馆角度看，它实际就是一个现实版、高水平的综合地情展，完全可为方志系统学习借鉴。

　　城市规划馆一般全景式展示特定行政区域（主要定位于城市）的规划设计、建设方案、发展前景甚至地情概貌等内容。当代新型方志馆在建设时，已注意充分借鉴其设计理念、当代地情展示等内容。

　　如以“规划构筑品质生活”为展示主题，定位为亲民、互动、前瞻“城市窗口”的杭州市城市规划展览馆，总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共分为序厅、“印象杭州”、“解读杭州”和“展望杭州”等三个展厅，设置了城市记忆、名城保护、山水之城、蓝图总绘、和谐人居、品质服务、通达出行、基础命脉、亮点前瞻、城市立方、网络都市等主题展区。馆内大量采用高科技手段，将激光成像、发光地图、电子翻书、虚拟驾驶、历史影片复原、动感踩吧、多通道投影、4D动感多媒体厅、360度环幕影院等现代声光电技术融入多项展示环节，从而使这个馆成为一座集规划展示、科普教育、特色旅游、商务休闲、档案查询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规划馆，成为展示杭州城市形象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总体规划展示区”，通过大型城市模型，运用声、光、电等现代化技术合成手段营造出戏剧化的效果，将城市未来发展的蓝图展现给参观者。在“住宅规划展区”，参观者可通过电子展板，互动触摸屏了解各类住宅规划建设情况，进行规划信息查询。“综合交通规划展区”则全面涵盖了航空、高速公路、铁路、地铁、水陆、城市道路、步行交通、非机动车交通及各类交通设施，参观者也可通过电子展板、互动触摸屏、壁挂模型等手段，了解对外交通、城市交通、交通设施规划。“名城保护展示区”通过“城市记忆”、“名城保护”、“山水城市”等三个篇章，让游客立体感受杭州城市的发展历程，从而全面介绍了杭州城从古至今的形成及在保护老城建设新城中的总体变迁。该馆同时还设有南宋皇城微缩模型展示，让参观者全面了解南宋皇城当时的面貌、皇城历史及现在所坐落的城市位置。4D动感影院则通过三维动画实景仿真投影系统，结合互动模型船以及风雨雷电等装置展现立体效果，以使参观者实现西湖泛舟，西溪漫步、钱江弄潮等著名景点的虚拟漫游。另外，该馆还设置了所属八区五县（市）规划展区，同时还有市民中心、市奥体中心、市国际博览中心、杭州国际会议中心等城市重大建设项目的相关规划展示。当然，从方志馆角度看，两者也有不同之处：一是城市规划馆往往重点关注的是城市、城区，较少涉及农村；二是城市规划馆多涉及现当代内容，较少涉及一个行政区域历史演变过程和发展脉络；三是城市规划馆多用电子沙盘、多媒体等现代化展示手段，较少涉及实物。其实这种差异也为当代新型方志馆的错位发展留下了独特的建设空间。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所建的党史展览馆、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公益性文化场所，一般以当地党史、近现代革命史等为主题、主体和主线，以大量的人物事迹、文物实物为媒介，来反映特定行政区域特定时期的历史发展变化。因其主要从一个侧面集中反映了一地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发展变化，因而与方志馆的地情型主题同样有较多融合之处。

　　如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系国家一级博物馆、4A级旅游景区），便通过珍贵历史文物、油画、场景、多媒体、幻影成像、超现实仿真雕像等传统和现代化多种手段，展示了中国从苏区反“围剿”斗争，到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第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辉煌成就，向人们昭示了“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的艰难历程。但各级各类党史展览馆、革命历史博物馆与方志馆所不同的是：一是其展示和介绍所涉及的时间期限相对较短，一般都是以中国成立90多年的历史为限，或按中国近现代史范围适当延伸，而方志馆往往要反映一地自历史发端起的漫长历程；二是与此相应，它所反映的内容面相对较窄，一般也不涉及中国古代等更多的历史内容。这同样是由其自身性质所决定的，同样也为当代新型方志馆的建设留下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