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的，是许院士对后生晚辈的关怀、鼓励与期许，以及我骑机车回家时头顶辣的台北秋阳。

　　二○二四年国际汉学界的大事之一，就是中央研究院的许倬云院士，获得第六届唐奖汉学奖的殊荣。在得知许院士获奖当下，身为后生晚辈，心头涌起犹似「与有荣焉」的兴奋之情。

　　唐奖汉学奖得主揭晓数日后，《联合文学》来信邀请我透过网络平台，越洋专访旅美的许院士。接到任务，我随即草拟题目，盼望藉由这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再向许院士求教治学之道。

　　不过，由于许院士年过九秩，无法长时间受访，所以，编辑群决定改变企划方向，希望我以后学的视角，略谈许院士对我治学生涯的影响。

　　二○○五年，我考上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班，随后，便决定以中国上古史作为研究领域。在大学与硕士班期间，我与大多数历史系的学生一样，都曾拜读许院士关于中国上古史的经典论著，诸如《西周史》、《求古篇》、《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等。

　　作为刚入史学堂奥的小学生，我发现，许院士在书中除了大量引用传世史料，更兼采甲骨文与青铜器铭文等出土文献，甚至包含丰富的考古证据。整合多元学科、资料与方法的研究取径，让当时学历尚浅的我大开眼见，益发点燃我研究中国上古史的兴趣。

　　二○○六年秋季，时任台大历史系主任的吴展良教授，特别邀请许院士回到母系，开授「中国文化教研专题讨论」。

　　这门课程的授课方式相当特别：每周安排两位修课学生，报告研究心得；然后，许院士根据报告内容展开讨论；下午，许院士再与报告学生单独面谈，提供建言。当时，我才刚升上硕士班二年级，得知许院士的开课消息，为一睹大师风采，迫不急待，立即选修。

　　于是，我终于有幸，在课堂上做完口头报告后，私下就教于许院士。许院士当时上课内容的录音档案，后经整理，出版为《傅钟回响——许倬云先生台大讲学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二○○八）。为了撰写本文，我又重新翻看此书。

　　发表小论文当天的情景，历历在目。在正式上课之前，吴主任报告一则不幸的消息：原来许院士来校之前，在家因故跌倒！尽管脸上带着瘀伤，他仍坚持到课，要听报告，要带讨论，只是下午的面谈暂缓。

　　突如而来的意外，让我十分担心许院士的身体健康，但同时我也非常感佩许院士信守承诺的处世之道。尽管，他得面对自己身体的不便，但我仍记得，许院士授课时的目光，炯炯有神。

　　当日，我与另一位也对中国上古史与考古学有兴趣的黄同学，先后报告初步的研究心得。黄同学的题目涉及商末周初北方草原地带青铜器的起源，我则讨论商代早期四座城市遗址发现的墓葬。重读自己十多年前的课堂报告，不禁汗如雨下。不过，如今回想起来，还是非常感激当年许院士愿意花时间，对两位初入学海的毛头小子，亲切提点。

　　老实说，若只凭借漶漫模糊的记忆，我只依稀记得，许院士在课堂上，肯定我俩利用考古材料来探索中国上古史的方式。不过，现在重读《傅钟回响》，才惊觉当年许院士的提示，有些观点，早已内化为自己治学的基本态度，犹如他亲手种下的种子，渐渐成长茁壮；但有些想法，对今日正在研究材料中打转的我而言，犹如振聋发聩。

　　第一，许院士强调，研究中国上古史，必须「左手抓文献，右手抓考古，不能只抓一边」。相对于流传千年但数量有限的传世文献，地下挖掘且层出不穷的考古材料，包括考古遗存与出土文书，极大拓展了当代学界对于古代中国的认识。

