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五千年的历史，社会走向成熟的标志就是国家以及政权的建立，自夏朝国家建立开始，各项制度趋于完善，社会进入高速发展建设时期，对人才的培养也成为了当时统治者所极力追求的一方面，这种培养一直持续到了封建社会。

　　自秦朝开始，中国社会变为了中央集权制度，中央对广大领土的管理难度增大，不再由皇帝一人负责统筹兼顾，应社会需要，朝廷开始从地方上选取高端人才组成国家官僚机制，大到中央，小到地方，各大人才都通过筛选产生。

　　从最初的察举到后来的科举分科，人才甄选制度越发完善，对于社会上广泛的学子来说官学的门槛比较高，多数人不具备进入官方学府深造的条件，而地方私学的教育水平低下，不能满足人才选取所需。

　　这就导致广大学子多数处于一种被架空的状态，基于这种情况，古代社会产生了一种书院制度，直到当代依旧存在较高的价值。

　　书院这种介乎于私学和官学之间的学习机构在封建社会早期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尚未得到朝廷或官方承认，并没有明确的称呼。早年的朝廷也对这种组织保持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直到唐朝的时候。

　　因为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越来越多的举人和学子开始通过科举考试涉足政治，这样一来，国家官学与地方私学的弊端就更加容易暴露，所以更多的人愿意加入到没有被朝廷正面承认的书院中去，这种大群人才的指向性引导，其实对国家是有好处的。

　　它让唐朝上下层的教育状况逐渐趋于公平化和普及化，让更多人有了参与科举考试的机会，所以在其普及之际，朝廷并未出手阻止，反而是帮助其走向正规化。

　　唐朝开元11年的时候，朝廷主持修正了集贤殿书院，主要职责是“执掌古今之书籍，以辩明国安邦之大典，对天下图书之古迹，以及贤才之隐滞，承旨而追求之”。

　　这是唐朝国立的第一个书院，通过对其职责的探究也可以知道它的两大作用：第一点就是笼络古今的重要藏书，以做收集；

　　第二点就是通过高数量高质量的藏书，发现隐匿在天下之中的人才，从这方面看，朝廷书院与地方书院的职能存在一定的不同，但起码书院这个机构在唐朝时期得到了国家的承认。

　　唐朝后期，地方上开始出现了官创和私创书院，官创书院与国创书院的职能类似，但私创则是专门提供给读书人私人使用，多设于山林，寺院，村野等安静的场所，主要以读书为主，还附带有讲学的行为。

　　只不过收徒讲学的时间较少，而读书的时间较多，从唐朝时期书院的总体走向来说，无论是官方的书籍搜集，还是私人的辅之以讲解，都只是书院的雏形而已。

　　在南唐时期，书院已经开始向正规化迈进，因为官方对各大书籍的垄断，地方上的书院开始把讲解放在首位，并且主要讲解者都为德高望重且具有真才实学的朝廷返乡官员。

　　比如南唐的白鹿洞学馆，就是当时最典型的书院，其主要讲解员乃是当时的国子监教授李善道，此地后来经过发展被直接命名为白鹿洞书院，成为了后来私人聚集讲学的典范，到了北宋时期，书院制度已经发展成为当时的典型。

　　在宋朝统一北方之前，当时的社会已经形成了东南西北四大书院，只不过尚处于战乱之中，所以从学习和讲解的成员并不是很多。

　　而在北宋建立初期，由于并未实现全国性的统一，加之以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冲突不断，导致当时的朝廷将重点放在了军工和防卫上。

　　这就导致当时的朝廷没有精力对文化和教育等方面进行完善，因为国家财政全都运用于军事，并没有投资教育的钱财，导致原本可参加官学的举人们无学可上，因此，一批私人创办的书院式教学很快出现并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这种底层经济较为富庶的一批人所创建的书院，不但解决了广泛学子们的求学问题，也填补了北宋建立初期在教育方面的缺失，这种多方获利的举措在北宋走向稳定之后得到了国家的支持，进一步推动了书院的创立。

