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做好三年多抗疫斗争的历史叙事研究，需要加强精神和文化价值等方面的研究，彰显中国人民顽强的生命力、深厚的凝聚力、坚韧的忍耐力、巨大的创造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时强调：“我们动态优化调整防控政策措施，较短时间实现了疫情防控平稳转段，新冠病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经历了极不平凡的历程。倍加珍惜我国疫情防控来之不易的成果，需要正确看待和书写三年多抗疫斗争的历史，讲好中国抗疫故事。中国有着绵延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也有着汗牛充栋的史学典籍。我国古代有很多关于瘟疫流行和应对的历史记录，这些关于瘟疫的历史叙事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看待和书写三年多抗疫斗争史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我国古代很早就有关于瘟疫的记录，大多散见于政书、实录、官方或民间史志、档案以及医书、文集、笔记、小说等多种史料中。依其内容，大体可分作两类：其一，主要集中在正史、方志等文献的“五行志”或“祥异”等条目下。记录文字大都凝练简洁，往往只有“某年疫”或“某年某地大疫”等寥寥数字，方志中偶有较为详细的叙述。其二，众多文献中大多涉及应对瘟疫的举措，包括设局诊治、施医送药、刊布医方、设置留养机构和隔离场所等。此外，与个人卫生相关的日常习俗、预防养护以及中国医学的发展等也是重要内容。这些历史叙事，阐扬不畏传染、勇于救治的英雄义举，彰显孝道伦常等道德力量，也告诫世人节制顺时、修心养身以护卫身体。

　　近代以来，医学界有部分学者利用上述史料初步探索瘟疫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例如，陈邦贤所著《中国医学史》，范行准所著《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中国医学史略》等书，对温病学以及鼠疫、天花等疫病历史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且多有创见。20世纪末至今，随着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的日渐兴起，历史学界也逐渐介入到瘟疫历史的研究中来，同医学界共同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其中既包括一些学者对中国古代瘟疫流行状况的史料整理和归纳，也有海内外学者关于瘟疫流行、民众认知、社会应对及其演变等方面的具体研究成果问世。总体来看，这些研究都基于史料的梳理与比照，重点关注瘟疫的历史演变以及防疫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中国古代关于瘟疫的历史叙事，注重涵育中华民族精神、完善社会价值体系和道德秩序。这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看待和书写三年多抗疫斗争史具有借鉴作用。

　　民族精神不是一种静态的存在，而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伴随诸多历史事件而不断构建和发展的。中国古代关于瘟疫的历史叙事注重彰显中华民族精神，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推动仁爱思想的发展。历代对于瘟疫的应对，从积极的方面讲，都反映出以“仁爱”为核心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这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第二，强化贵德求实的精神。古代瘟疫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诸如违背人伦置病人于不顾、忽视道德弃尸体于草野等行为均遭到古人的严厉批判，由此促进了“养病坊”“漏泽园”的设立，这一过程对贵德求实精神有着重要的强化作用。第三，推动自强不息和恻隐悲悯精神的生发。在中国古代关于瘟疫的记录中，屡见地方士人不顾疫病传染的风险，坚持赈济灾民并积极参与瘟疫救治，史书也大力褒扬这种自强不息和恻隐悲悯精神。第四，激发家国情怀。在历史发展中，卫生防疫成为关乎国家发展、民族存亡的大事。疫情的发生和应对也促进了国人的民族认同和家国情怀。第五，催生和促进了节制顺时的精神。若将瘟疫与医疗联系在一起，可明显感受到传统医疗与养生中的节制顺时、讲求平衡等观念已成为国人普遍认可的生命观念和文化习惯，逐渐内化为民族精神。这些方面的精神不断丰富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推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

　　中国古代关于瘟疫的历史叙事，对社会价值体系和道德秩序的构建也有促进作用。中国古代关于瘟疫的历史叙事，对不畏疫病传染、积极救济民众的义举大加赞扬。同时，也通过对瘟疫成因的解读，促进人们不断反躬自省，以求得社会秩序、道德秩序的稳固。此外，在中国古代民众对瘟疫的认知中，多认为邪不侵正，若身体正气充盈自可抵御瘟疫侵袭。因此，如何保养正气、护佑生命就成为中国古代关于瘟疫叙事的又一重要内容，主要强调日常生活中饮食、环境及个人行为等方面的禁忌，无形中逐步建构起民众的行为规范和生活纪律，这也有助于社会价值体系和道德秩序的构建。

　　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历史能够起到镜鉴作用，建立在人们能够正确认识历史的基础之上。我们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认识中国古代关于瘟疫的历史叙事，特别是要将这种历史叙事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考察，把握其脉络与逻辑，做好抗击疫情的历史叙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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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对历史的研究和认识，需要加强跨学科探索。近代以来的分科治学传统有其积极意义，但也使得各学科之间形成较为明显的壁垒和隔阂。如果仅仅以单一的学科知识和视野来研究历史，研究结论则容易失之偏颇。早先的瘟疫史、医疗史研究，主要由医学专业的相关研究人员来开展。20世纪末至今，历史学界逐渐介入到该研究领域中来，并在一些学者的倡行下努力打破藩篱，同医学界积极开展合作与交流。跨学科的研究理念不仅拓展了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而且在交叉融合中创新了研究方法、深化了历史认知。对于瘟疫史、医疗史研究而言，研究者应努力跨越学科边界，促进史学研究方式方法的更新，以期在融汇整合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研究成果。比如，引入社会文化史、知识史和全球史等新兴的研究理念和方法，更好理解历史上疫病及其应对的效果与影响。

　　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加强对中国古代瘟疫历史的研究，就会对中国古代关于瘟疫的历史叙事有更加客观的认识。从我们今天的视角看，中国古代关于瘟疫的历史叙事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但其注重涵育中华民族精神的传统无疑是值得借鉴和发扬的。恩格斯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这种“补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体现为民族精神的升华。在三年多极不平凡的抗击新冠疫情实践中，14亿多中国人民坚定信心、迎难而上，与病毒苦战鏖战，构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医务人员白衣为甲、逆行出征，党员干部带头拼搏，人民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公安民警奋勇当先，科研人员奋力攻关，社区工作者坚守防控一线，快递员冒疫奔忙，志愿者无私奉献……亿万中国人民或向险而行，或默默坚守，生死较量不畏惧、千难万险不退缩，迸发出万众一心、攻坚克难的磅礴力量，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把中华民族精神提升到新的高度、新的境界。做好三年多抗疫斗争的历史叙事研究，应注重涵育民族精神，加强精神和文化价值等方面的研究，彰显中国人民顽强的生命力、深厚的凝聚力、坚韧的忍耐力、巨大的创造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