　　今日，研究中国上古史必须兼采文献纪录与考古材料，已是普通常识。但是，究竟该如何合理使用这两类截然不同的证据，进一步重建中国上古史，则是学者共同面临的基本问题。文献的特色，在于透过具体的文字，生动记录历史事件的细节；不过限制在于，记录者在书写当下有其主观想法，此外，文字记述大多非常零碎，而且经过长期传抄，判别真伪实属不易。

　　考古的特色，在于材料是数千年前实际使用的物质遗存，数量庞大；然而限制在于，尽管经过长年发掘，但出土遗存的数量，与古代相比，仍如沧海一粟，再者，考古材料仅能反映古人真实活动的极小部分，而且研究者对于材料的整理与分析亦带有主观色彩。

　　从许院士历年发表的论著可知，他非常清楚上述问题，但仍强调兼采文献与考古研究古代史的重要性。至于该怎么用，则仍是研究者如我辈还在尝试摸索的努力方向。

　　第二，许院士指出，「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组织，跟它们之间文化圈与文化圈的关系，是很不一样的。」换句话说，文献记载所呈现的政治组织，与考古材料所建构的考古学文化，两者概念有别，应该审慎区辨。此一观点极有见地。传世文献清楚记载不同国家、朝代与族属的名称，诸如夏、商、周、晋、秦、楚；考古材料则透过出土遗存（特别是陶器）的类型学分析，建构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诸如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与小屯文化。

　　然而，这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是否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呢？王明珂院士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曾经指出，自认属于相同组织的人群，可能使用截然不同的物质文化；相反地，使用相同的物质文化的人群，却可能分属不同的群体，甚至彼此为敌。其实，两位院士均表达相同观点，这也正是我在处理考古材料时的基本态度。

　　第三，许院士也提到，研究中国考古学时，「单单看画的图是没有感觉的，一定要拿手摸，摸了才有感觉。」许院士的学术背景，是分析文献的历史学。但由于他有许多亲身走访考古遗址、接触考古材料，与拜访考古学家的经验，因此，许院士清楚认识到，研究中国考古学的「感觉」很重要。这也是自己治学的切身体会。

　　我运气很好，硕士班唸的是历史学，在美国攻读考古学的博士学位，因缘际会，也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参加考古发掘工作，并大量上手目验研究材料。由于亲自参与发掘，并到不同的遗址考察，也才逐渐体会许院士所谓的「感觉」为何，并从「感觉」中提炼出研究的想法。

　　打个比方，不曾用滤杯手冲咖啡的人，虽然可以「听闻」他人的经验分享，不过，亲身实践才是明了箇中奥妙的不二法门。「读万卷书，行万里银河galaxy官网路」，虽然有时艰辛，但也乐趣满满。对我来说，这是研究考古学的迷人之处。

　　回顾许院士当年对我与黄同学的提点，他反覆强调，要从宏观的视野，重新理解中国上古史：

　　你们两位做上古史，要能宏观地看变化过程。看它本身及天然条件，以及其他许多条件，是如何共同配合成一个功能结构（functional structure）……千万记住：中国大得很，它不是固定的，是分的、变的。做古代史，不能把中国看成一盘棋，它有无数盘棋。

　　阅读这段话，于我心有戚戚焉。作为一名资历尚浅的上古中国研究者，近来，多低头埋首于具体材料的分析，也试图透过个案研究，厘清针对材料本身的种种问题。不过，除了基础研究，我实在很少抬头仰望星空。

　　扪心自问，一方面，该如何在大历史的脉络中，合理诠释考古材料所反映的现象？另一方面，自己初步的研究成果，又该如何回应中国上古史研究的重大问题？

　　课堂报告结束后，许院士随即返家休息。不过，他却约黄君与我，数日后到他在光复南路的住所一谈。我俩依约赴会，惴惴不安地按了门铃。打开门，我看到许院士坐在桌旁，瞇着眼睛，满脸笑容，挥手招呼，示意要我们坐在他身旁。

　　还记得的，是许院士对后生晚辈的关怀、鼓励与期许，以及我骑机车回家时头顶辣的台北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