　　根据统计，北宋时期全国的大规模书院就有37所，与唐朝时期的不同，北宋时期的书院主要任务就是讲解和学习，将书籍收集等放在了次要位置，而后续重文轻武的南宋，更是将书院制度直接发展到了极端鼎盛的时刻。

　　不但扩大了书院的规模，甚至还将原本的散漫制度更加严密化，相比于北宋，南宋时期的书院数量有了质的飞跃，增加到了136所。从总体上来讲，已经稳稳超过了当时的官学，不仅是当时的都城，各大地区都有其地方所属的书院。

　　但到了明朝时期，书院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回落，当时的统治者重新审视了官学的正规性，开始加强对官学的重视，并未考虑书院教育的发展，所以此时地方乃至中央的书院，都经历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沉默时期。

　　直到正德年间，心学代表王守仁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表明当代之学子，是遍及各地各方的，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进行所谓的官学学习，并结合官学现状分析了书院的重要性，书院之风，开始在明朝再次兴起。

　　根据当时的记录，明朝时期的书院达到了1200所以上，并且有百分之90以上都是由国家开办的学习场所。这就说明，王守仁所引起了书院社会舆论让朝廷不得不重视并重新启用书院，规模上也要比此前宋朝的大出许多。

　　明朝之后的清朝，作为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书院制度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担心地方上放任的书院教育所传达的思想不利于清朝政府的统治稳固，另一方面因为没有找到更适合的人才选拔制度又不得不维护这种书院制度。

　　最终，后者战胜了前者，清朝统治者决定用书院来继续进行对子民的教育，顺治时期，开始对各地的书院进行修复，雍正时期进行大规模的书院建设，全国书院数量达到了两千以上，直到乾隆时期，为了中央集权的强化，将书院的权力收归中央。

　　根据当时的规定，乾隆时期书院的经费，场地，教学内容都是由国家进行规定的，在建制上已经等同于官学，至此，书院这种自由教学和授课的形式正式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无论对于古代还是当代来说，官学统治下的教育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弊端，那就是目的性太强，以科举为例，最终的考试目的就是为了入朝为官，文举与武举的考题都是为了最终的官员选拔而设定，这同样限制了学子们的学习内容。

　　在官学中的学习方面，只是为了应试所需而进行专项学习，对其他内容则是不闻不问，这便是所谓的“寒窗苦读”，这是当时国家最高学府所创立的初衷，相比之下，书院教育则不同，它所强调的不仅仅是应试所需，而是学生的多方面获得。

　　比如书院教授老师在村野间摆设学堂的时候，不仅仅会着重讲授书本上的知识，往往还会传授一些农耕技术等能够实际作用于生产生活中的技能，这是当下学府所需要真正学习和践行的。

　　从上述教育向官僚专业化的转变我们可以知道，随着古代官场的需要，教育逐渐走向功利化，这种学习模式很容易造成学生精神世界的日益浅薄，而书院体系则是能够很好地填补这一方面的空缺。

　　比如官方传统的教学之中，只强调学习什么样的知识到极致，就可以通过国家考试入朝为官，但并未强调在为官过程中一个人所需的品行道德以及应该出现的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官员往往会在官场之上被利益所诱惑做出一些不道德的事情，比如贪污受贿，栽赃陷害，以及为了追求官位的提升而不择手段等等，这种机械化的培养模式之下所选出的只是一群不会变通的乌合之众。

　　书院教育则不同，它在强调知识传授的同时往往注重道德习惯和自身的品行法人培养，比如强调为官的公正廉洁性，对待他人的真诚性等等，这些都是当时的官学所做不到的。

　　另外，书院教育具有官学所不具备的自由度，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偏向在书院之间自由选择老师，这种尊重学生自由选择的优点也是当代教育可以借鉴的地方。

　　从总体上来看，古代的书院教育虽然经历了如此的崎岖坎坷，但其自身的优点也是在逐步完善之中的，甚至在后来有了官学都无法替代的优越性，对于当代来说也存在很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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